刷新出土瓷器記錄，再現七百多年的“土地證”

作者：卜丁

一些看似普通甚至“破碎”的文物，其背后也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故事。在西安博物院舉辦的“探長安——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30年考古成果展”中，來自趙氏家族墓地的3件器物，如同打開一扇通往元代歷史的大門讓觀眾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的風貌。

刷新出土瓷器記錄

此次展出的展品中，來自趙氏家族墓地的器物有3件，其中天藍釉碗和青釉碗雖歷經歲月的洗禮，仍保持著較為完整的形態；還有一件藍釉盤，盡管看似滿身傷痕，卻在修復師的巧手下重獲新生。

“修復的意義不僅在于恢復文物的外觀，更在于傳承傳統技藝”。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朱連華，是趙氏家族墓的發掘領隊，他在采訪中提到，趙氏家族墓位于西安曲江新區雁展路南側，最初以為只是明清時期的普通墓葬，后來發現了白瓷、青瓷，甚至還有三彩器、壁畫。

“誰也沒想到，發掘到最后，這處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僅瓷器就有來自南方的湖田窯、龍泉窯，來自北方的鈞窯、霍州窯和陜西本地的耀州窯等多個窯，這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陜西元墓出土瓷器數量最多、窯口最豐富的一批。”可以說，刷新上世紀50年代以來陜西元墓出土瓷器的記錄，墓志和買地券的年代界定，更使得這批瓷器具有了較為精確的標型器意義。

這其中也有不少保存不太好，甚至破損嚴重的瓷器，修復它們倒像是在發現一段段被時光掩埋的故事。“修復工作本身是一個漫長且復雜的過程，將混雜有多件器物的千塊碎片從發掘現場挑選出來，分類、清潔、晾曬并復原到原位，粘接固定，這個過程持續了一年多。”談到當時的修復，朱連華眼中泛起光芒。

“比如，展出的這件雙魚紋盤，出土時呈破碎狀態，邊緣釉色附著性較差，甚至有剝落現象。但它的紋飾和色澤很漂亮，很具有代表性，特別是它盤底的雙魚圖案很生動，這種形象在宋元時期的瓷器上很流行，寓意美好。”

當被問到為啥選這3件器物參展時，朱連華介紹，從趙氏家族墓中選出的這3件瓷器，有青釉、藍釉等不同顏色和類型的瓷器，這在關中地區的元代墓葬中并不罕見，且有一定規律性，代表趙氏家族瓷器中的精品，或者是最能體現當時瓷器制作技藝和審美風格的器物。

除了展出的這3件瓷器，趙氏家族墓還出土了梅瓶、玉壺春瓶、碗、盞、盤等30余件瓷器，有茶器、酒器等，這其中大部分是實用器物，而且使用痕跡很明顯。

“貫魚葬”布局較少見

“這幾件瓷器本身，相比其他具有唯一性、罕見、獨特性的器物相比，可能普通一些，但‘器以主為貴’，這些器物的主人可不一般。隨著發掘的深入，發掘團隊發現，這處墓葬不止是家族墓這么簡單。”朱連華回憶，它的葬式也很特別，是呈南北兩行，由西北至東南依次排列的一組共9座墓葬，與史書中記載的“貫魚葬”十分相似，這是文獻中記載的特殊葬法，在陜西元墓中發現較為少見。

“貫魚葬”也稱昭穆葬，是一種流行于黃河流域的家族墓地排列方式。這種葬法的名稱來源于《重校正地理新書》中的描述，該書記述了家族墓地排列的8種方法之一。

這種葬法的特點是，在家族墓地中先葬者位于左側，后葬者位于右側，形似貫魚之形。在北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官方修成的地理書《地理新書》中，反映的五音姓利說，即根據金、木、水、火、土五行和宮、商、角、徵、羽五音來確定墓地的方位和排列方式，“貫魚葬”與五音姓利說思想有關。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劉未曾撰文認為，五音墓地的昭穆貫魚葬排列是以墓園為單元，49穴方格網是規劃墓地的基本依據。在北宋皇陵、南宋皇陵、河南安陽韓琦家族墓地等宋元時期五音墓地的考古實例中，說明昭穆葬與貫魚葬新作一墳的方位，看起來不同但又整體上屬于同一原則，都是將新墓園安排到舊墓園的左前方，形成雁翅狀斜向排列。趙氏家族墓的排列正是采用這種特殊葬法。

朱連華推測，宋代常見的五音墓地埋葬在元代得到了延續，即使在元朝這個由蒙古族建立的朝代，漢文化依然有很深的影響，尤其是在陜西這樣的漢族文化核心區域。

不僅如此，趙氏家族墓是繼2009年發掘的元劉黑馬家族墓之后，陜西地區元代家族墓地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是陜西目前僅有兩處保存完整的元代家族墓之一。而且從趙氏家族墓地西北部的M45到東南，時代逐漸推移，墓地起用于元世祖至元四年，按照排列順序推測，這里安葬趙氏一家4至5代，延續時間基本貫通整個元代。

七百多年的“土地證”

在趙氏家族墓地西北部的M45號墓中，朱連華的發掘團隊還找到一件朱書“買地券”，相當于今天的“土地證”。

“買地券”的歷史可追溯至漢代，這種形似契約的文書，主要功能是象征性地為死者在陰間購置土地，以確保其在來世的居住權。“買地券”通常詳細記錄土地的位置、范圍、價格、買賣雙方等信息，反映古人對死后世界的想象和對親人的紀念。

“買地券”包括鉛、玉、磚、石、鐵、瓦、木、紙等眾多材質，趙氏家族M45出土的“買地券”為磚質，雖經歲月侵蝕文字漫漶不清，但依然可以大致識讀出墓主人為諸路質子千戶趙伯杰，他葬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

而在墓地中部的M44號墓，則出土一合墓志，上面銘刻著“元故興平尉趙公墓銘”。據墓志記載，墓主名趙鎬，為興平縣尉，卒于延祐庚申夏（1320年），其祖父趙伯杰，父趙仲榮，子趙睿。

除“買地券”外，該家族9座墓共出土500余件（組）各類型的隨葬器物。其中以陶明器為大宗，主要包括仿古陶禮器、日用生活明器和陶俑3大類，它們如同生活的縮影，展現元代生活風貌。

作為元代西安城中趙氏一族家族興衰史的見證，成為研究元代關中地區中下層官吏階層的思想文化與喪葬習俗的可靠實物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