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帝國”的虛假繁榮

明天就要過年了！比較好的單位該發年終獎了，大家都很關心到手的銀子有多少？當然，錢包的大小取決于老板手里的銀子有多少。今天我們就來說說大明帝國老板手里的銀子有多少。

我們總是說，崇禎一朝，敗在財政危機。賦稅不足國家財政運轉不開，軍餉匱乏，所以既滅不了匪也平不了遼。

這話既對也不對，崇禎一朝的財政確實很艱難，年收入常常不到500萬兩白銀！僅遼餉就高達400萬兩，更不用說練餉，剿餉，帝國財政長期處于赤字狀態，軍隊經常嘩變！另一方面，崇禎一朝，富得流油！在1590年—1644年的54年間，通過美洲—西班牙—菲律賓—中國這條路線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達到4620噸，僅在1631年（崇禎四年）一年間，這條線便向中國輸送了高達1400萬兩白銀；崇禎一朝十七年，日本每年有75噸白銀流入中國！這足以證明，明朝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

這是咋回事呢？

不要捉急，聽我慢慢道來！

天啟到崇禎 國庫收入銳減

明末缺軍餉，這個問題貫穿崇禎朝始終。李自成奪取北京后，在國庫及內帑（皇家內庫）里沒有搞到銀子，就把大棒對準了崇禎朝的大臣們，他搞了個“比餉鎮撫司”，把崇禎的大臣和富民都抓過來狠狠拷打，逼他們出錢助餉，最后，竟拷打出7000萬兩銀子。這些人的銀子又是哪里變出來的呢？

讓我們來看看崇禎朝的財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從天啟元年的財政說起，就是崇禎他哥朱由校當皇上的時候，年稅收986.1萬兩白銀（含軍費）+漕糧400萬石。明代買一石大米需1兩銀子，漕糧換算成白銀等于400萬兩白銀，也就是說，天啟元年的國家稅收是1386.1萬兩白銀，等于現在多少錢呢？

要倒騰兩下，先把銀子換算成購買大米的價格。?萬歷年間?一兩銀子可以購買一石（188.8公斤）大米，2020-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大米平均零售價浮動在5.00-7.00元/公斤上下，取其中間值6元/公斤，一兩銀子相當于今天的1133元。可算出天啟元年的財政收入是157.05億元人民幣。

天啟元年是公元1621年，與之相近的是1653年英國議會的財政收入為600多萬英鎊。按現在價值及匯率，1653年英國的財政收入相當于11.75億元人民幣；1620年，法國的財政收入是3100萬里弗爾，1里弗爾換成人民幣大約是1200元，即相當于372億元人民。說明大明遠比英國富有，遠遜色于法國。

根據剛剛出爐的數據，202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219702億元，我們目前的人口是140967 萬人，是天啟元年5165萬人口的27.29倍，以之乘以天啟元年稅收，可達4285.89億元。對于農業國家是個了不起的數字！

（“天啟元年，戶口983萬戶，口5165萬，田地743萬頃，田賦米2149萬石，麥430萬石.......浙江，南直隸解運北京太倉325萬兩白銀，銅錢3100萬文，漕糧400萬石，北直隸和山東3府解送兵部120萬兩白銀，另各省解送新兵軍餉白銀538萬兩。”）

然而，到了崇禎朝，年財政收入竟然銳減到500萬兩白銀，比天啟朝下降了64%以上！

除了崇禎苦命，在位17年期間有14年是遭遇大災及瘟疫之外，還有什么原因導致了帝國收入銳減呢？

這首先，就得談一談東林黨的“功勞”了。

東林黨愛國保國就是不納稅

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商業稅），是東林黨的三項具體主張。平心而論，東林黨人的確遭受了閹黨殘酷迫害，但不意味著東林黨人所做全部絕對正確。

相反，東林黨人是以嚴厲，恪守規矩教條著稱，繼承的是明代狷介耿直的名士傳統，從方孝孺開始，到大禮議事件被廷杖杖責了一百多人（杖斃十幾人），干涉萬歷立儲、福王莊田，到萬歷一朝，文官集團足以與皇權抗衡。東林黨又以清流在歷史上聞名，明朝規定“公論付之言官”，即有爭議的事情，則交給言官去定奪。顯然，這是很難拿捏的，也不公平。無論李成梁、熊廷弼、李如松、李如柏、袁崇煥、還是盧象升、孫傳庭都備受言官（清流）之苦，絕大部分人送命與言官脫不了關系。

前兩者不展開說，反對收取礦稅（商業稅）則有很大爭議。

萬歷四十年不上朝，帝國依然正常運轉，“萬歷三大征”都打贏了，這可不是因為文官集團英明，而是因為三大征不缺軍費。軍費不缺，第一歸功于張居正改革，其次很大程度上是依仗礦稅而來。

張居正的改革，簡而言之，重新清丈土地增加了稅收，還向全國推行了一條鞭法，就是把所有的農業稅都統一成一樣，即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并且由實物稅改為貨幣稅，也就是折合成白銀，按畝折算繳納。這樣一來，大戶負擔多一點，小戶就減少一點。因此，一條鞭法的推行，對緩和階級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有利于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萬歷皇帝

至于萬歷開立礦稅，按柏楊的說法，萬歷是小農（母親是小農家庭）的兒子所以貪婪，這未必準確，畢竟萬歷是長于宮廷的皇子。

李三分析，他即位頭十年，辦個燈會修個宮殿都要報張居正批準，最后根本不批準，就是吸取了這個教訓，戶部的銀子，皇上若直接動用，確實需要經過內閣層層批準。但是動用皇家內帑（小金庫），是不需要內閣批準的。這有點意思，是不是有點像英國王室，動用錢財需要國會批準，有空再研究？總之，明朝自嘉靖以后，文官集團以及言官集團，與皇帝一派形成了兩股勢力，相互牽制相互制約，總之，誰也不能把對方徹底干趴下！

礦稅是明朝萬歷年間開礦、榷稅二者的合稱，不是明朝原有的礦稅。萬歷二十四年，萬歷皇帝為了增加宮中的收入以應付日益龐大的內庭開支，開始派遣太監采礦。一開始只是在直隸，很快就遍及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陜西等處。苦心經營，萬歷積攢下高達三千萬兩白銀的內帑。沒有這部分內帑，不僅山海關守不住，就算一個小小的奢安之亂都能要了明朝的命。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礦稅還是延續了明朝二十余年國祚的。

由于管理外庫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礦稅，只收農業稅（用現代財務話術表達，即戶部沒這套系統，沒法做賬），萬歷便把礦稅收到內帑（皇帝內庫）。而實際上，“萬歷三大征”所用的錢，正是內帑的礦稅、工商稅。

天啟一朝，國家運轉如何？確實，滿地魏忠賢生祠，阿諛奉承當道。但是從邊防戰績看，明朝軍事并不弱。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除了農民之外幾乎不用交什么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昂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么辦！？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手了。怎么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的后臺依托（江浙富商）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魏忠賢執政幾年，堅定地延續了萬歷朝礦稅政策，堅持向中產階級、富裕工商戶和礦主征稅，使帝國不至于被農業財政拖垮。

崇禎上臺東林黨復振

崇禎上臺重用東林黨，撤銷了礦稅礦監，并且加征遼餉、剿餉、練餉這三餉，這一聽就不對，取消了常設的稅收制度，反而用了臨時的征收餉銀政策，說明崇禎皇帝對于財政完全是外行。

東林黨反對向士紳納稅，反對向商人手工業者和礦主納稅，表面上看很清高，對錢避之不及，要求皇上取消苛捐雜稅，如同清邁諸公一樣正義凜然。實際上一方面巧妙地使東林黨及背后江浙財閥得以免稅，一方面使得使帝國財政匱乏。國家財政吃緊，遼餉練餉入不敷出，軍費壓根湊不齊，官軍剿滅流民軍之后，根本沒有軍餉發放，于是干脆也加入到了流民軍行列，這是流民越剿越多的原因之一。 　　 　　 　　

東林黨人更有致命的毛病，自詡忠臣圣徒，為國為民赤膽忠心。絕不能和敵人談判，否則就是“秦檜”；還要減免賦稅，不能讓皇帝當橫征暴斂的暴君。這兩下，一左一右給了剛上臺的崇禎兩記致命的勾拳。

不能談判不準開市做生意，皇太極只能隔一段時間到關內打草谷；不能談判，導致流民軍不斷壯大；減免賦稅，造成國家財政不足，付不起軍餉，軍隊不斷叛逃成為新的流民軍，造成“崇禎死彎”。長期的天災瘟疫之后國家又無力救濟，饑民流民更加如野火春風，燎原之勢。

最典型的例子，是兩員大將的親身經歷。

袁崇煥

第一是袁崇煥剛剛上任薊遼總督后，首要主題就是落實軍餉。初次獲得皇上平臺召見時，袁崇煥提了幾個要求，核心就是不能拖欠官兵工資，我做神馬你得絕對支持。

但遼餉不拖欠絕無可能（這一項就占到國家財政現金收入的90%）。后來宣布袁督師死刑判決書中說的“市米以資盜糧”，說的是袁部當時和蒙古諸部做生意，而蒙古部落又與后金有來往。明軍的軍餉是嚴重不足，到了最后，崇禎都要找皇親國戚化緣借錢。遼東軍隊缺少軍餉和武器馬匹，與蒙古部落做生意有何不可？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359旅還發展大生產開荒南泥灣與周邊鄰居做生意呢。

還有一條罪狀是擅殺大將，就是殺毛文龍了。其實也是與軍餉有關。袁崇煥封了皮島的財政自主權，自然是要消除毛的勢力，這是事實。毛死后，袁崇煥和趙率教、祖大壽、何可綱等確定東江兵制，與登、萊、天津四鎮兵合計共十五萬三千有余，馬匹八萬一千有余，每年耗費餉銀四百八十余萬兩，比過去減少了一百二十萬兩支出。就因為殺了毛文龍，惹了天大的簍子。毛文龍是浙江人，他的同鄉，內閣大學士溫體仁誓死要為他報仇。機會很快就來了，皇太極繞過關寧防線，偷襲毀破長城入關，兵鋒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煥知道闖了大禍，帶領關寧鐵騎星夜勤王，在北京城下總算站住了腳跟，但是頭腦太不冷靜，要求進城休息，犯了大忌！很快被捉拿下獄，被東林黨人陷害，其中一條就是“引寇入城，頓兵城下”！

盧象升（劇照）

崇禎九年正月，高迎祥攻破鳳陽之后，盧象升在鳳陽大會諸將，然后上書說：“賊寇橫行以后朝廷再調兵，賊寇人多時再增派兵力，這只能說是跟不上趟兒。部隊開上戰場然后再討論供應軍餉，部隊會合以后再來申請糧餉，這只能說是玩命。況且請到的糧餉不夠用，士兵們就會跟隨賊寇去搶劫，這樣近八年來所召來的部隊都和賊寇成了同伙，所食用的軍餉都無異于盜賊的餉糧了。”又說：“臺諫大臣們不管事情的難易，不顧將士的死活，專門在那里說長道短，求全責備。別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又怎么能施展出來？我和總督大臣兩個人只講剿法不講堵法，只講怎么打不講怎么守。”這些話，時隔400年，每一句都說中了晚明剿匪不力的要害，臺諫大臣（言官）基本都是東林黨把持。

獨一無二的白銀帝國

日本白銀

1542年，三艘滿載著白銀3000公斤的日本商船在運往明朝中途被官軍俘獲，這些白銀原本是為了進行中日貿易而運送的。在那個時期，從事中日貿易的商船大約有10—20多艘。這些商船的貿易活動屬于非法的走私貿易，因為當時明朝政府對海外貿易進行了嚴格限制。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日之間的海上走私貿易反而越來越興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商人開始以獲取白銀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貿易，這種貿易逐漸發展起來。根據歷史學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間，平均每年有75噸白銀從日本流入中國，總計有7500噸左右。（這也是倭寇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詳說倭寇篇）

75噸換算成明代的兩，日本年均則有240萬兩（16兩制）白銀流入中國！

日本白銀是通過走私來到中國，而另外一個途徑，卻是堂而皇之，由美洲萬里迢迢來到中國。

在荷蘭與英國稱霸世界之前，眾所周知，西班牙才是老牌殖民霸主。與哥倫布發現美洲可以媲美的大事件是，西班牙在美洲發現了超級錢袋子！隨著哥倫布船隊發現新大陸開拓了美洲航線，西班牙人在1545年和1548年，相繼在波托西（今屬玻利維亞）和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發現特大型銀礦。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銀通過國際貿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盜掠奪以及戰爭賠款等多種渠道，源源不斷地注入西班牙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但是，流入歐洲的美洲白銀最終大部分都被裝運到了中國，用于購買中國產品。

這又是為啥呢？

話，得從中國海禁說起。

隆慶開海與番銀流入

我們知道，明朝自朱元璋時期開始海禁。隆慶皇帝上臺以后，解除海禁。這就等于，隆慶皇帝扇了一次翅膀，大量的銀幣從美洲經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來到了菲律賓馬尼拉，最后來到了中國。

馬尼拉大帆船貿易

1571年，適逢隆慶五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在亞洲有了根據地。此后，西班牙著名的“無敵艦隊”裝載白銀，自墨西哥、巴拿馬和秘魯等地出發，越過大西洋經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果阿港，沿途有買有賣，有裝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載來自地中海和中近東市場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銀，運到馬尼拉，再轉至中國，然后用這些白銀購買中歐和西歐各地市場所需的大宗中國貨物，這就是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

這條路線成為明朝中晚期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

所以，不要覺得全球貿易直到有了WTO協定才形成，實際上，在大航海時代早已開始了；我們的閉關鎖國政策也只不過在清康雍乾三朝，從唐朝開始到清朝，廣東、福建、浙江的市舶司一直都有。唐宋元的海外貿易很強大，明朝前半期掉鏈子，隆慶之后恢復海外貿易，但是市舶司的作用沒有充分利用；清朝外貿就更不成體統了。

說個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禎十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達中國，英國人很開心，以為從此可以狠賺天朝的錢了。結果他們連一件英國貨都賣不出去，只是拋出了8萬枚西班牙銀元滿載中國貨而歸。明朝對洋貨沒興趣但為何對洋元（銀幣）這么有興趣呢？這或許可以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明朝經濟對白銀的需求以及中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受歡迎程度。

西班牙銀幣（卡洛斯四世銀幣）

沒辦法，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太強了，天下無敵。當時整個世界都受益于中國輸出的物美價廉的商品——茶葉、瓷器、絲綢、棉布、藥材等等。而站在中國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夠售予中國的貨物卻非常有限這就逼迫他們只能用白銀貨幣來跟中國做生意。史載當時的外國商船來中國貿易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

既然西班牙和日本諸國白花花的銀子長期大量流入中國，可是后來崇禎做皇帝的時候，竟因無錢賑災、無錢打仗而亡了國！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這就回到本文開篇的話題。

番銀大量流入 造就了資本的力量

大航海時代，由于經濟發展太快，人們對銀子這種貨幣的需求很大，使得銀子的價值很高，但不同國家的購買力是不一樣的。明朝一朝的金銀比價和歐洲的金銀比價大致幅度是這樣的：

明朝金銀對比為 1：5.5--1：8；歐洲金銀對比為 1：11.5--1：13。

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中國的一兩金子可換5.5兩-8兩銀子，歐洲的一兩金子可換12-13兩銀子，中國銀子的購買力顯然接近歐洲一倍。那么，如果把歐洲的銀子（實際是美洲的白銀）拿到中國來用，就值錢了一倍；如果歐洲的銀子拿到中國來換黃金的話，賺得會更多。既然如此，聰明的歐洲人還有日本人、菲律賓人，當然會瘋狂地將白銀運往中國，來賺取差價。而這種先進的賺錢方式，當時的明朝所有人都不知道，等他們知道的時候，已經晚了。

美洲白銀成本極低

我們知道美洲白銀，是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了銀礦，采礦權零成本，使用當地奴隸挖礦，除了幾個玉米和烙餅之外，人工費也接近零成本吧？這種銀子通過無敵艦隊運到中國，雖有遠洋運輸的成本，但是成箱的銀元它不同于普通貨物（雖然廣義屬于貨物），它到了大明以后是實實在在的現大洋啊！這就屬于一本萬利的生意了！番銀是來套利的，是來換走金子的，真正賺錢的是外國人。但是，番銀確實留在了中國，它不是偽鈔，的確給大明帶來了財富，又不會吃虧，有什么問題嗎？

西班牙無敵艦隊

一項數據研究顯示，在1590年—1644年的54年間，通過美洲—菲律賓—中國這條路線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達到4620噸。也即是說，明朝年均流入274萬兩美洲番銀（明斤16兩制）。如前所述，日本白銀每年流入大明240萬兩！

從1590年（萬歷十八年）到1644年（崇禎十七年），流入大明的（美洲+日本）番銀總數，可以統計出來了！！年均流入514萬兩番銀，正好是崇禎一朝的財政收入！番銀流入量，等于每年憑空給大明發行了同等數量的貨幣（銀元），這就很不好玩。

在下寫作文章對于政治及軍事比較擅長，對于金融相對短板，但是經過兩個月的補習，也有所領悟。

西班牙和日本人把銀子帶進中國來買東西，看起來是等價交換，中國沒吃虧。但是，這批天量白銀，卻不是中國政府發行的官方貨幣，也沒有進入中國外匯買賣體系（如果當時有的話），這種交易，對于中國官方沒有太大的益處。

究其原因，市舶司（海關）沒有發揮作用。

回到明初海禁，既然皇帝頒布了禁海令，也就是取消了國家外貿，沒有市舶司（海關）負責外貿業務，當然也就收不上稅，明朝中期以來大量倭寇走私做的就是外貿生意，也產生了一批江浙巨富，倭寇頭領汪直實際就是沿海巨富；其次，隆慶開放海禁以后，也就只有廣東、浙江、福建三個市舶司，而且復了廢，廢了再復，多次反復！起到的作用極其有限。即便到了2025年的今天，俺們也不可能規定廣州、泉州、寧波這三個港口為指定唯一出口港，全國的貨物都必須集中調運到此交易。無論物流還是外貿交易的便利，都絕無可能，何況600年前的大明帝國！

我們看看隆慶后，明朝政府是怎么對外商征稅的？隆慶開放海禁，明朝進出口貿易掀起了一個高峰期。在新的形勢下，因洋人報貨不準確，市舶（外貿交易）的報稅從地方政府改為市舶司。周玄暐《涇林續記》曰：“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并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舶提舉同縣官盤驗。”“舶提舉”即市舶司提舉，為市舶司主要官員。《涇林續記》約成書于萬歷二十八年。由此可知這一時期之市舶稅（海關稅），已由市舶司所掌握了。 　　

海關稅為什么會從地方政府手中轉移到市舶司的手中呢？其原因是“萬歷二十七年上榷天下關稅……山海之輸，半蒐羅以進內府，而舶稅歸內監委官征收矣”（《涇林續記》）。萬歷皇帝還是會搞錢！錢眼盯住了外貿生意，他派出由太監充任稅監，進駐地方各省，直接征收各項稅款，所以此時的市舶稅，也就由地方政府轉移到市舶太監的手上來了。

但市舶稅（海關稅）的征收，很快又由牙行（買辦洋行）所代勞了。因為明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懂得英語西班牙語又通漢語的，了解海外貿易報關手續及精通與明朝官老爺打交道的，簡直是鳳毛麟角！所以夷商來華貿易，勢必通過買辦（牙行）代理，牙行掌握了外貿的經營權，他們以外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奪，上下舞弊，貨物“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因此，當時便有三十六行（牙行）的組織，代客辦理一切手續（包括代辦關稅）。《廣東十三行考》轉引《明會典》曰：“榷稅之使，自萬歷二十六年千戶趙永勛奏請，始命李鳳于廣州或征市舶，或征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采。”因此，“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市舶司的功能實際上到了萬歷后期，一天天地消亡了。

由此可見，大量流入中國的番銀，沒有多少進入國庫。

數以億計的白銀究竟流向了何方？

答曰：白銀并未神秘消失，而是集中于少數人之手。在這場歷史的洪流中，商業運作、貪污、私人占有和秘密藏匿成為白銀去向的關鍵詞。

首先，一部分白銀流入商人的腰包。

船上裝了大量的雪花銀沒處花，顯然，對于洋鬼子商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中國的茶葉（為紅茶的主要原料）、綾羅綢緞、瓷器（大量中國瓷器沉船可佐證）、鐵器（譬如順德鐵鍋），糧食，外國需求量極大，有錢自然能買到，找誰買？當然有大把的中國商人可以做這事。

通過走私貿易，在明朝中后期，這些大商人們的力量不斷加強，而且已經滲入到軍政各界，已經形成了軍政商利益捆綁體。

聰明的中外商人很快就發現，當白銀走私隱藏到商品走私中時，一切都會變得更加安全和可靠。大明的市場上亟需寶石、犀牛角、人參、貂皮、木材、鷹犬、糖料以及各類奇珍異獸等奢侈品和消費品；而另一方面后金、日本、蒙古等地又亟需得到大明的糧食、綢緞布匹、火藥、鐵器、勞力等戰略物資以及各種先進技術。

俺舉幾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李成梁在世的時候，與東北女真諸部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為了便于控制，扶持建州女真一家獨大，所以關寧鐵騎才能裝備精良，世鎮遼東，如前文所述，精銳騎兵部隊是一人三馬，以精料飼養馬匹，還有馬夫步兵輔助，騎兵人人覆鎧甲，如前文所引：明末一副鎧甲的采購成本是紋銀3兩8錢（孫承宗《條次東西邊鎮疏》）。3000關寧鐵騎，一年騎兵鎧甲裝備成本就需要12000兩白銀（鐵騎的戰損耗損極高），馬匹的鎧甲更加昂貴，包括斬首敵軍的獎勵，這些銀子，國庫根本無法承擔，從哪里來錢？當然是用大明現成的糧食布匹綢緞鐵器，換女真諸部的東珠、貂皮、人身、鹿茸、木材，得了這些奇珍異寶之后，再去換走私白銀。所以你看滿文老檔里皇太極與袁崇煥的八封書信里，有七封都是要求開通互市的。

（“既和之后，兩國言歸於好，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粒、貂皮千張、人參千斤饋送於爾，爾國以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匹報我；兩國仍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永矢勿渝。”）——滿文老檔

皇太極（劇照）

因此當建奴造反時，明朝老大怒不可遏，絕不會與奴才的奴才談判！

皮島毛文龍大帥雖然屢次襲擊后金后方根據地屢立戰功，但是也與后金人、朝鮮人、日本人大做生意。袁崇煥殺了毛文龍，核定兵員是28000余人，認定毛文龍虛報數字冒領軍餉，但是明軍軍戶制度規定是帶家眷的，毛文龍實有的28000東江兵（以一家四口人計），至少10萬人是要實實在在養活的，他虛報20萬兵也不為過。明朝政府撥的軍餉經過層層克扣，到了毛文龍手中，只有官方號稱撥餉的43%（官方號稱百萬兩，實際撥付43萬兩），剩下的虧空怎么解決？當然，就地取材就地進行邊境貿易，是最容易來錢的辦法！

說到這里，大家可能漸漸明白為什么明朝真正有戰斗力的部隊，是由統帥私人豢養家丁的，這部分家丁待遇豐厚，訓練有素，打仗極其悍勇，像麻貴的蒼頭軍，李成梁父子的關寧鐵騎皆如此。錢，明朝政府是給不出的，家丁本身就不在兵部名冊，只有統帥大做特做生意才能保障有高額的報酬。

由于地方軍政長官本身就是走私活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走私工作當然會進行得如火如荼，由于走私貿易的存在，白銀順理成章地成為國際結算貨幣，以貿易的共生物傾銷到大明國內（大明帝國的貿易順差，其實也就是一場白銀傾銷）。大量白銀進入到大明國界以后，仍然將會由壟斷寡頭們牢牢控制，他們的財富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其次是明朝貪官污吏掌握了大量的白銀資源，將其據為己有。例如，劉瑾一人貪污的白銀數量就高達600余萬兩，而在正德初年，太倉影庫一年的收入僅398萬余兩，遠不及劉瑾個人的財產總額。

至崇禎時期，皇帝不得不直接向文武百官勒索白銀，但效果并不理想。當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時，僅從各級官僚手中就搜出了7000萬兩白銀，這充分展現了當時貪污現象的嚴重性。

以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省部級官員(不含“軍老虎”)為例，已逾百人，貪腐過億的高官不勝枚舉，新聞報道里常見查處貪官，點鈔機都點壞了幾臺云云，據不完全統計，僅僅歷年來這些省部級高官貪污受賄的錢都超過數百億了。這些錢就是完全不流通貨幣，全部堆積在家中的密室里。

囤積銀子是財富的象征

再一部分白銀去向就是囤積財富。對于皇室貴族和官員而言，白銀并非流通工具，而是一種象征地位與榮耀的收藏品。他們紛紛開辟地下室，將白銀秘密收藏，擁有海量白銀被視為權力和身份的標志，這種財富只供觀賞，而不用于實際交易，仿佛是僅供少數人享受的奢侈品。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普通民眾而言，白銀直接關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刻。為了獲取幾兩銀子，人們不得不當牛馬，日以繼夜地勞作，但這些散碎銀子白銀只能裹腹，無法為大眾帶來財富。

明帝國白銀貨幣化的得與失

根據《劍橋中國史》的記載，在1571年至1821年的250年間，美洲產出的白銀中，約有一半被明朝收入。

隨著如此大量的白銀涌入中國，明朝的貨幣體系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同時也埋下了日后財政危機的種子。

銀子在明代中葉之前可是一個稀罕物

雖然，我們看小說及看電視劇，俠客們、商人們用二兩銀子，五十兩銀子，付賬埋單司空見慣！但實際歷史，與事實出入甚大。中國并非產銀之地，國內白銀存量非常稀缺。在明朝，國內白銀產量僅約三十萬兩（主產地云南），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內，白銀只能充當輔幣的角色，根本不可能拿來付賬！直到明朝中后期，番銀大量涌入中國，白銀貨幣作為“豬腳”才登上歷史舞臺。

自秦朝起，銅錢一直穩坐主流通貨幣的寶座。到了宋代，嘗試印制了"交子"，以紙幣形式革新金融體系，而明朝則沿用了這一策略，發明了獨特的"寶鈔"。然而，明朝在寶鈔的管理上出現了嚴重失誤，導致寶鈔發行混亂，價值急劇下跌，無法勝任主流通貨幣的角色。航海大發現之后，中國南方很快融入了全球貿易體系之中，白銀大量流入，沖擊了寶鈔、銅錢的地位。明廷推行的寶鈔淪為廢紙，各種劣質銅錢充斥于市，大量流入的白銀得以貨幣化。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最終選擇全面貨幣化白銀。

明朝的白銀貨幣化歷程歷時數十年，直至最終實現。明英宗正統元年，戶部頒布文件，將江南地區租稅轉換為白銀支付，大幅提升了白銀的影響力。隨后一年，戶部又將糧食折換成白銀，用于抵扣官員的俸祿。至明朝正統年間，政府廢止了前朝的"禁銀法"，正式征收"金花銀"，這一舉措等同于官方承認白銀的貨幣地位。

白銀貨幣化，標志著原先掌握在官方手中的鑄幣權移轉到民間，而當時的官方對此卻沒有任何意識。不受控制的白銀貨幣，沖擊著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問題。

在明朝白銀貨幣化的進程中，萬歷首輔張居正扮演了關鍵角色。

公元1581年，也就是萬歷九年，一條鞭法推廣于全國。這一革新舉措的核心在于將所有賦稅與勞役轉化為白銀形式征收，由此提升了白銀在國家財政中的核心地位，使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政策出臺后，市場對白銀的需求激增，進而奠定了明朝銀本位制的基石。

萬歷十五年，戶部正式推出了銀錢并行制度，并制定了相應的規則以規范白銀的運用。通過政府的不懈努力，銀本位制得以順利實施并保持穩定運行。這條鞭法不僅革新了賦稅與勞役制度，還極大地推動了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促使白銀貨幣體系的循環運作。

一條鞭法備受后世稱贊，然而，實施起來卻是有利有弊。

在經濟發達的南方地區，白銀普及使用，大量人力從勞役中解脫出來，投身于手工業之中。在北方的廣大地區，白銀貨幣化尚未完成，官方卻硬性要求民間以白銀繳納賦稅，由此產生了巨大問題。為了換成白銀，農民不得不將手中的糧食低價拋售，導致民間貧困。顧炎武在山東登萊等地，看到濱海之人因為地理偏僻，無白銀可以繳納賦稅。后至關中，顧炎武看到民眾豐收，卻仍然要售賣妻子。

為什么呢？有糧谷卻沒有白銀。白銀貨幣在北方各地造成了無數矛盾，導致自耕農破產流入社會，而北方社會又無法如南方那樣，提供更多的手工業崗位。如果再遇上天災，就會導致生計無著的無地流民數量呈幾何級數增加，匯集成沖擊大明王朝的洪流。

農民出賣米糧，換取白銀，在米糧店遭到各種手法的欺詐，至繳納賦稅時，又被官方以各類手段欺壓。而明軍以白銀發軍餉，軍人再以白銀折價購買糧食，整個過程遭到層層盤剝。

白銀貨幣化之后，它將貨幣的發行權，從政府轉移到了民間。到了明后期，政府已失去對貨幣的控制權，再也不能通過發行貨幣來掠奪社會財富。

這也是萬歷帝采取強制手段，派出大批礦監稅使赴各地，明目張膽地進行白銀掠奪的原因。

賦稅白銀化后，造成的新問題是，它更便利了官員的貪腐。往日賦稅，采用本色繳納時，官員雖有貪欲，卻無從下手。改為征銀繳納賦稅之后，在白銀繳納時，官員從秤兌、收柜、辨色、傾煎和裝鞘等各個環節中，均可上下其手，加以貪腐。在此過程中，從王公貴族到地方官員再到富豪，手中獲得了無數白銀。這些白銀有部分進入市場流通，用于消費各種奢侈品，還有相當部分則被窖藏。

白銀停止流入之后的結果

外來的白銀，不能如河水滔滔不絕，總有枯竭的一天。16世紀后期，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用兵極盛，軍費開銷增大，國家數度破產，不得不將美洲的財富搜刮至本國。

17世紀20年代，西歐經濟危機爆發，以塞維利亞為核心的貿易體系受到重創；1618年，三十年戰爭爆發，歐洲的大量財富都被戰爭消耗。

同期的日本則在世紀之交終結了戰國時代，德川幕府上臺，對于金銀外流極為警惕，同時為了防止天主教傳播，幕府開始奉行鎖國政策。

這樣，美洲白銀與日本白銀的流入，都大大減少了！

白銀的大量流入本該給明朝帶來通脹的，可是沒有；而白銀一旦停止流入，立即給明朝帶來了通縮。通縮是個大惡魔，它比通脹更厲害，通縮之下，生產減少，人們所得減少，政府收入也減少。政府收入減少多少呢？以崇禎時期為例，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500萬兩百銀，這比明朝中期的1500萬兩少了三分之二，實在是大倒退。

最后，當歐洲商人日本商人看到，明朝的黃金與白銀的比值跟他們國家的差不多了，再也沒有套利空間了，白銀流入也就停止了。

當白銀停止流入，明朝財政的悲劇開始上演了。

苦命的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

蝗災

苦命的崇禎皇帝即位以后，隨著小冰河期的到來，北方女真人不斷向南攻占土地，帝國境內的農民則是面臨日益歉收的土地、不斷上漲的銀價、無力支付的糧食價格，流民軍不斷壯大；還有不斷的天災，蝗災，旱災，鼠疫，崇禎在位十七年，有十四年都是有大災的，真是苦哈哈的，難怪陳圓圓送給他，他也無心享用。

不懂財政的崇禎皇帝上了東林黨人的當，取消礦稅及其他稅種，貿易受阻，稅收減少，官員們非常取巧地決定通過征收臨時費（遼餉、練餉、剿餉）來補充虧損，本來就一貧如洗連口飯都沒得吃的饑民當然不干了，揭竿而起，軍餉大增，又不得不繼續追加三大餉。

再就是后金，本來是山里的幾個部落，后來因為官員和商人手里有大量白銀，去山里買東西，導致各個部落養蠱一樣，變成了一個統一的大部落——建州女真。

為了平定建州女真部落，明朝只能增加賦稅，于是，明末又回到了建國初期的的財政危機上。陷入 “收支不均——增稅——民變——支出增加——收支不均——增稅”的死循環。

在沒有礦稅沒有番銀的加持下，帝國財政窘迫到何種程度呢？

明朝稅率很低，低到你難以想象的地步。首先是農業稅率低，通俗點說，一畝地只交10公斤糧食，夠低吧；如果按百分比算，你會驚掉下巴，只有區區4%左右，這比前代的唐、宋、元朝7%的稅率還要低將近一倍。如此低的稅率，加上天災，政府當然收不到多少錢；明朝的商業稅更低，明初規定的商業稅率為3.3%，不久降至1.5%，這基本接近現在惠民補貼稅收政策了。

要怪，只能怪開國皇帝朱元璋，赤貧無產階級出身，痛恨官府苛捐雜稅，所以制定了奇低的稅收政策以及官員俸祿標準。

稅率低的結果不用說了，崇禎一朝如果不是靠慣性維穩，帝國財政早已破產。

天啟一朝，魏忠賢為了給遼東軍隊籌積糧餉，向東林黨背后的江浙大商人增加商業稅，居然反對聲一片；不僅僅是東林黨反對，其它官員都反對，可以想象，當時有多少官員在暗里經商。以萬歷中期的張四維為例，他本人是內閣大學士，而且在張居正去世之后成為首輔，他出生于山西鹽商世家，父兄都是蒲州豪賈，世代控制長蘆鹽場，他的舅舅王崇古官至兵部尚書，王崇古的父兄也是鹽商，控制了河東鹽場。這些商業寡頭們不斷通過聯姻等方式結黨自固，形成資本勢力，并且把觸手延伸到政治軍事各個領域。當全國一體推行“一條鞭法”以后，他們也用白銀攫取更多的利益，操控更多的權力，當大明一旦處于危難關頭，資本勢力最終拋棄了老板——崇禎。

有史載，崇禎臨上吊之前，感嘆：“若忠賢在，事必不至此”，雖未必為信史，但卻是事實，如果魏忠賢在位，帝國財政必能正常運轉，不至于出現軍費巨額赤字狀況。

嚴嵩

明朝的白銀經濟現象，深刻而復雜，雖然大量白銀從美洲、日本涌入中國，但這些財富并沒有均勻地分配到國庫以及老百姓手中，而是主要集中在官僚和商人階層。這些持有大量白銀的群體不僅利用白銀從事正常貿易活動，還熱衷于通過放貸獲取高額利息，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明朝的民間典當行業異常繁榮，其背后的資金大多來源于白銀持有者。無論奸臣嚴嵩，還是忠臣張居正，都涉足典當行業，將其作為斂財手段。

整個社會處于一種虛假的熱辣滾燙繁榮與停滯不前的并存狀態。正如現在，我們小區一座大型商業綜合體四樓的餐飲店全部倒閉了，但是樓下廣場，社區卻引來賣麻辣燙套圈的賣玩具的，擺出了地攤，看起來很熱鬧，但是對于稅收對于經濟復蘇沒有任何作用。

如果番銀能持續流向明朝，或許這個經濟泡沫還能持續膨脹。然而，這恰恰是明廷面臨的危機——白銀來源的不可控性。

綜上，明朝的衰亡，不僅源于其未能妥善處理白銀危機，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政治體制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以及經濟管理的失策。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最終導致了這個曾經輝煌的帝國走向覆滅。

白銀，這個曾幫助明王朝續命的貴金屬，又奪走了它的生命。

崇禎上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