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塵：我為什么說，人民幣升值是解決內需不足的總鑰匙

中美網友小紅書對賬，讓很多人對“陳平不等式”有了直觀的認識：在中國收入2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質量，高于在美國收入3000美元的水平，這個結論如今得到了美國網友實際生活狀況的驗證。這既戳破了美元價值的虛高，也說明了在現在匯率條件下，人民幣真實價值被嚴重低估。

而這也恰恰是中國經濟許多結構性問題的總根源，尤其是內需嚴重不足。

人生活無外乎吃穿住用，人們的生活質量離不開這些真實的實物產品和資料。如果按中美兩國生產能力比較，中國發電量是美國兩倍，鋼鐵產量是美國的13倍，汽車產量是美國的3倍，造船是美國的700倍。從消費水平看，中國消費者購買手機數量大約是美國的3倍，肉類消費是美國2倍，海鮮產品消費是美國8倍，蔬菜是美國的30幾倍，甚至奢侈品消費也比美國高一倍。按實物量比較，無論生產和消費，中國都是美國數倍。

根據世界銀行國際比較項目數據，按購買力平價中國2024年GDP達到35萬億國際元，美國約為27萬億國際元，為美國的1.3倍左右。但按現在匯率比，中國GDP僅相當于美國GDP的60%多。

小紅書對賬，從美國網友嘴中竟然冒出對中國人“全款買菜”的驚訝，照出了美國所謂“人均GDP”的水分。當然另一方面，也照出了美元人民幣1：7.3的離譜。

人民幣對美元到底應該值多少？按照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給出的數據，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購買力比例約為1:3.5。與購買力平價比，人民幣匯率是被嚴重低估了。

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我國商品和資產價格的低估，真實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和回報。一方面，我國經濟總量的真實水平按匯率換算后，大大低于美國，而且由于持續貶值，盡管我國經濟多年保持高于美國的增長率，但與美國GDP的差距卻在拉大。另一方面，由于匯率低估，我國出口商品價格被壓低，出口同樣多的商品得到的出口金額降低，企業的出口利潤被壓縮，中國勞動者加倍辛勤付出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回報，我國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升的價值也未得到應有體現。導致盡管我國長期是貨物出口大國，卻不能占據價值鏈的高端。實際上，中國的機電產品、高端制造、船舶、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及光伏產品不僅因為規模效應而具有成本優勢，其技術含量也已顯著提升。

人民幣匯率低估強化了中國經濟對出口的路徑依賴。低匯率使出口部門獲得價格優勢，導致資源向出口產業過多傾斜，抑制內需市場的培育。加上部分國內企業的“內卷式”競爭，為爭搶份額或訂單，競相壓低價格，導致出口收益進一步降低。

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是長期生產大于消費，出口大于進口，內需尤其是消費對增長的支撐不足。所以，我們過去講轉變發展方式，擺脫對外需的依賴，近幾年進一步上升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但直到現在，在很多人的潛意識中，仍無法改變對出口鼓勵、保護和扶持的取向，無法消除對出口下滑或增速降低的過度擔心和“恐慌”：

比如一見到人民幣升值，就有人站出來講“會影響出口”；特朗普一威脅加征關稅，馬上會擔心影響出口，完全想不到以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加征關稅的成本80%左右由美國的消費者承擔，對美國也會造成影響，即推高通脹水平。

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出口，這種擔心根源于西方經濟學的陳腐教條，但我國的歷史經驗從未有過實證。從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0％，但中國出口依然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速達到23％，比升值前增速還提高了。這段時期也是2000年以來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時期，這說明中國出口并未受到匯率升值制約。過去十幾年中，除了2016年出現過出口增速下降，其余年份均為正增長，而2016年恰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從2015年6.23貶值到6.64，出口份額下滑了0.7個百分點。2016-2017年人民幣匯率連續兩年走弱，中國出口份額也連續兩年回落。

中國制造業的規模優勢與技術飛速進步，使中國出口商品在國際上已經具有碾壓優勢。作為世界唯一制造業強國，對中國出口的擔心是過時的、多余的。2024年中國商品貿易順差總額9904億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長15.35%。

很多人認為“廣場協議”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并以此作為警惕和反對匯率升值的依據。這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誤讀和理論訛誤。實際上，在“廣場協議”前的20世紀70年代，日元同樣經歷了大幅升值，累計升值117%，而日本出口一直穩定增長，經濟增速在短暫觸底后強勁反彈至超過5%。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GDP增速反而在1988年達到6.79%的歷史峰值，同時整個20世紀80年代日本出口一直保持增長，并實現了翻番。理由很簡單，由于日元匯率升值，出口價格的提升使得單位貨品的出口價值也提高了。

可見日元升值并未真正制約日本出口。另一方面，日元的升值大大增強了日本企業對海外并購和全球擴張的實力。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后，日本對外投資在這個時期急劇擴大。到20世紀末，日本企業的境外投資、境外法人的海外產值規模甚至超過了日本的出口總額。這一時期，也是日本銀行業大舉向海外擴張的時期。日本通過“融資進口”與“開發進口”的對外投資戰略，不僅確保了對海外資源的控制，而且借助日元大幅升值獲取了額外的對外借貸收益。

我國是出口大國，也是進口大國，我國制造業所需的大量能源、礦物、原材料、芯片設備和材料、部分農產品等依賴進口，人民幣匯率貶值抬高了進口商品價格，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壓縮了利潤空間。

匯率低估導致我國商品的價值被低估，出口的利潤和效益降低，應該掙的錢沒有掙到，而進口成本提高，兩方面都是擴大對外補貼和國民福利的流失。

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已經到了支撐中國經濟向價值鏈高端邁進的階段，而實現這一轉變的途徑之一，就是人民幣升值。

一個強勢的人民幣，有利于從根本上優化經濟結構、提高國民購買力、推動產業升級，從而擺脫長期以來依賴出口和產業低附加值的增長模式。

一是有利于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匯率升值使等量的出口商品實現更多價值，勞動價值通過出口價值的提升得到應有體現，企業獲得更大出口效益，有助于整體提高國民收入，增加國民財富，提升國民福利水平。

高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匯率升值絕非是出口和增長的“陷阱”，反而對一個國家收入的提高有重大意義。例如，日本、德國的歷史經驗還表明，匯率升值對于其人均收入的增長的貢獻遠大于實際GDP增長。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先生領導的研究，從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間，日本實際GDP年平均增長4.4%，累計增長99.6%；日元兌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5.1%，累計升值幅度為120.3%。從按美元計價的日本人均GDP增長來看，日元兌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要大于GDP實際增長的貢獻。從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間，德國實際GDP年平均增長2.3%，累計增長43.2%；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4.3%，累計升值幅度為95.1%。從按美元計價的德國人均GDP增長來看，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要遠大于德國GDP實際增長的貢獻。

二是有利于購買力提升與內需擴大。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經濟增長快的國家，匯率會隨著生產率提高而升值。人民幣升值后，進口商品會變得便宜，老百姓的錢包就更“鼓”了，老百姓的實際相對收入提高，消費需求自然就上來了，生活質量得到提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匯率升值能通過降低進口商品價格，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從而刺激內需增長。

2005年到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約35%，進口商品價格明顯下降，老百姓對進口汽車、奢侈品和電子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日本老百姓買進口貨更便宜了，國內消費市場也跟著火了起來。

第三是產業結構升級。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匯率升值會逼著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企業轉型，把資源更多地投向高附加值產業，從而實現產業升級。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認為，匯率升值是發展中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因為它能倒逼企業從拼價格轉向拼技術和品牌。德國在歐元升值的過程中，靠著專注高端制造業和技術創新，成功提升了全球競爭力，成了歐洲經濟的“扛把子”。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推動韓元升值和產業結構調整，成功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提升了國際競爭力。

第四是緩解“內卷式競爭”。人民幣匯率升值相當于中國出口的整體提價，可以部分抵消中國企業為了爭奪市場份額而內部壓價的內卷效應，有利于增加中國出口的整體效益和利潤，提高勞動者收入。這有助于推動經濟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轉變，這正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和體現。隨著出口效益提升，企業就有更多的利潤向勞動者的收入傾斜，改善勞動條件，減少工作時長等。這都有利于擴大國內消費。

第五是有利于中國企業開展國際并購。控制戰略性資源，促進創新能力提升，增強國際競爭力。日本20世紀80-90年代借助日元升值，大舉在全球并購，成就了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國際一流企業。

第六是提高人民幣地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保持人民幣強勢，有利于增強國際社會和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提升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動力。

第七是減少貿易摩擦。尤其是增強與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的貿易談判地位，同時在未來對美關稅戰中占據優勢地位：如美國采取高關稅政策，則必須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特朗普最近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以中國商品的競價比以及需求彈性來看，中國輸美產品絕大多數難以替代，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底氣無懼關稅威脅，即使加價也不至于撼動中國商品的競爭力，而加關稅的代價80%以上由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特朗普執意與我打關稅戰，則只能大幅推高通脹率。

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匯率政策不僅關乎經濟穩定，更關乎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人民幣匯率升值，正是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戰略選擇。進入新發展階段，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意義應該得到進一步認識。這不僅是破解內需不足等結構性難題的總鑰匙，更是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必需的關鍵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