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粉司馬南，我當然理解

海濤評論上一篇文《揪出司馬南》引來大量司馬南的粉絲。

“讀者留言”超過千條，超過半數是司馬南的“真粉兒”。這些人很活躍，留言積極，其中不乏對作者的辱罵。一定程度上，是這些人把這篇文章的流量推到了10萬+。

他們為何粉司馬南，其實我非常理解，他們為何留言辱罵，我也很理解。他們是司馬南精準確定的“目標客戶”，認知能力不足以辨別司馬南所投機的“反智、民粹”流量大業，不知道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

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滿了問題和矛盾。

比如，一家公司的發展過程中，用過來人的視角看很可能有“原罪”。這所以有所謂原罪，是因為當時的制度還不縝密不健全。也正因此，社會獲得了一些活力。縝密與活力之間，是有張力或矛盾的。過于縝密或過于寬松，都是災難。

中國的第一代互聯網公司，以后世眼光看當初都曾處于灰色地帶。比如用vie結構規避監管限制赴美上市，比如知識產權搭便車，比如商業模式復制。嚴格來說，當時是可以把這些新生事物“依法”給掐死的。

正是一些人冒著風險試探政策，正是當初政策還沒有那么“縝密”，正是當初官方對新生事物比較“容忍”，才有了數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才新增了大量就業機會。這種灰色與包容，讓社會財富總體上大幅增加，一些問題在發展中得以解決，當然也會產生新的問題。以曾經灰色的互聯網產業為例，它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增加了社會透明度，然而這個產業至今仍有“問題”。

如果總是盯著過去的原罪和現在的問題，以階級斗爭的思維，非黑即白，以某種原教旨主義審視、質疑甚至審判，好處是什么呢？是給你一個虛幻的公平理念，是給你一個理想中的“干凈”，是為你當下的“不幸”找一個“兇手”，最終，公平會到來么，“干凈”會實現么，“不幸”會終結么，不會的。

雖然不會，但確實能迎合很多人的心理訴求。就像追求公平當然沒錯，但是想要這些東西，最好先從維護自己的身邊利益出發，而不必去參與宏大敘事，比如反資本，反西方文明，你即便遭遇什么不幸不公也與這些毫無關。百年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推動全球化，一直在努力吸引外資，這是大家能吃飽飯刷短視頻的重要原因。

司馬南前兩年已經開始探討什么是“社會主義”了。不可以探討么，當然可以，但那是學者或政治家做的事情，司馬南是要做學者、做學問做政治家么，不是。他是簽約了mcn機構的生意人，用迷魂湯圈粉，做流量，變現。從偷稅數據看，他的變現確實很可觀。

當然，很多人看不出那是迷魂湯。這不奇怪。大量的人是不讀書不思考的，對社會、歷史、時代的認知停留在口號、標語、爽劇的層次。我看到一句刻薄的話批評那種對迷魂湯甘之如飴的人，“兜里沒錢，心里沒數”。不僅如此，而且還懶，懶得去看看司馬南的履歷，他當年支持西紅柿，吹捧傅某華，明顯的投機。學者是不可能干這種事兒的。

所以，這些人對我的質疑甚至辱罵我是不當回事兒的。

然而在各種質疑甚至辱罵的留言，有一個質疑我覺得是價值的，那就是有人問我——司馬南沒塌房的時候，你為什么不批評他？現在是不是落井下石墻倒眾人推？

我的答案非常簡單——他沒塌房的時候我批評過，但只是私下里。不敢公開批評的原因很簡單，面對這個擁有數千萬粉絲的反智大V，我是怯懦的。在安全的時候才勇敢，我也是。

這個情況讓我聯想到最近讀的一本書，《世界作為參考答案》，是劉擎與嚴飛兩位學者的對話。劉的專業是哲學，嚴的專業是社會學，二人分別是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和清華大學副教授。

書中有一章叫《反智主義是我們的時代病嗎？》，提到反智主義越來越盛行。反智和民粹這種東西被在某種程度上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新媒體及算法的助推。

但無論如何，僅僅去嘲諷老百姓不讀書認知淺薄偷懶“兜里沒錢心里沒數”也是不厚道的，至少知識分子是有責任的。

不幸的是，我們的一些知識分子確實又怯懦加不靠譜，導致他們這個群體被嘲諷為“磚家”。反智，某種程度上就是反的他們，他們“被反”有活該的成分。那么多研究歷史和社會的學者，作為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幾個人去正視過司馬南的言行？

當我就這個問題請一位社會學教授，他給出了一種現實又無奈的解釋——講課都要自我審查一番，哪有勇氣去公開質疑擁有數千萬粉絲的大V，一句話惹怒了那些粉絲，可能就會被撕咬。于是，一些知識分子在本來應該公開發聲的公共議題上，主動自我邊緣化了。

怯懦是可以理解的，反智當然也就可以理解了。社會現象就是社會現實的反應，現實是不完美的，是草臺班子的，現象當然也就是光怪陸離的。

愿意粉司馬南的繼續去粉吧，即便他不能東山再起，也不必難過，還會有人繼續他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