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禮如儀 ∣ 楊華：“大禮學”研究與民俗學實踐

開欄語

中國是禮儀大國，擁有悠久的禮儀文明。在經歷百年風雨之后，我們的禮儀傳統存留與傳承現狀并不樂觀，如何復興與重建民俗禮儀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有禮如儀：人生禮儀傳統的當代重建與傳承》(以下簡稱《有禮如儀》)是蕭放教授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人生禮儀傳統的當代重建與傳承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之一，由著名學者劉魁立、王寧二位先生推薦，經嚴格評審，獲得2022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資助，并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全書共46萬字。2024年7月30日，江西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聯合主辦《有禮如儀》新書出版及學術座談會，來自全國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對該書成就、特色和當代社會禮儀傳承與重建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部分學者的文章和言論刊載于《民間文化論壇》2025年第1期。

由此，我們特別策劃“有禮如儀”專欄，逐期推出《當代社會禮儀傳承與重建的意義、策略和路徑》系列論文，以饗讀者。以下為楊華教授的討論文章，感謝《民間文藝論壇》授權推介此文！

作者簡介

楊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研究方向有中國古代禮學、中國文化史、先秦秦漢史等。出版有《先秦禮樂文化》《古禮新研》《古禮再研》《楚國禮儀制度研究》《中國禮學研究概覽》等著作。

“大禮學”研究與民俗學實踐

《有禮如儀》是蕭教授主持的國家重點課題“人生禮儀傳統的當代重建與傳承研究”的結晶，是一項優秀的成果。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一定會推動禮俗文化的研究，在民俗學和禮學研究方面留下一筆重要的財富。

下面想談幾點讀后感。

第一，該書的主旨與本人一向主張的“大禮學”研究旨趣完全相同。大家知道，狹義的禮學研究只是“三禮”文獻研究，是千百年來中國傳統學術中最艱深的部分。近年來我一直主張，開展廣義而不是狹義的禮學研究，即更多地研究附著在“三禮”文獻中的禮制信息。《有禮如儀》的研究旨趣，正與我個人的想法相同；換言之，它正是廣義禮學研究的一個分支。

所謂廣義的禮學研究，實際就是中國文化史之學，它包括禮學、禮義、禮制、禮典、禮俗、禮法、禮樂等，其中每一個禮的門類都有深厚的學術前史。前人對這種廣義禮學的論述很多，從章太炎、辜鴻銘、柳詒徵、周作人、李安宅、江紹原，到錢穆、沈文倬、錢玄、劉志琴等學者，都有言及，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梳理過相關學術史。其中大家引述最多的，便是錢玄先生《三禮辭典》導言的開篇所論：

古之所謂禮，本指祭祀鬼神之事，隨社會發展，禮之范圍逐步擴大，由祭祀之禮而及于人倫之各種規范，再而至于有關政教之典章制度。今試以《儀禮》《周禮》及大小戴《禮記》所涉及之內容觀之，則天子侯國建制、疆域劃分、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役財用、冠昏喪祭、服飾膳食、宮室車馬、農商醫卜、天文律歷、工藝制作，可謂應有盡有，無所不包。其范圍之廣，與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

蕭放教授在《有禮如儀》的導論中，也梳理了相關學術史。他對“禮”的理解，并沒有完全自限于“三禮”文獻學研究，而是重點放在當代禮儀實踐。對此我深表贊同。

基于上述“大禮學”觀，我們曾組織了不少禮學活動，可與蕭教授的相關研究相呼應。2018年，我們把從不同角度開展禮學研究的學者請到一起，舉辦了一場“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學術會議。這是在禮學、禮義、禮制、禮典、禮法、禮樂等不同領域辛勤耕耘的學者首次同堂相聚，切磋大禮學問題，可以算是一場跨學科的國際盛會，會后我們編輯出版了論文集《經國序民：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國際學術論文集》。后來我承擔了“中國禮儀文化通史”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編輯出版了《中國禮學研究概覽》,組織出版了“禮學新論”叢書（共十卷，2024年已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齊），舉辦“珞珈禮學研習營”和“三禮研究工作坊”，此類活動都是按照這種理念進行的。

第二，該書對禮俗關系的研究有所推動。個人認為，這本書的出版是此種大禮學觀念在禮俗方面上的一個剖面。它把禮俗互動、禮俗傳承、禮俗轉換等問題都展現出來，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誠如其他學者所論，該書各章節在敘述時，很好地展現了由傳統之禮演變到當代之俗的歷史過程。作者或許在某些地方講得不令人滿意，不能遽成定論，但這種努力非常寶貴，其學術理路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沒有這種工作，我們現在的某些民俗研究，就是無根之草、無本之木。

關于禮與俗的關系，我認為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禮是精英文化，屬于上層社會；俗是流行文化，屬于下層社會。其二，禮起源于俗，但下層庶民的生活習慣一旦被上層社會吸收并賦予國家意志，則成為禮制、禮典之類，具有指導性和強制力；而俗則多來于自發，即所謂“習慣成為自然”。其三，禮的影響范圍更大，可以視為文化的“大傳統”，即雅文化；而俗的影響范圍可能是區域性的，只是文化的“小傳統”，即俗文化。這都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識，我們當然還可以做一些補充，甚至可以定出某些硬性的指標以區別二者。

通過學習該書，我們對禮俗關系還有一點體會。禮是主流社會要維護的內容；而俗則是不可阻擋、時人不得不順應的東西。中國歷史上歷來如此，朱熹制禮就多次強調“禮時為大”,主張“從今”“從時”，而不要過分拘泥于上古制度。近代以來，中國的很多傳統禮制也隨時而變了，摻入了西禮、新禮，成為“新民俗”。以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而言，這些新民俗的創造大約有三次大高潮。高潮之一是清末民初。1918年歲末，北京大學一批青年創辦《新潮》雜志，傅斯年所撰的發刊詞就稱要“脫棄舊型”“漸入世界潮流”。當時很多留學生回國后，為了順應世界潮流，追求“新文化”，制造了一些“新禮”。例如“文明結婚”的儀式，便創制于當時，今天婚禮的很多程序看似很古老，其實就始于那時。高潮之二是1949年之后。新中國又創制了一批“新禮”，比如開會儀式、喪葬儀式、宣誓儀式、迎賓儀式，等等。高潮之三就是21世紀。今天，社會上流行著各種各樣的禮儀服務，包括婚慶、壽誕、開業、喪葬等儀式，城鄉都有所謂紅白喜事的“一條龍”服務。我們很多習以為常的禮儀活動，仔細想想其實才誕生了不到20年，都是在全社會富裕之后，一些禮儀公司為了賺錢而制造出來的“偽民俗”，只不過大家“習焉而不察”了。無疑，這些新民俗、偽民俗經過一段時間的廣泛流行，經過自然淘汰，一部分將成為所謂的“禮”，逐漸影響未來。因為社會大眾的選擇總是從簡、從俗，取低而不是就高。

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難道我們對之束手無策嗎？也不盡然。歷代社會精英總是想維護舊禮，使古老的傳統盡量消失得慢一些；同時，歷代知識精英都在進行“移風易俗”的努力。如上所言，朱熹制禮時有“從時”的一面，但更多的則是遵循舊禮。他撰寫的《儀禮經傳通解》按照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等篇次，把禮制重新編定了一遍。其目的是為了實用，其參照基礎就是《儀禮》和《禮記》等上古文獻，而不是當時（宋代）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流俗文本。《朱子家禮》只不過是中國上古、中古禮制的簡寫本。歷代知識人“制禮”時，都帶有改造社會、傳承文明的偉大抱負。例如，清代前期學者研究禮，并不完全是知識操練，也不完全是清初政治高壓之下的學術反動，而是為了挽救明末以來頹唐墮落的社會流弊，從而進行的“凈教”運動。今天亦然，我們決不能認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應當接過前人移風易俗的旗幟，使社會風俗盡量維持在基本的道德水平之上，而不是一味迎合，導致社會風俗過于低劣。

第三，該課題的完成和該著作的出版，都很好地回應了課題開始時專家們的若干意見。我們閱讀該書后面的“附錄”，便知曉當年該項目在開題時諸位專家提出的不少問題（有些專家今天仍然在座）。該著作成書時，回應了學者們的建議，也做出了很好的設計。例如，作者根據開題專家們的建議，沒有做出一個“禮儀手冊”，或者說，放棄了“制禮作樂”的構想，這是明智之舉。在今天，關于制定《通禮》的呼聲仍然時有所聞。它之所以遲遲沒有變成現實，正是因為無論怎樣制禮作樂，都不可能滿足全社會、全民族的需求。一方面，我們希望有這樣的制禮作樂，來彰顯民族個性和國家特色；另一方面，卻又深深感到用一種固定的模式來限定全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樣式，反而限制了公民自由和文化多樣性。故而此舉遲遲未能付諸實踐。又比如，有專家在開題時，提到要對土家族的禮儀進行調查和敘述，這些內容都在該書中得到了彰顯。

同時，我們也看到，該書在不少地方仍然顯示出主編的“堅持”，這些內容殊為寶貴。例如，主編堅持按照人生禮儀的模式來敘述禮儀的“重構與傳承”。作者認為，人生禮儀就是誕育、成人、結婚、喪葬、祭祀這五大塊，全書圍繞這五大部分展開敘述。這確實抓住了禮俗關系或禮俗轉化的關鍵環節。中國上古和中古的“五禮結構”，轉變為《朱子家禮》之后的“四禮結構”，這是中國禮制史的主線。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最深的，當然就是該書所論列的五大塊。又如，在開題報告上有不少專家指出，“重建”當代中國日常生活時，其背后的“結構”非常重要，希望該課題揭示這種結構。但是，該書在敘述時并沒有特別注重這些結構，反而花了更多的篇幅去描述當代禮儀生活中的細節，敘述它們的存在。個人覺得，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功能主義的眼光，旨在揭示這些禮儀的現實作用和實用功能。民俗學者、文化學者所要做的，是描述現實禮俗生活中的現象；制度史研究者則要揭示這些文化現象（或者民俗現象）背后的結構和邏輯。這兩者孰優孰劣？很難選擇。目前該書只做到了第一種，即描述現有的民俗。可能是由于我們觸手所及，皆是中華文化的影響，“只緣身在此山中”，無法從世界文明比較的視角來審視自己的“所在”，反而得不出這種文化背后的結構和邏輯，這是不得已的事情。

第四，該書采用“實踐民俗學”方法，很好地發揮了民俗學的優勢，這是禮學研究中特別值得提倡和學習的理路。禮學研究大多是歷史敘述和儀典復原，無論是從國家制度的角度，還是從人物事件的角度，或是從思想信仰的角度，都力圖將禮制活動置于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研究。但是，這些學者大都缺乏當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敝公眾號“禮樂微言”的口號是“遺俗求諸四野，古禮用契當代”，但平心而論，我們對于“當代”的了解相當有限。如何在傳統禮制與當代民俗之間架起一道橋梁，如何發現它們的內在聯系，并為移風易俗做出貢獻，并非易事。該書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通過調查研究，試圖揭示古禮在當代的傳承，這種努力非常寶貴，值得學習。

最后，沿著上述思路，尤其是第四點的思路，我還是想指出一點閱讀該書的意猶未盡之處。原課題題目是“重建”，但是該書重在“描述”，卻較少言及“重建”。如何認識這些被調查、被描述的當代人生禮儀？孰優孰劣，全書缺少價值判斷。當代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若干細節，已經去古甚遠，呈現出一種“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樣式，全書對之缺少說明。贊同也好，批判也好，總需要有些態度。這是我們所期盼的。

原文刊于《民間文化論壇》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公眾號總指導：蕭放

內容顧問：朱霞 鞠熙

指導教師：賀少雅

公眾號主編：葉瑋琪

【有禮如儀】欄目責編：所攬月 王培育

圖文編輯：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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