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特朗普關稅戰爭的判斷性和策略性分析

一百年后，人們來書冷戰結束后的歷史，癲皇特朗普發的的“對等關稅”戰爭，一定是現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之一。不過這個事件每天反轉都太快了，一位媒體界的朋友說，剛剛寫完稿就得重來，都兩天沒有睡覺了，所以我本來準備觀察一段時間再寫。但是很多朋友都催更，本文就當下社會關注的若干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歡迎拍磚。

一、關稅戰實質是一場準戰爭

特朗普對全球普遍的加稅，實質上是一場戰爭。它與軍事沖突一樣，都是它試圖以一種激烈的、強制的方式，來重塑全球經濟資源的配置，重塑力量格局，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只不過是采取的武器不同罷了。

這場戰爭的起源是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指示對中國總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關稅，這可以視為“九一八事變”。特朗普此舉，全球震愕，當時筆者正在哈佛大學訪學，哈佛還專門為此舉辦了討論會，到場的有退休財政部長、副國務卿、白宮政策顧問等接近決策圈的頂尖專家，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是一場鬧劇。不過事情發展不以人的理性判斷為轉移，歷史軌道仍然向大家最不期待的方向逆轉（并且人類多數的沖突都是瞎折騰，兩敗俱傷后，最后又回到原點去）。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的“解放日”關稅方案，則可以視為“盧溝橋事變”，是經濟戰爭的全面爆發。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一次經濟沖突，全球所有重要經濟體都被卷入其中，近代英國、德國、美國都曾經發起過貿易保護戰，比如1880年代的英國公平貿易運動，大蕭條時代的關稅戰，但是規模都遠遠不如這次。

這場經濟戰爭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遠遠強于二戰后的任何大規模熱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俄烏戰爭等等。最直觀可以反映在紐約和倫敦的股市上，依據筆者對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俄烏戰爭五次熱戰期間道瓊斯和富時指數的分析，僅有俄烏戰爭爆發后一周內，二者有過2%和6%的小幅度跌宕，其他都是大漲，而這次全球股市都是一瀉千里，道瓊斯在一周內大跌15%以上，這反映了，盡管俄烏沖突地緣政治影響廣泛，但是對全球經濟基本面影響頗微，而這次寒冬真的來臨了。

（特朗普1月當政后，美國股市累計蒸發11.1萬億美元）

我們還應該看到，人類如果解決不好這場經濟戰爭，勢必將走向軍事戰爭。過去基于全球統一的貿易金融體系，美國以外的國家發動戰爭，其收益很難抵得住成本，因此，全球化是抑制戰爭的最好做法。美國如果一意孤行推廣高關稅，它所主導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將解體，美國以外的國家發動戰爭的成本會越來越低，各國可以本著各自的目的，更輕易地沖擊目前國際秩序。

美國如果用貿易方式達不到目的，也不排除會用戰爭等更激烈的方式達到。兼并格陵蘭，強制攫取加拿大、墨西哥的資源，與中國爆發直接或間接的軍事沖突，都越來越成為白宮主人的選項。所以，盡管現在我們的生活很平靜，但是我們可能處于朝鮮戰爭后距離戰爭最近的時刻，我們可能將目睹人類的另一場血腥沖突。

二、中國要不要反制？

特朗普的經濟戰爭，也是1978年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的一次外部挑戰，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國運。那么我們應該反制？還是學習越南那樣，立刻就范，馬上降到零關稅？

這幾天各種微信聊天群里也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主和派”的意見集中表現為：中美貿易沖突責任在中方，中國應該降關稅，如果真正對等關稅了，中美就沒有貿易沖突了；反制最終增加本國老百姓的負擔，是拿普通人的命運開玩笑；反制是“戰狼”式外交，中國沒有反制的資本，切莫逞強。

改革開放后，一些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美國代表著全球的正義，它的做法都是合理的，如果說中美之間有什么不愉快，一定是中國的政策出了什么問題。在他們看來，只要是中國削減關稅，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中方加稅無疑是在“拱火”。對于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筆者想表明以下幾個基本事實：

1. 如果說中國在2018年之前的確還存在一些關稅不對等（大致有5%的差距，基本符合WTO對發展中國家保護準則），但是從2019年開始，中美實際關稅早已實現基本對等，盡管雙方都把稅率定在20%左右，考慮到各種關稅豁免，雙方貨物平均稅率大致都在10%左右。所以，在“解放日”方案出臺之前已經不存在中國關稅比美國高的情況，七年來一再打破關稅平衡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2. 特朗普以消除逆差為直接目標，而不是稅率相等為目標，中國即使零關稅，也并不能換來美國退兵，就像前兩天提出零關稅的越南等國，特朗普均表示只有消除逆差，才可以取消關稅懲罰。中國靠將關稅無法滿足美國的心愿，只有削減本國工業能力，以及去購買數千億美元那些沒有性價比的大豆、天然氣，才會符合他的心愿。

3. 中美逆差本質是中美經濟結構和美國貿易政策決定的，而不是因為中國關稅水平導致的。美國企業為了追求更高利潤，把產能轉向中國等新興國家，這種持續的“去工業化”，必然造成逆差；美國政府為了國際競爭的需要，七年來推出了數百個對華貿易禁令，把3000多家中國實體列為禁運對象，中國無法從美國購買到真正需要的東西（多數是高價值產品），美國只想推銷糧食、能源等低價值產品，這必然導致擴大逆差。盡管中國需要做出一些政策調整，但是更需要改變的是美國政府自身。

4. 正像達利歐所言，特朗普關稅戰的醉翁之意不在關稅，終極目標是確定美國的獨一無二競爭優勢，徹底削弱中國的經濟實力。具象來說，是扼殺中國產業升級的機會，讓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不夠成威脅，永遠承擔美國廉價工廠和忠實市場的角色。

根據美方高官的言論及政策綱領，我們可以清晰看出，美國最能接受的中國是初級工業化狀態的中國（大致2008年前后的發展水平），這是美國所認為的中美關系最佳舒適區。具體量化來說就是：中國GDP最多只能相當于美國的30%左右，如果超過50%，美國一定會認為受到極大威脅；中國產業在價值鏈上永遠只能處于中低階段，上限是拉美或東南亞的水平，如果再高一些美國就會感到不安。

這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終極目標是讓我們個人的收入降低60%以上，我們的絕大多數科技公司都要倒閉。那么，到底是反制可以保護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還是妥協可以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呢？

5. 還有一個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最好的反制是補貼低收入階層，給農民和城市平民增加社保，這樣就可以擴大內需，不懼外貿出口的萎縮了，梁建章先生這兩天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宣揚這個主張。

這個觀點無可厚非，但是正如日本幾十萬大軍已經兵臨南京城下，你還在喊民主科學救國，這對解決當下問題有多少意義呢？增收、擴大內需是我們未來必須完成的發展使命，但是，內政是內政，外交是外交，外交問題無法完全用內政解決，遠水無法解近渴。

總之，事實很明顯：越南等小國有資格妥協退讓，中國已經沒有余地去妥協，就像蒙古帝國可以接受緬甸、高麗稱臣，但是對于南宋必須摧毀。中美七年來的博弈史，充分驗證了《六國論》中所說的：“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面對美國一再加碼的霸凌，中國當下必須有精準的反制，反制雖然不能保障100%的勝算，但是退讓一定是永無翻身的機會。

現在的美國早已不是自由派所以為的那種價值觀外交，而是 “實力外交”。綏靖主義不會換來真正的平安，只有讓右翼主義者感受到中國的力量，以及嘗到關稅戰的后果，才可改變他們的認知。4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宮會議上，表達了妥協、愿意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及11日又宣稱海關報稅系統技術故障，即證明了美國騎虎難下和中方斗爭的必要性。

不過我們也一定要認識到，我們的反制應該是基于遵循國際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的有理有節斗爭，避免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借助國際沖突而失控。現代史上，大國之興，都在于遵循人類基本共同價值；大國之衰，都因為被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所綁架。我們要以史為鑒，避免日本贏得了日俄戰爭，卻走向了通向狂熱的民族主義的覆轍，這樣的話即便贏得了一個階段博弈的勝利，終究也沒有多少意義。

三、中美博弈，誰更有資本和韌性？

任何極端化的國際較量，最終都是實力和韌性的較量。關于是否應該對美采取強硬反制，又有一些人認為，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市場，它當然有資本逼迫貿易對象就范，中國是沒有資本和美國較量的。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想：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不可被替代的產能，任何貿易壁壘也都是徒勞的，最終抵擋不住對中國貨物的需求。美國離不開中國的電子產品和中間品，就像中國離不開美國的芯片一樣。

所以，知識分子分析問題不能搞雙標，你不能遇到美國有產能優勢時，就說產能重要，遇到美國有市場優勢的時候，就說市場重要，產能和市場都是王牌，關鍵是看如何打這個牌。

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誰更扛不住呢？根據海關總署的貿易細分統計，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以中高技術含量的日常必需品為主， 2024年中國向美國出口了價值1.55萬億人民幣的電子設備極其零部件，其中包括9300萬部智能手機、7440萬臺電腦（含平板電腦）、2.5億塊新能源電池、800萬輛汽車和摩托車、75萬臺無人機，以及價值1萬億人民幣以上的家具、衣物、化工產品等。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呈現兩極化，約一半是高科技產品，包括集成電路、渦輪發動機、飛機零件、藥品、光學設備等等，一半是能源、農產品、礦產品等初級產品。

（美國部分商品對中國進口的依賴程度，來源：申萬研究院）

整體看，互相施加高關稅政策，對美國消費端沖擊大，會擾亂物價、引發通貨膨脹，因為美國多項主要日常消費品50%以上依賴從中國進口，并且這些商品的技術門檻和生產組織門檻比較高，短期內沒有可替代性；高關稅對中國則是生產端影響大，美方向中國出口的高技術零部件，也都是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離開這些商品，關鍵領域的制造也可能要停擺或成本大漲。

所以，盡管從綜合實力上美國更勝一籌，但是本階段博弈中，基本是勢力均敵，都有明顯軟肋，這時候就看誰具有更強的戰略定力和技巧。

四、超高額關稅如果持續下去，很可能導致大蕭條乃至局部軍事戰爭

在第二部分說了，我們必須要抗爭，維護中國所享有的正當發展權，這也是間接維護我們每個公民的權益——中國公民與美國公民生來也應該是平等的，不能說只有美國配當白領，而中國人只能當藍領。但是，這個過程一定是充滿了艱辛，我們一定要不要被狂熱所支配，要充分考慮到有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導致的全球供應鏈堵塞，當年全球貿易額下降了約7.5%，由此引來經濟衰退。貿易保護主義病毒對經濟的影響，將可能大于新冠病毒，尤其對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而言，如果說疫情只不過導致了供應鏈的暫時堵塞，100%以上的關稅會導致貿易的基本斷裂，進而引發經濟大蕭條。

有很多樂觀派，喜歡算最簡單的數字賬，他們把貿易額對著GDP一除，得到影響微不足道、可以很快克服的結論。比如某著名投行說，美國進口額只占全球GDP的3%左右，即使美國不跟全球有貿易往來，全球其他經濟體用2-3年就可以自我修復。其實，經濟絕對不是簡單的乘除法，美國、中國這樣的全球關鍵級經濟體，一旦脫離全球經濟體系，會導致經濟運行根本性紊亂，甚至是宕機，就像某人的肺、心、腎等關鍵器官被摘除了，你不能說它不過占體重的1%，無關身體大礙。

（中國一些主要行業對美出口依賴度）

中美經貿關系是全球大型經濟體之間銜接度和依賴性最強的經濟關系之一，脫鉤斷鏈對雙方來說都是嚴重打擊。2022年中美之間中間品貿易額達3815億美元，大約占了雙方貿易額的60%，是全球最大的雙邊中間品貿易關系，可見兩國產業聯系之密切。

所以要看到供應鏈斷裂產生的傳導效應，以及對全社會經濟信心的巨大沖擊，如果貿易戰影響，僅僅是進口額/GDP這個簡單的算數，全球市場斷然不會產生這么大的恐慌。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美國高關稅壁壘不撤銷，對中美兩國而言：

1. 中國東南沿海省份，美國加利福尼亞、內華達、亞利桑那、密歇根、堪薩斯、賓夕法尼亞等對華貿易依賴嚴重的州，都會產生生產成本驟增，市場急劇萎縮等現象，引發工廠倒閉和失業潮。上一周中美之間貨柜運輸量下跌67%，不過這只不過是危機的開始，未來將更嚴重。

2. 兩國最先進的產業，都是參與全球化程度最深、對雙邊貿易金融依賴最深的行業，它們均系成長于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中，也是兩國經濟希望之所在，關稅戰將為兩國最有競爭力的企業和行業前途命運蒙上陰影（所以美股跌幅最嚴重的是科技“七姐妹”），進而延滯整個社會進步速度。

（中國大陸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對象的省份，以及美國以中國為最大貿易對象的州，可見兩者的高度互相依存）

所以，我們既不要畏懼較量，也不要浪漫化這場殘酷的競爭，不要低估個人在經濟博弈中所可能承受的痛苦。中美人民所遭受的困難，都可能遠遠大于新冠疫情。現在只是雪崩的開始，每個人都在圍觀叫好，當它真的沖到你眼前的時候，躲閃都來不及。政策端應該充分評估對企業、就業產生的影響，而個人也應該對時代的轉折有所準備。

五、特朗普摧毀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也是中國的一個戰略機遇，中國應該扛起全球進步主義和自由貿易的旗幟

特朗普上任后的系列舉動，基本揮霍掉了美國在二戰后積累的國際信譽，美國的國際公信力史無前例降低，即便是日后特朗普下臺，美國要想恢復盟友的信任，也需要很長的時間。當舊的霸主全球領導力坍塌的時候，各國需要一個新的國家來填補它的影響力空白，以維持全球秩序的政策運轉。

所以，貿易戰盡管是巨大沖擊，但是對中國又是一個重大機遇，是填補美國影響力的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美國前國務卿布林肯在4月9日接受采訪時，就表達了這樣的擔憂。

從中國本身來講，作為最大的產能國，也具有推進全球化的內在需求。2024年中國制造業最終產值為7.1萬億美元，本國只能消化3.8萬億美元，剩余的3.3萬億美元需要依賴出口市場，閉關鎖國和割裂的世界不符合中國利益。從經濟史看，近代以來的全球化都是由產能最強大國家所推動的，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天熱有適合承擔這個角色。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抓住這個機遇呢？筆者認為：

1. 中國應該盡快與歐盟、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際組織和國家，形成低關稅同盟，比如構建一個由中國主導的新亞太自由貿易區，以及中國—歐盟自由貿易區，在新的國際貿易秩序形成中，盡可能孤立美國。

為了成功地構建這個秩序同盟，中國應該繼續保持改革開放的步伐，推動治理體系和理念的現代化，盡量減少與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沖突；對于一些現實利益沖突，也應該著眼更大戰略，予以擱置或大事化小。

2. 中國應該看到美國內部高度分裂的狀態，對其采取分化、區別對待的策略。具體來說，應該重點制裁支持特朗普的企業和深紅州，而對那些民主黨執政的州，對全球化積極擁抱的企業，提供某種程度上的關稅豁免。中國尤其應該抓住美國年輕一代，有效利用自媒體、短視頻等新的媒介平臺，展現中國作為開放、文明、進步的一面，減少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敵對心理。

3. 除了在經貿上，在特朗普主義影響下西方政治整體右翼化，歐美的商界、知識界及中產階級主流都非常擔心這個趨勢，現在全球也需要一個重要力量，來擔負起維護全球化和進步主義價值，阻止世界右轉的角色。從力量構成上講，英國、德國都顯然不具備這種實力，只有中國有資格承擔這個角色（如果它愿意的話）。

構建全球領導力，不僅需要經濟力量，更需要道德合法性，顯然目前美國的右轉，自我丟棄道德價值的號召權，也為中國提供了百年難逢樹立道德權威的好機遇，中國如果有深刻的戰略眼光，應該好好抓住它。

總之，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來世界發生的新變化，越來越把中國推向國際競爭的深水區，考驗中國的智慧和能力的時候，真正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