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勤務員問謝有法：王鳳鳴是不是強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2005年，原羅榮桓元帥的勤務員王匯川老爺子所編著的史料《羅榮桓元帥功著山東》出版。

王匯川老爺子是個老八路，1939年頂著哥哥的名字報名參軍，屬八路軍泰西獨立大隊，后來這支部隊被編入東汶寧支隊，八路軍115師入魯以后，該部改編為115師特務團。

當時，王匯川老爺子年齡還不是很大，羅帥看見他以后，十分憐惜他， 就把他調來當了自己的勤務員，隸屬115師政治部秘書處。

在羅帥身邊工作了兩年，對王匯川影響很大，多年之后他回憶：

“抗戰時期我在羅榮桓元帥身邊工作不到兩年，但這不到兩年的時間，卻深刻地影響了我的一生。”

也許正是源于這段奇特的經歷，才使得王匯川晚年萌生了撰寫一部羅帥在山東時抗戰經歷的史料，為了完成這部史料著作，王匯川采訪了當年不少的老戰友，并親自實地走訪。

王匯川針對當時社會上的一部分流言，做了重點的走訪調查。

一

經羅帥秘書李新階介紹，王匯川老爺子在北京找到了當年在山東軍區任政治部主任的開國中將謝有法。

本來王匯川此行的目的，是想就羅帥軍事上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探索，但聊著聊著，就聊到了當年羅帥當年在山東剪除漢奸王鳳鳴的往事。

當時，王匯川問了一句：

“據說王鳳鳴是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而且，還是個渡河連的青年干事。”

圖|王匯川和夫人在離開部隊前留影

謝有法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干部，對昔年長征時期的很多往事印象很深刻：

“你說的王鳳鳴，是福建省長汀市翟田人，參加紅軍比我早，曾給羅帥當過警衛員。他不是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但打仗也很勇敢，在長征的某次戰斗中，一只小腳趾被敵人子彈打掉。長征到了陜北，他就已經升為了團級干部。八路軍改編，他先是擔任六八五團政治部青年干事，后提拔為一一五師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隊政委，在制造了湖西‘肅托’事件后，自知罪孽深重，跑去當了漢奸。1945年，鬼子宣布投降，我們進軍賈汪，抓住了他。他狡猾極了，戰士們又不認識他，被他騙了，逃了，到現在還下落不明。”

談及王鳳鳴，謝有法哪怕時隔多年，也仍然憤恨不已。

事實上，王匯川所說“王鳳鳴是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的說法，不光是在當年，哪怕是在今天，許多網上胡亂寫的文章還有不少在轉載。

當然，談論有關“漢奸、叛徒王鳳鳴”的事兒，就離不開1939年發生在湖西根據地的“肅托”事件。

1938年12月，八路軍115師685團奉令東進，在抵達湖西地區后，與當地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合編為八路軍蘇魯豫支隊。

1939年4月，八路軍蘇魯豫支隊擴編至八千人，湖西抗日根據地也隨之擴大。5月，蘇魯豫特委升格為蘇魯豫黨委，湖邊、魯西南兩個地委和3個中心縣委、3個直屬縣委、涉及蘇魯豫皖邊區22個縣，面積約l萬平方公里，人口近千萬。根據地的擴大也吸引了許多抗日青年踴躍參加。

不過，當時日漸擴大的根據地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

國民黨當局在正面抗日戰場逐漸僵持后，對發展壯大的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產生憂慮，逐漸從對外轉向對內，政策上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動方針，即軍事、政治雙重手段，企圖破壞我抗日根據地。

基于國民黨當局的險惡用心，我黨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不過，由于受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康生照搬蘇聯經驗，大肆鼓吹“肅托”，使得部分根據地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當時許多領導干部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名字，但很自然而然的就把“托派”當成漢奸來理解。

1939年湖西“肅托”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開展的。

二

1939年5月，湖邊地委為了培養干部創辦了干部學校，當時參加干部學校培訓的都是從湖西各縣來的有為青年。

不過，到這年八月畢業的時候，不少學生不愿意留在湖邊工作，而是想“哪兒來的回哪兒去”，本來這只是一次正常的訴求，無可厚非，然而在調查過程中學員中有“同鄉會”組織。

匯報給湖邊地委以后，地委部分領導人認為，這可能是敵特組織滲透破壞引起的。

時任湖邊地委書記李毅患瘧疾休養，上級將這件事情交給時任湖邊地委組織部部長王須仁調查。

根據李毅回憶，當時王須仁為代理書記。

王須仁在調查的過程中，未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調查這件事，而是將這件本屬于一般思想性問題的事件上升到“肅托”問題上，對于被捕的干部學生采取“逼供信”的惡劣手段并將逼供所得的材料上報蘇魯豫邊區黨委，引起區黨委高度重視。

不久之后，蘇魯豫邊區召開軍政委員會，時任區委書記的白子明、蘇支四支隊政委王鳳鳴也都出席了會議。

盡管王須仁在會上所提供的材料為逼供所得，且漏洞百出，但在場的軍政兩方面領導人白子明、王鳳鳴竟然都未提出異議。

一場大規模的“肅托”在湖邊地委領導機關內展開，大批的黨員干部被捕，并在隨后受到酷刑，部分人被迫承認所謂的“托派”問題，并在隨后遭到錯殺。

不光是湖邊地委受到了影響，當時活躍在湖西根據地的主要蘇支四大隊也受到了影響，包括時任蘇魯豫支隊副支隊長兼四大隊隊長的梁興初也在期間被捕，隨即被扣上“托派”的帽子。

幸而當時蘇支支隊長彭明治得知情況后，火速趕赴湖西，這才把梁興初救了出來，但他也無力干預湖西“肅托”。

王須仁在湖邊地委發起“肅托”，主要是軍事上得到了王鳳鳴的支持，王鳳鳴在未向蘇魯豫支隊黨委匯報的情況下，就擅自肯定了湖邊地委的“肅托”，當時兩人沆瀣一氣，在地委以及四大隊大肆捕拿。

區黨委書記白子明在未經請示，也未調查事實的基礎上，也同意了在區黨委開展“肅托”，一下子把“肅托”的范圍擴大到了區黨委。

大部分在湖西地委以及蘇魯豫邊區富有影響力，且頗具資歷以及人望的干部被捕殺害，給黨造成了深重的損失。

湖西地委乃至蘇魯豫區黨委的這場“肅托”影響范圍越來越廣，使得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認為，這是冤案，并不斷向上級反映。然而即便到了這個時候，白子明、王須仁、王鳳鳴仍然罔顧上級指示，隨意殺戮。

羅榮桓迅速決定會同山東分局領導同志親自到湖西，這才制止了進一步惡化的事態。

1940年11月3日，鑒于湖西“肅托”導致蘇魯豫邊區根據地縮小，上級決定撤銷蘇魯豫邊區黨委，設立湖西地委，并劃歸魯西區黨委領導。

1939年湖西“肅托”事件影響很深遠，包括一些遇難同志的問題，因受限于當時環境，處理也很不公道，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徹底解決。

三

羅帥在待人接物上，一貫與人為善，在處理這件事情雖然展現的雷厲風行，但還是不可避免的留下了尾巴。

除了王須仁被認定是混入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外，白子明、王鳳鳴所受的處分并不重，白子明只是被降為預備黨員，但仍然出任了改組以后的蘇魯豫邊區黨委書記，王鳳鳴最初甚至未獲處分。

王鳳鳴很早就參加了紅軍，曾經當過羅榮桓的警衛員，他在湖西“肅托”事件中犯有不可饒恕的罪過，但他在事后狡辯說自己是受了王須仁的蠱惑，被當槍使了。

羅帥在處理的時候，認為王鳳鳴本質上還是好的，所以對其批評教育后，準備調他回115師任686團團長。

不過，后來還是出了事兒。

王須仁在被認定為時異己分子以后，羅帥決定押送他回魯南，交山東分局社會部進一步審查，考慮當時戰爭環境，在押送途中沒有沒收他的槍。

王須仁對自己命運前途悲觀失望，于是在押送途中自殺（還有一說是被槍決）。

王鳳鳴聽說王須仁死的消息后，頓時面如死灰。

1942年，黨組織決定開除王鳳鳴黨籍，撤銷職務，并要求山東分局將人押送來延安服刑，115師對中央決定表示擁護，立即著手安排。

可在處理這件事上，羅帥再一次“心慈手軟”，未對王鳳鳴進行看押。

當天晚上，王鳳鳴就趁機溜出了師部，投奔了日偽郝鵬舉部當了漢奸。

王鳳鳴投降日偽后，隨即改名為“楊步仁”，并率領數千日偽軍發動對根據地的襲擊，犯下無數血債，甚至還差點威脅到115師師部。

羅帥時后調集一個旅，連續摧毀了日偽多處據點，打的王鳳鳴狼狽逃竄，但很可惜，沒有抓到王鳳鳴本人。

王鳳鳴后來就此失蹤，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