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 在敏感與鈍感中不斷微調

時隔多年，在上海的春風里，周軼君提出一種觀察，許多人在二十六七歲時候做的事情，很可能會影響一生——決定去做戰地記者時，她恰好26歲。

后來，周軼君做了許多工作，看起來好像離「戰地記者」的身份越來越遠，她去鳳凰衛視擔任時事觀察員，寫書，錄節目，再后來拍紀錄片，做制片人，但她心里清楚，自己的內核從來沒有變過。她是一個創作者，也是一個記錄者，她喜歡觀察世界，探索世界，她總是在人生的田野里不斷播種，嘗試各種新鮮事物，追隨一種「強烈的沖動」，打開自己的天地。

文｜梁宋

編輯｜Yang

春夏「種因」

春將盡，夏將至。今天是谷雨，春季最后一個節氣，谷雨的到來意味著寒潮天氣基本畫上句號，氣溫攀升速度加快。「清明斷雪，谷雨斷霜」，4月的上海已經暖和起來，中午溫度甚至可以到達30度。谷雨雖有春天清新的氣質，但已初具夏天的性格。

4月，天朗氣清，正是林徽因筆下的「人間四月天」，周軼君站在上海辰山植物園內，看著園子里初放芽的綠葉，櫻花一樹一樹地開，豆梨、喜林草、染井吉野、月季、郁金香相繼盛放，她一下想到「播種」，想到「生長」，雨生百谷，「這是一個種因的時節」。

過往人生，周軼君有過許多屬于自己的谷雨時刻——那些春夏「種因」的時刻。

小時候，她喜歡文學，喜歡看書，喜歡寫作，夢想是成為作家，但試了挺多次，總是不順利。上中學時上海市要選十幾個中學生成立記者團，她一下就被選上了，做得非常順利，「冥冥之中一件事情你做起來特別順利，做起來也很開心，或許就選對了，這就是一種種因」。

大學時，她選擇離開上海，去北京學習。因為心儀學校的文學專業在上海不招生，她果斷決定學習外語。外國語學校有很多可學的語種，英語、法語、德語都是兩個字，阿拉伯語很特別，它有四個字，周軼君覺得「很有意思」，她對冷門生僻的東西總有一種好奇，抱著嘗試的態度，她學習了阿拉伯語。當時，她對中東一無所知，怎么也想不到，之后會跟那片土地緣分那么深。

大學畢業后，周軼君沒有回到上海，也沒有參加外交部考試，而是選擇進入新華社，真正做一名記者。入社4年后，她主動申請前往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帶擔任戰地記者，像是有一根線牽引一樣，一個誤打誤撞學習阿拉伯語的女孩，一個在虛構寫作上受挫的文學少女，最終成為鮮見的戰地記者。

周軼君在加沙地帶待了整整兩年，切實地經歷了戰爭，見證了許多生死考驗與人性幽微，一個人在二十多歲時，就被置于完全陌生的生存環境下，完成許多超出自己想象的艱難突破，她感覺自己不僅是在做一份「工作」，整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和錘煉。

巴以地區是傳說中「離上帝最近的地方」，也是她記者生涯的起點、對世界認知的出發點。她自己也說，「與極端環境的劇烈碰撞，塑造了后面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塑造了自己做事情的規則」。離開加沙時，周軼君就已經意識到，這段經歷或許會跟她終身有關。

時隔多年，在上海的春風里，她提出一種觀察，許多人二十六七歲時候做的事情，很可能會影響一生——決定去做戰地記者時，她恰好26歲。

后來，周軼君做了許多工作，看起來好像離「戰地記者」的身份越來越遠，她去鳳凰衛視擔任時事觀察員，寫書，錄節目，再后來拍紀錄片，做制片人，但她心里清楚，自己的內核從來沒有變過。她是一個創作者，也是一個記錄者，她喜歡觀察世界，探索世界，她總是在人生的田野里不斷播種，嘗試各種新鮮事物，追隨一種「強烈的沖動」，打開自己的天地。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加沙那兩年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跡，那是最接近她底色的地方，她自己也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會和未來發生什么聯系，它在我身上沉淀下來一些東西，我稱之為什么呢？經驗嗎？力量嗎？或者是別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它是一個綜合的東西，這個東西在我一生之中，都會起到一個作用，它是一個因。」

敏感的「金線」

谷雨是一個萬物生發的時節。在這種生長的時刻，無論是動物還是植物都必須保持對于周邊氣候、濕度、土壤、時局的敏感，抓住一切生長的機會。

在專業領域上，周軼君無疑是一個敏感的人。她有一種天然的記者的敏銳嗅覺，做戰地記者時，她剛到加沙的第一天夜里就遇到轟炸，那時她還沒有建立起在戰地生存的經驗，只知道自己應該鉆在桌子底下，讓身上有一個掩蓋物，把自己藏起來，但那時，她腦子里想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問題，而是「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明天要干什么」。

周軼君做記者時習慣全身心地交付，別人覺得苦的事情，比如出差，非常遙遠甚至危險，對她來說反而是「無窮的誘惑」，到那個場景里面，她會覺得自己的能量全打開了，「我就想干這件事」。她并不希望這些經歷得到過多的強調和溢美，因為這是她的興趣所在，和園丁熱愛園藝并沒有本質區別。

和周軼君交談很強烈的一個感受是，這是一個將調查記者作為生活方式的人。在上海特侖蘇的拍攝現場，《人物》和周軼君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訪談，她非常專注，不是機械地回答，而是非常認真地思考，盡量給出準確、細致的答案。交談時，她隨口提到某個看到的采訪，采訪對象是一拳打折了三塊磚還是兩塊磚，她不太記得了，她會很自然地說一句，「那個細節我到時再查一下」。

成為母親之后，周軼君告別了戰地，但并沒有告別自己人生的戰場。她依然對這個世界有著充沛的好奇，她開始從自己的「附近」出發，用一個調查記者的眼光去探索，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教育？

從2018年到2024年，她和她的團隊去了十個國家拍攝紀錄片《他鄉的童年》，第一季去了芬蘭、日本、英國、印度和以色列，第二季去了新加坡、法國、德國、新西蘭和泰國。

選擇這些國家各有其原因。比如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很小，卻是全世界擁有大學學歷人口比例最高、初創企業最多的國家之一，她很好奇他們的創造力從哪里來。又比如泰國，那里吸引了許多中國家庭，很多父母放棄了許多國內的便利，帶著孩子到泰國留學，她很好奇他們會經歷什么。

帶著這種敏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她將自己一次又一次「丟」到現場。

在北歐，她跟著芬蘭的孩子們一起學習親近自然，他們在森林里上課，嘗試完全打開自己的五感，找回一個人最初對這個世界的敏銳感知，他們會學習分辨顏色和氣味，為一棵樹取名大海、或風與浪；

在以色列，她親眼見到一個學校如何呵護孩子們敏感的心，校園里會有戴著紅鼻子的「教育小丑」，小丑先生很會給孩子們提供情緒價值，他會和孩子們說，犯錯了也沒關系，他想讓孩子們不怕失敗，想到上學這個事情就覺得很開心；

在法國，周軼君發現他們思考問題會非常深入和細致，比如談論愛時，會像剝洋蔥一樣層層剝開：什么是愛？愛的反面是什么？愛一個人和愛一雙球鞋有什么不一樣？——這是很多人都已經流失掉的細膩敏感探索愛的能力。

不同國家地域的教育狀況，就像很多面不同的鏡子，周軼君在鏡子里照見的，不只有差距和反思，更多的是多樣和包容。她希望通過《他鄉的童年》追尋一種探索教育的可能性。

不論是做記者還是拍紀錄片，周軼君都秉承著自己的專業標準，她說，「在我的工作當中我是高度敏感的，有一根金線，我特別清楚我今天的工作，或者說我做這個采訪達沒達到這根金線。」

敏感的金線一直深藏于她的內心。正如她信奉的工作準則：這個世上沒有那么多妙手偶得，只有經歷適度的痛苦才能享有配得的喜悅。如果寫一篇文章，寫一本書，拍一個片子，她沒有痛苦過、難受過、煎熬過，結果往往不太好——這是她對于專業的篤信和敏感。

鈍感是一種「保護」

在周軼君身上，除了專業的敏感，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鈍感力」。

任長箴是一位紀錄片導演，也是周軼君團隊的工作人員，她講述了自己與周軼君相識的故事。一次，周軼君拍了個片子拿不準，通過朋友找到她想聽點意見，兩人是根本不認識的陌生人，見面后，任長箴毫不留情地把片子痛批了一遍，「這在別人聽來是非常刺痛的，但周軼君特別高興」。分別后，周軼君還專門給任長箴發短信，「你說得太好了」。

任長箴至今還記得那個場景，「別人要聽見我那么毒舌地說那片子，想死的心都得有，就她歡天喜地」。因為這次痛批，兩人后來才合作了紀錄片《他鄉的童年》第二季，豆瓣評分9.4分。

周軼君身邊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感受過她這種「鈍」的特質。有朋友聽到她去加沙第一周就見到了尸體，是一個5歲小孩，空氣中能聞到血肉與鋼鐵撞擊的味道，直接就說自己接受不了，肯定沒法干了，但周軼君依然冷靜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這種在現場的理性并不意味著周軼君沒有一顆柔軟的心，拍攝《他鄉的童年》時，她有好幾次忍不住落淚的時刻，但工作需要她克制情感時，她能掌握好「共情」與「距離」之間的平衡。

《人物》曾多次問過周軼君一個問題，她的人生中是否經歷過一些難熬的時刻，一些「坎兒」？她每次都認真地停下來想，然后發現「真的想不起來」。

她的生活當然也有煩惱。拍紀錄片時，她有過很多期望落空的時刻，有時候做了非常多的準備，覺得素材好極了，故事好極了，可能到現場，想采訪的那個人沒有來，或是素材拍到了，最后因為各種原因片子用不了，「但是又如何呢？你得趕緊準備下一個故事，去拍下一個東西」。

她好像有一種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對她來說，成功與失敗不是線性向前的存在，而是個循環，就像四季節氣的發生一樣，有成功就一定會有失敗，如果做錯了，或是遭遇了不順利，不過是為下一個季節、下一個節氣、下一次的播種收獲做準備而已。

因此，那些生活中的困難，她可能難受個幾天就跨過去了，沒什么事讓她覺得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她也不太會因為一次失敗覺得非常的沮喪，「可能當時會有挫折感，但很快我就忘了這個事」。

周軼君就是這樣一個人。身邊的朋友評價她，「她有一些特別真誠的東西，還有一些特別使鈍勁兒的東西」。在工作伙伴的眼中，她不害怕受傷，遇到突發狀況團隊的伙伴們焦慮得不行，要崩潰了，她往往是最鎮定的那一個。

在之前的訪談中，她曾說過一句話，「焦慮的反義詞是具體」，她也在身體力行踐行著這句話。一旦陷入焦慮，她會讓自己打住，別想了，有這時間不如去想要去請哪個嘉賓？要怎么聊？把眼皮子底下的事干好。

在創作的長路上，任長箴遇到過許多同行者，有些人是短跑者，「啪」就跑到終點了，周軼君是那個長跑者，在創作的路上她得慢慢摸索，有時停下來喝點水，甚至于摔倆跟頭，當別人都落下了，不跑了，她還在往前跑。她不怕失敗，也不信別人的經驗，因為所有的真理她得自己去檢驗。

鈍感于周軼君而言，是一種天賦，也是一種保護，讓她更好地往前走。前不久，周軼君家院子里的一株臘梅死了，她非常喜歡那株臘梅，其他人可能還在惋惜和哀嘆，但周軼君的想法簡單直接，「我這么喜歡這臘梅，那我可以種一棵新的臘梅嗎？」

更好，是在敏感與鈍感中不斷微調

明年，周軼君就50歲了。她完全沒有想停下來的意思，創作欲還是很旺盛。寫作、錄節目、做播客......她還有很多想做的事。過往采訪中，她見到太多人70多歲了頭腦依舊很活躍，表達依舊很清晰，觀念依舊還很新，她認為年齡并不是束縛，而是一種新的沉淀。

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一個身兼多職的「斜杠中年」，她的日常很忙碌。她會努力抓住那些屬于自己的時刻，比如不帶任何電子產品，一個人去游泳，享受水里安靜的一個小時。前幾天，她凌晨三四點不小心醒來，索性不睡了，萬籟俱靜時，一個人靜靜讀了一會兒書。

直到現在，她腦子里還是有那么多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有些和工作有關，有些無關。她看《世說新語》里講到，有個人和嵇康相處了20多年都沒見過他有怒意，這個短故事讓她出神很久，嵇康怎么從來不發火呢？在湖邊看《瓦爾登湖》時，她留意到有一章講孤獨，說孤獨是最好的伴侶，確實很有道理，里邊還講到，一個人的家里或許只需要一張床、一張木桌、三把椅子就好，為什么是三把椅子呢？獨坐用一張，交友用兩張，社交用三張，交談超過三個人就略顯擁擠了。周軼君很享受這些閱讀帶來的思索時刻，每天都有些新發現，這讓她覺得自己依然在創造。

談到特侖蘇一直所倡導的「更好」，周軼君的回答也很有哲思，她認為，更好于她而言，是一個敏感力鈍感力兼備且不斷調試的過程。什么時候需要敏感，什么時候需要鈍感，不是手里的兩個開關，它們之間也會相互打架，需要有一種協調性。更好，就在這種微調中生長出來。

敏感和鈍感并不矛盾，它們可以共生，甚至相互支撐。敏感，意味著在工作中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強有力的嗅覺和感知力。鈍感，是不過多思量后果，憑著一種初始的喜歡和元氣往前走。

周軼君是秋分出生的，從年齡上來看，她好像已經到了自己的秋天了，對于「更好」的理解，也有了層次上的變化。

年少時，她理解的更好是非常具體的，是有標準的，是一種社會世俗意義上的普遍認同。現在，她理解的更好更寬闊了，更屬于她自己。「更好」不可量化，它不是一個方程式，可以通過幾次方或者多少倍加減就得出來一個完全不變的公式。這種對「更好」的多元理解和實踐也是特侖蘇一直堅持的。

沒有人不渴望更好。在過去，周軼君采訪過的許多人都經歷過非常動蕩的時代，好多次，她都聽到了一句相似的話，「沒想到，后來就......」，有時是「沒想到第二年就有了轉機」，有時是「沒想到過幾年就變好了」。這些他山之石教會她一個樸素的道理，在歷史的坐標系中，世界終究是動蕩和不確定的，唯一能確定的反而是微小的自己。很多時候，多走幾步，多挺一會兒，稍微踢自己兩腳再試試，也許就更好了。

訪談的最后，周軼君和我們分享了一個屬于她自己的，微小的「更好」實踐。春節時，她買了一大盆蝴蝶蘭， 所有的人都說，它最多只能活三個月，因為春節時期的蝴蝶蘭很脆弱，花盆里邊套著塑料制品花容易透不過氣，花枝又被人為地擰成了非自然的各種造型，這盆花還曾經爛過根。

看著眼前那么美的花，周軼君偏不信，她上網研究了好一會兒，給蝴蝶蘭換盆換土，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最近這盆蝴蝶蘭長得還行，感覺應該能挺過三個月，她還盼著明年再復花呢。就這么微小的一個事兒，她特別有成就感，因為她又一次沒有聽別人怎么說，而是埋頭自己努力去做——畢竟，三、四月去播種，不去想九、十月的收獲，一切都會自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