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采外賣員：社保新策遇冷，他們的煩惱和困境

撰文_劉壤歌

編輯_趙小魯

平臺編輯_cc

4月21日，京東發布公開信，稱競對平臺“強迫各位騎手不能接京東平臺的秒送訂單，如有違反，會采取封殺措施”。在公開信中，京東同時譴責競對平臺“十幾年不為任何一名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當天劉強東在北京身穿京東外賣工衣給用戶送外賣的照片也不脛而走。美團則發布公告反擊稱，“某平臺”擴散的信息是謠言，且一張“達達京東秒送行動”群組公告的截圖顯示，“某平臺”明確要求全職騎手不準跑其他平臺訂單——限制騎手選擇的并非美團。

4月21日，京東CEO劉強東邀請騎手吃飯的視頻在社媒流傳。

后起之秀京東外賣與美團、餓了么之間的口水商戰已持續近兩個月。外賣平臺的“社保承諾”在3月成為熱議話題。京東宣布自3月1日起，為全職外賣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美團緊隨其后，也表示將在全國范圍內為專送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餓了么則聲稱早在2023年已在部分城市啟動試點。

4月3日，美團宣布，已在福建泉州、江蘇南通兩城區開啟首批外賣騎手養老保險補貼試點。據試點方案，對當月收入達到就業地相關繳費基數下限，且近6個月有3個月滿足該條件的騎手，美團以相關繳費基數為基準，補貼50%的費用，預計將覆蓋超過2.2萬名騎手，后續將逐步覆蓋至全國。

平臺巨頭一改“層層外包、規避責任”的舊形象，主動表態要給騎手上社保，迅速引發公眾關注與質疑：“誰來出這筆錢？”“社保真的能落到騎手身上嗎？”更直白的疑問是：“到底是騎手需要社保，還是社保需要騎手？”

當騎手權益維護力度成為商戰的籌碼，騎手實際能受惠多少？3月中下旬，水瓶紀元在廣州街頭隨機與十余位外賣騎手進行交流。令人意外的是，他們幾乎無人因社保新策感到欣喜，大多數人的社保處于停繳狀態，也無人主動詢問平臺的承諾是否已落地。他們更在意的是：有沒有單派、賬號是否“養廢了”、這個月夠不夠錢寄回家。

騎手李彬說得直接：“養老金63歲才拿得到，我不一定能活到那時候。”社保，似乎離他們的日常所思所想太遙遠了。

他們的煩惱：無單、低單價

下午四點，騎手排班中的下午茶時段。高大的榕樹下，一排身穿亮黃色和藍色工衣的外賣騎手坐在電動車上，身影沿著餐飲店林立的商場門口排成一線，有時能擠滿二三十輛車。他們低頭注視著手機屏幕，手指在游戲、短視頻和接單界面之間反復切換。等待訂單的時間悄然流逝，他們就這樣沉默地坐著，半小時、一個小時，甚至兩個小時。

商場外等待接單的騎手們

與社交媒體上圍繞平臺繳納社保的熱烈討論不同，線下，跟這一消息有切身利益關聯的外賣員們對此往往反應平淡——“不知道”或者“無所謂”是最常見的回應。他們有更現實、更迫切的煩惱：這個行業早已趨于飽和，系統常常無單可派。

公開資料顯示，外賣騎手如今大致分為兩類：專送和眾包。專送騎手通常由站點招募和管理，與配送商而非平臺簽訂勞務合同或勞動合同，有固定的工作班次，類似“雇員” 。系統會根據各個騎手的位置來分配訂單，騎手不能拒絕，但可以轉單。眾包騎手則屬于靈活用工，在平臺注冊后便可接單，也可以自主搶單，但沒有勞動合同，與平臺屬于合作關系。國際勞工組織在 2020 年底發布的工作報告顯示，美團外賣用工中眾包比例達 60%。

佘華榜，四十歲，穿著嶄新整潔的頭盔和工衣，坐在地鐵口的臺階上，目光緊盯手機屏幕。他曾在派出所巡防隊工作七八年，直到去年被遣散，“年紀大了嘛，要轉（換）成年輕的”。這天是他第二天跑專送，連續兩天都遇到了大雨，但單量并沒有暴增，從上午10點到晚上8點，他只完成了13單。一個半小時沒有接到新單，他神色有些焦急。

根據美團研究院公布的數據，外賣騎手數量已從2019年的399萬人增至2023年的745萬人，年均增幅保持兩位數。由于外賣行業門檻低，只需會用手機、看導航、騎車，便能輕松入行，這一特性使得外賣行業涌入了不少下崗待業尋求過渡的人，高于本地平均工資的薪資也吸引了疫情后生意失敗急于還款的負債者。

34歲的唐澤權進過地產行業，也做過汽車改裝，因為欠下外債，從2016年開始跑外賣。好不容易還得差不多，2019年開店賣鋰電池，遇上疫情，貨品擠壓賣不出，付完房租人工等費用，又回到負債狀態。他是美團“樂跑”騎手，屬于眾包騎手的一種，但和專送一樣有跑單量和在線時長要求。

選擇做騎手的更多的是缺乏職業技能的年輕人。在水瓶紀元接觸的十多位外賣員中，他們全數為男性，多來自農村或附近縣城，九零后占了多數，還有四位是零零后。

廣州街邊的騎手招聘店鋪

李彬今年25歲，老家河南，在美團專送跑了三年。他說，和剛入行時比，如今單價已經從八塊多、九塊降到了六塊多。他現在每天跑二十多單，有時甚至不能在班次規定時間內跑完要求的最低單量，要向站點申請延長在線時間加班跑。而如果沒有跑到，就要回到站點接受“體罰”，在紙上抄寫“每天班次內大于16單”，寫滿一頁。

一位眾包騎手向李彬訴苦，他三十多歲還沒對象，家里催著買房，“不然誰嫁給你！”他看上高薪來跑外賣，結果不僅單少，還發現只花8元10元就可以吃到品質連鎖餐飲店的騎手餐取消了。李彬覺得，這些是降本增效的跡象，騎手人員已經飽和。

要殺出一條路，就得養賬號。晚上11點，白日摩肩接踵的北京路步行街行人稀疏，胡建華仍扎在路邊等單。他皮膚黝黑，是少見的月薪破萬的專送騎手，“一個月可以跑1500單”，扣除月休兩天，平均每天至少跑53單。

他總結了一套方法：新手剛進來第一件事就是養賬號，熬時間，快取快送。每天7點出門，熬到晚上10點以上，距離遠、爬樓的“垃圾單”也接，天天跑五十單，至少一兩個月才能把賬號養好。“系統相信你穩定、高效后，就會每天派五十單給你” ，胡建華說，“賬號差了基本沒得救了”。

系統監控無處不在。即便騎手們的賬號已落入系統判定的“差賬號”，無單間隙無所事事之余，大家仍需煞有介事的穿戴好工裝頭盔——這是為了應對騎手APP的檢查。騎手APP索取了前后攝像頭、麥克風、地理定位權限，攝像頭會隨時拍照檢查騎手頭盔工裝有沒有穿好，拍照前不會提醒騎手。如果不符合要求，同樣地，處罰也是罰抄，“罰抄‘上班要戴頭盔穿工裝’”，李彬說。

江新就這樣頭盔工衣穿戴整齊地坐在電動車上釣魚。他是一名餓了么專送騎手，每天下午三點多，沒什么單的時候就來江邊釣魚，“為了放松”。土紅色魚餌用塑料袋包起來，堆在石質欄桿上，江新用一把折疊魚竿，不到二十分鐘就釣上來一條巴掌大的小魚。他取下魚嘴里的掛鉤，把魚扔回江里。離開時，拿出藏在黑色小抽屜里的手機——這是他逃避監控的方式——架上手機支架，藍色背影匯入來往車流。

他們的看法：尊重個人意愿、減輕負擔

外賣員沒有底薪，計單結算工資。“去年七塊五的單價今年降到了六塊多”以后，江新現在一個月收入五千多。他三十多了，沒結婚，而收入只夠自己花，“真要到結婚養孩子那一刻，你拿不出錢，一想起這個，你就睡不著覺”。李彬父母在老家種地，他是家里的老大，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弟弟在外打工，妹妹則在上高中。刨去租房吃喝，每月剩一千，要么攢著要么寄回家。

唐澤權說出了很多外賣員的心聲。他發布視頻稱，對專送、“樂跑”等“以平臺為生的”全職騎手而言，一個月勻出幾百元交社保的個人繳納部分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負擔。他更希望的是，平臺能承擔更大的社保繳納比例，降低騎手繳納負擔，讓認真跑單的騎手能愿意交社保。這則視頻迅速登上了抖音的熱度榜單。

年輕人們在一個平臺待不長，隨來隨走，更在乎自由。江門人姜樂今年23歲，初中畢業后開始學做蛋糕，在老家縣城干了一段時間，“不好做”，來到廣州跑外賣。他在餓了么跑了三個月專送，跳到美團又跑了三個月專送。姜樂手指在王者榮耀游戲里劃出華麗的特效，伴隨著“殲滅敵人”的提示音，頭也不抬地說：“我準備走了，美團給不給繳納社保都和我沒有關系。”

李彬解釋，老騎手和新騎手合作，重復拿推薦費是專送騎手一項隱秘的收入來源。“跳來跳去也有好處，入職就可以拿一筆推薦費，但不能太頻繁，平臺要求最低間隔三個月。”他就是和老騎手合作，從餓了么眾包跳到美團做專送的，“當時推薦費很可觀，有四千，一般七三分或者八二分，新騎手拿大頭”。

他高中畢業后來了廣州，在超市做倉管員，兩年后升為小主管，一月四千多。雖然超市給交社保，但因為“錢少事多”，他辭職去餓了么跑眾包，就此斷繳社保。姜樂和李彬一樣，現在只交在老家的“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李彬表示，他對于交社保的態度是無所謂的，“養老金要到63歲才能領，我覺得我不一定能活到那時候”。他希望平臺可以尊重騎手的參保意愿，“騎手工作是比較靈活的，隨時有人來隨時有人走，打算長時間做的并不多，所以有人愿意交，有人不愿意交。愿意交的這部分人里，有些也不接受個人繳納的數額”。

唐澤權也沒打算長期跑外賣。他頭腦活絡，在送外賣以外還注冊了騎手自媒體，拍跑單日常“薅流量羊毛”，“千次播放三塊錢”。他也拍騎手主題小短劇， “騎手當著客戶的面砸餐”、“騎手和保安起沖突等等”。唐澤權聲稱，隨手拍的騎手發生剮蹭事故的視頻曾得到一百多家官媒轉發，瀏覽量達到38億。他有些得意：“我拍的百萬播放視頻有200來個，千萬播放的有10個以上，破億的我也有3個。”他盤算著轉型，找個搭伙過日子且愿意出鏡的伴侶，走家庭日常博主賽道。

李彬原本決定月底辭職，但連續幾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點才能跑滿要求單量，他有些心灰意冷，提前到月中走了。他總是一個人跑單，有臉熟的跑友但并不知道對方的名字，見面時有一搭沒一搭聊上幾句，再各自騎進風里。他只和房東打過招呼后就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車，行李不多，一個箱子就裝完了，這個待了七年的城市再無他的生活痕跡。

陳國江是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組建者，也被稱為“盟主”。聯盟把零散的、利益訴求不同的外賣員們集結起來，吸引了一萬四千多名騎手加入，曾經擁有十幾個微信群，組織過騎手大規模聚餐，也為騎手們提供法律援助和生活幫助，幾乎扮演著“獨立工會”（注：“獨立工會”指由工人或員工自愿組成的組織，旨在維護和促進成員的權益。）的角色。

一張貼在騎手身后外賣箱上的“騎士聯盟”宣傳單

他表示，從他的親身體驗和與其他外賣員的交流來看，大多數人不愿意自己掏一半的錢買社保，乃至不愿意讓平臺繳納社保——錢從哪里來呢？大家擔憂成本最終仍然分攤到騎手身上。在他看來，由于入職門檻低、缺乏職業發展前景，外賣員們不會把送外賣當成一個終身職業，且在勞動者權益保護執行不力的情況下，換去別的工作企業，企業主也未必會依法繳納社保，這樣在送外賣時交的社保也會打水漂。

陳國江認為，絕大部分外賣員的核心訴求不是社保，而是單價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騎手和平臺缺乏對等的談判地位。“被處罰的騎手申訴被駁回、隨意封號、專送騎手被克扣工資等，一系列不合理的情況應該引入第三方或者政府部門的監督和審核。畢竟這么大的群體，不能你自己罰騎手的錢，騎手申訴了，還是你自己審核。你不能自己又當警察，還當法官，這是不合理的。”

更多的外賣員難以組建團體來進行權益協商，在陌生的大城市里也沒有遇事可商量的朋友。為了方便隨時離開，姜樂沒有自己租房，而是住在站點的騎手宿舍，“上下床，一個宿舍住八個人，房租一個月五百塊，從工資里扣”。他和舍友很少聊天，坐在一家打烊的店面門口等單，他說，跟水瓶紀元交談是他和人面對面聊天最長的一天——半小時。

聊天期間，品紅色、黃色、藍色、綠色衣服的騎手堵在紅燈前，一輛公交開上斑馬線，撞倒了一名山姆超市配送員。公交司機下車道歉、幫忙把電動車扶起來。配送員看起來沒有受傷，綠燈一亮，他便跨上電動車，在人群里左轉右拐，急切地騎走了。

被撞倒的山姆超市配送員

他們的困境：車禍和保障

社保主要包含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對許多外賣員來說，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更為緊要。在交談的一周里，水瓶紀元就目睹了四起外賣電動車撞車事故。

外賣騎手被認為是交通違法最為高發、易發的高風險群體。一項來自應急部的研究表明，成都市 2021年1月至8月，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電動自行車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騎手傷亡。2019至2021年，上海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90.3%。

“要是超時被顧客投訴打差評，一次罰200，一天又白干了”，江新這樣解釋騎手們寧愿選擇違法的原因。系統下達的是一個打包的配送時間，商家出餐慢十分鐘，騎手配送的時間就少十分鐘，“那你就得多闖一個紅綠燈”。

自詡小心、“佛系”跑單的李彬也遭遇過一場小車禍。他還記得，當時在前往站點開早會的路上，對方想從后超車，但車上的大箱子太寬了，把他連人帶車刮翻在地。他的手腳擦破了皮，“主要是車摔壞了”。他拿著賠的一千元和舊電動車抵扣的錢換了輛一千八百元的新車。在路上疾馳，他常常心驚膽戰：“你遵守交通規則，別人不一定遵守嘞。像那些逆行的，突然轉彎不看后面的，還有網約車、出租車突然變道往你前面下客的，還有公交車突然停車的，太多了……”

絕大部分外賣員沒有社保中的工傷保險。工傷保險需要由用人單位繳納，而2021年，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發布的《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下稱《報告》）指出，隨著外賣員群體數量逐漸增多，平臺為降低用人成本，將配送業務層層外包，有效地打碎了和外賣員的勞動關系，甚至出現配送商要求外賣員簽署“自愿放棄社保”協議、外賣員被注冊成個體工商戶的情況。沒有勞動關系，自然無需依照《勞動法》為員工繳納社保。

其實在騎手APP的線上社區，對社保的討論去年就開始了。有騎手希望美團為員工購買社保，多關愛一線騎手，也有騎手問：“公司不給交社保可以舉報嗎？”“為什么這么大個公司社保不能交，就連掛名自己交都不可以，傷心啊……”“我們的社保去哪兒了……”

美團騎手APP的線上社區，騎手們討論社保問題

《報告》指出，事實上，外賣平臺發展早期，多數外賣配送員都有勞動合同，他們被稱為自營騎手，平臺會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并免費提供電動車、衣服、帽子等裝備。在工傷期間，外賣平臺能照常為自營騎手發放工資。但“目前，這種與平臺之間簽訂勞動合同的騎手幾乎不存在”。

2020年9月，《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引發大眾對騎手勞動權益的關注，而后又因多起外賣員送餐猝死、傷亡事件激起輿論聲討，美團、餓了么當年開始為所有騎手提供猝死保障。再后為專送騎手投保“雇主責任險”，從騎手的每月工資中扣除一百到兩百不等的保費，而為眾包騎手投保“人身意外險”，每天從騎手賬戶中扣除3元，其中一部分作為保費，保障時間為當日24時。

人物雜志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

2021年7月，美團、餓了么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部門指導下，啟動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新職傷”）。自那至今，平臺投保的商業險和新職傷，兩者構成了騎手遇到工傷的保障。

郝正新是一名勞動律師，曾經是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新業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2019年度調研報告》課題組成員之一。報告調查發現外賣配送員存在勞動關系模糊、勞動基準保護缺失和職業傷害問題突出，工傷保險難以覆蓋等突出問題。

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

郝正新注意到，“雇主責任險”的保險條款也在迭代，理賠范圍在縮窄。“我們跟騎手、站長聊天，他們也發現針對眾包的保險條款不再是一開始的‘每天3元，從0點保到24點’，變成了保障騎手每接一個單，從接單到配送完成的前后兩小時。現在對專送騎手變成了只保障排班時間，但是每個騎手的工作時間都遠不止8小時，排班之外受到的傷害保險不會理賠。”

無論是平臺為騎手投保商業險，還是騎手拿到了“類似工傷保險”的賠償、平臺試點養老險補貼，騎手勞動權益的漏篩看似孔隙越補越小，勞動關系這個關鍵問題卻始終被繞過了。“要判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主要看三點，一是勞動者接受用人單位強有力的管理，二是勞動者工資由用人單位發放，三是勞動者的工作屬于單位業務組成部分。”在郝正新看來，專送騎手和平臺是確定無疑的勞動關系，為他們繳納社保是平臺的法定義務。而且，“按照憲法的規定，社會保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生病和年老，或者是其他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從國家和社會得到物質幫助的一種權利”。

而實際發生的是，社保本該是勞動者無力勞動時的保障，此刻卻成了有力勞動時加重貧困的負擔。保障已被朝不保夕的奔波甩在身后，外賣員們被迫成為賭徒，在被不斷轉嫁、積聚的勞動風險下，只能緊握電動車把手，專注于眼前的路。

（應受訪者要求，李彬、江新、姜樂、胡建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