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中院官爺，“做人不能太鹿子霖”

(一)

“都是些凈給人間添累贅的人物”——果戈里在其代表作《死魂靈》中，如此描述官僚群體。

這種諷喻的穿透力，超越具體歷史語境，成為權力異化與人性墮落的永恒鏡像。

權力完全脫離人性與責任的約束，造就的何止是社會性累贅，更是一種系統性災殃。

要說現實例證，便不能不提西安中院。

這并非偏見。對于該院的某些負面印象和評價，緣于各媒體持續的報道。綜合這些報道，足見該院某些法官，以特有的“楞娃”精神氣質，干了些其他地方法官干不出的事。

最為“出眾”的表現是，最高審判機關判決書認定的關鍵事實，白紙黑字，板上釘釘，不容質疑，到了西安中院，還不如辦公桌上墊盒飯的一摞廢紙。

這份編號為（2017）最高法再171號的判決書載明：案涉75%股權屬于質押擔保性質，不產生股權轉讓效力，陜西宏潤集團依舊是實際股東。

而在涉及該股權歸屬的兩起后訴中，宏潤集團左沖右突，就是闖不過西安中院這道關——一審法院判贏，西安中院二審判輸。

據陜西省高院知情人士透露，宏潤集團后訴的臨時股東會效力確認糾紛案，一審法院判決其不成立，西安中院二審予以顛覆性改判，而判決結果直接來自西安中院現任主要負責人的過問和授意。

該判決的后果是，（2017）最高法再171號判決書所作的權威事實認定被“架空”，資產價值40多億元的宏潤地產法定代表人、監事和公司地址被變更，公司債權人變成實際控制人。

今年3月，被逼到絕境的宏潤集團法定代表人胡緒峰，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發出公開信，實名檢舉控告西安中院濫用審判權損害司法公信力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就此作出批示。批示意見到了陜西，省高院對胡緒峰控告的問題進行調查了解，并責成西安中院作出情況說明。據悉，針對西安中院遞交的情況報告，省高院內部相關人員給出的一致評價是：純屬胡說八道。

有十余個來自西安及相關地方的民事訴訟當事人或代理人，近期先后輾轉聯系上筆者及其他媒體人，他們發來的系列相關材料，均指向西安中院枉法裁判。

比如已經死亡12年的案外自然人，被股東會決議列為公司新股東并擔任監事，隨后偽造此人及另一位已死亡且未辦理股權繼承的原股東簽名，辦理了股權變更登記。西安中院最終未對股東會決議作出否定判決。

又比如某建筑工程發包方明明欠施工方工程款近億元，西安中院法官大筆一揮，直接砍掉工程價款4259萬元，二審判決結果是施工方要倒找發包方五六百萬元。

諸如此類是非立辨的民事糾紛，西安中院似乎表現出一種偏好：總是作出匪夷所思的判決。

另有多位當地律師近期與筆者取得聯系，歷數近幾年來在西安中院遭遇的種種非正常現象。

難怪有人借用《白鹿原》中那句極具粗糲感的俚語發出感嘆：指望西安中院公正判案，常常“比毬上割筋還難”。

眼見著針對西安中院及法官的實名舉報越來越多，并未見該院啟動糾錯程序，作出糾正判決，前不久反而高調宣布，該院進入“全國一流法院”行列。

“全國一流”雖然屬于自封，但西安中院還是太過謙抑，何不干脆冠于“國際一流”。讓那些對該院指指點點、說三道四者，都覺得是一種唐突，甚至是在“拔旗”“砍旗”。

其潛臺詞抑或可以理解為，法官也是官，是非同一般的官爺，豈是草民想噴就噴的？

處于輿論聚光燈下的西安中院，前幾天齊刷刷將一眾官媒請上門，那陣勢是要搶占輿論制高點、大打形象翻身仗。可是群眾反映的一堆審判不公問題擺在那兒，抹一遍肥皂水，搽一層雪花膏，污跡就不存在了？

西安中院這種驕矜自恃，刺痛了一些訴訟當事人和法律工作者，紛紛站出來要揭其某些不可示人的老底。

“西安中院有些人，跟《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一個德行、一路貨色。”有當地律師難抑義憤，作如是說。

（二）

這話令人心頭一驚。鹿子霖是什么人？在陳忠實先生筆下，那可是白鹿原上最虛偽、最狡黠、最貪婪之人。

平素里笑容可掬甚或慈眉善目的鹿子霖，憑一己之力傷害了白鹿原無數的人，有的被弄得家破人亡，而鹿子霖從來都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么。

一切都源于鹿家那無法見光的發家史。鹿家祖訓是：只要能成為人上人，沒有什么事不能做。在這種畸形訓誡的熏陶下，鹿子霖認定的處世之道是，“只要能坐穩官位，喪盡天良也無妨”。

作為白鹿倉第一保障所鄉約，鹿子霖挪用義倉糧食時還知道遮掩，到后來直接克扣軍糧；開始只是收受田福賢的好處費，最終發展到買賣壯丁名額，縱容爪牙欺壓鄉民，其斂財手段與土匪綁票無本質差異。

鉸了辮子、穿上鄉約制服的鹿子霖，想起老太爺的話：“中了秀才放一串草炮，中了舉人放雷子炮，中了進士放三聲銃子”。

草炮雷子銃子都在祖墳上放了，“官癮比煙癮還大”的鹿子霖，終于告慰了祖先在天之靈。

投機官場，貪圖權勢，鹿子霖為穩固地位不惜作惡。百十年過去，時代語境不同了，在公權力領域——比如堂堂西安中院，仍不乏此類利祿之徒。

當地知情人士稱，西安中院有幾個法官，常年頻繁出入私密場所，活躍在賭桌上，動輒輸贏數萬、上十萬。

這些錢從何而來？上述人士說，不是來自原告，就是來自被告，絕對不比鹿子霖的資財來得干凈，這毋庸置疑。

該院某些法官著法袍、敲法槌，每審結一樁案子，就決定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命運。這種權力絕非作為鄉紳的鹿子霖所能匹敵。

鹿子霖深諳亂世生存之道，其“官爺文化”本質是精致的利己主義，權力僅是謀私工具。

放草炮，放雷子，放銃子，不外乎通過外部儀式反復確認和強化自身權威。

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要坐穩位置，就要搞錢，要輕巧地搞很多錢，也需擺威風、彰顯身份權力，自然不屑玩鹿子霖粗鄙招搖的那一套，而是正襟危坐、濫敲法槌。

鹿子霖“放銃子”，并非直接對準某個白鹿原上的人，而意在形成對鄉民心理的隱性壓迫。

西安中院某些法官的威勢則在于，一記法槌敲下去，生生敲出多少直接或間接的人間悲劇。

別的暫且不論，僅就宏潤集團股權糾紛案而言，但凡西安中院承認最高法院認定的核心事實毋有所遏、不可輕忽，也但凡西安中院的裁判顧忌一丁點公平正義，該市首批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國際幸福城”，應該早已完工交房，何至于爛尾至今。

2042戶購房人苦等苦熬十余年，多少人等不及、熬不住，病倒了，落魄了，離婚了，亡故了。

百姓不得已到法院打官司，是為了解決問題的。西安中院的一些判決結果違背常識常理，應該解決問題的人變成了制造問題的人。

《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也是以“問題制造者”形象出現的，即操控權力不斷折騰與禍害鄉民，將他人痛苦作為自我確認的“燃料”。

兩者頗為異曲同工。

（三）

親手導演了白鹿原最骯臟戲碼的鹿子霖，表面上正人君子，滿口仁義道德，背地里卻男盜女娼。

其好色成性、不加節制，整個白鹿原凡是有點姿色的女人都不曾放過。

他在醉酒后誤闖兒媳冷秋月房間實施肢體侵犯，又借自身老謀深算給兒媳施加壓力，導致精神壓力過大的她患上“淫瘋病”，最后慘死在其父冷先生的猛藥之下。

不顧自己的鄉紳身份，鹿子霖游走在不同的相好家中，堪稱“白鹿原播種機”，并高興地接受那些有著鹿家深眼窩特征的干兒子們的叩拜。坐滿四大桌的干兒子，均能夠在鹿子霖的權力庇護下“逃壯丁”。

縱觀鹿子霖一生，酒色財氣，一樣不落。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自我放縱起來毫不遜色。知情人士透露，西安中院有人鬧出的緋聞，在全市法院系統人盡皆知。

當地人的說法是，該院某位官人，以轉任方式進入法院系統工作之前，就管不住自己的褲襠，與治域一位女老板傳出艷聞，因該女大鬧機關辦公室而被搞得斯文掃地。

跟鹿子霖一樣，權力的性征服快感，呈現出類似春藥的致幻性，病態的獵艷行為根本收不住，即便擁有了法官的特殊身份。

這位法官大人“吃窩邊草”，惹下又一樁風流債。被戴“綠帽子”的法官男人大鬧不止，最后不得不動用組織手段、占用組織資源進行補償，事態方才得以平息。

——你見過官場風月之事，其“后遺癥”的處置，由組織全盤兜底、如數買單的么？

當地有人調侃，難不成他們及時行樂的物件迥異于常人，乃希世之珍，男的裹了金粉，女的鑲了金邊？

這場標準“法官版”的風流韻事，給人留下諸多想象空間。比如，風流債的男“債務人”、女“債主”均乃是法官，在身份角色上該如何自處？

趁人之危的鹿子霖，第一次去田小娥的窯洞時，小娥羞怯地叫：“大——”在關中方言中，“大”更接近父親、父輩的本義。

這聲“大”，讓鹿子霖這個衣冠禽獸也心虛不已，遂嘻嘻地嗔怨：“甭叫大甭叫大，再叫大大就羞得弄不成了！”

鹿子霖習慣于追逐權力卻逃避責任，當被強調“大”的身份時，可能因無法承擔對應的道德義務而感到窘迫，進而逃避被刺痛的道德羞恥感。

西安中院有法官“潛規則”女下屬，行云雨之事時，女下屬會稱呼這個男上司啥呢？

典雅一點的可能叫“官人”，現代一點的可能叫“哥”。叫什么“長”，怕是也會欣然接受的，毫無違和感。

因為這個什么“長”，正是其汲汲營營的，其秉持的價值觀與身為鄉約、保長的鹿子霖并無二致：要活得“讓別人伺候自己”。

在此語境下，上下級關系的男女私情中，怎么個稱呼，想必是有講究的，決計不敢有“老死鬼”之類的掃興叫法。

即便是床第上的親密互動，大抵不會少了個“長”字。茲事體大，總不能讓官爺“惱得弄不成了”。

貪官，有不貪色的。但從現實案例看，兩者具有高度伴生關系，并存的概率遠高于單一行為。

當年的雷政富，在庭審中強調“雖好色卻清廉”，但司法調查顯示其仍涉及數百萬元受賄。

但愿西安中院這位官爺，僅僅如鹿子霖所稱的“喜歡躺在床上說事情”，無涉其他，經得起查。

（四）

法官作為司法公信的承載主體，其整體形象是影響社會公眾評判司法公信力的主要依據。

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跟鹿子霖一個德行，官癮、賭癮、色癮大到如此地步，還能指望其依法公正審案判案么？

正如鹿子霖，權欲色欲熏心，怎么可能承擔起興利除害、造福鄉民的鄉約職責？

他們掛在嘴邊的“忠于法律、公正司法、司法為民”，與鹿子霖背誦《鄉約》一樣熟稔，卻毫無敬畏之心。

換句話說，正是因為某些法官行為如此不端、形象如此不堪，該院才出現那么多稀奇古怪，招致輿論批評質疑的裁判案例。

不論是人治論的柏拉圖，還是法治論的德沃金，都不能否認優秀的人在構織人類秩序中無可替代的作用。

西方有句名諺：“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是法官”。從古至今，民眾對待法官的社會期待和道德要求，都比其他公職人員高出很多。

法官的人格，是法律爭議的最終保障；比不公正司法更可怕的，是法官不可信賴。

問題在于，西安某些法官對司法公信力的損害，與鹿子霖作惡對“仁義白鹿村”聲譽的損害一樣，習焉不察甚或理直氣壯。

否則胡亂判案、胡搞女人，諸如此類雞飛狗跳的爛事，怎會稀松平常、一犯再犯呢？

《白鹿原》里，田福賢有一句充滿鄙夷的嘲弄：“是人不是人的只要腰里別一把槍，全部認不得自個姓啥為老幾了！”

若是把“腰里別一把槍”置換為“身上披一件法袍”，或“手中持一把法槌”，這句話的意蘊用到西安中院某些法官身上，也再合適不過了。

“認不得姓啥為老幾”，鹿子霖曾經志得意滿，可以讓鄉民臣服于他。可是畢生機關算盡，到了妻子鹿賀氏為保釋他出獄而散盡千金，他似乎才明白朱先生所說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攢下銀錢是催命鬼”的含義。

一直相信鹿子霖的半邊屁股比自己的整個臉面有用的鹿賀氏，因逐漸厭惡而放棄他，將其鎖在柴房半年。

鹿子霖的不得善終，是對“官爺文化”最辛辣的諷刺。他一生追求“做人里頭的人”，向來人五人六的，卻因權力反噬而瘋癲，于饑寒交迫中嚎叫半夜后，凍斃于糞尿結冰的冬夜。

本來可以像白嘉軒一樣，活得“腰桿又直又硬”，卻非要像鹿子霖，活成白鹿原上最危險的“文明野獸”——表面光鮮內在朽爛，最終結局大抵也是在權力漩渦里溺水。

建立在權力尋租上的精明算計，難逃被更強大權力碾碎的命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西安中院某些官爺，“做人不能太鹿子霖”。

畢竟鹿子霖履行鄉約職務，呈現出顯著的“匪性”特征，即鄉約角色的土匪化。

而現今的法官，在其供職的機構，在每一次庭審、每一份判決中，“人民”二字隨處可見，是職業的政治前綴、身份的姓氏標注。

這就決定了，屁股坐在法官位置上，就容不得跟鹿子霖一樣“胡毬搞”，玩得太野、太花。

人做得太過，事做得太絕，必定會印證白嘉軒對于鹿子霖的那句忠告：“人狂沒好事，狗狂一攤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