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憶最后一次宴請蔣介石：崗哨布滿街道，蔣經國在后廚嘗菜

前言

1949年9月下旬，居住在廣州梅花村陳濟棠舊宅的蔣介石，收到了李宗仁的宴席邀請。

李宗仁此番邀請，是受到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勸說才有的舉動，而朱家驊之所以有此舉，想法更是簡單，他希望能夠通過此次宴請，來緩和李、蔣二人的矛盾。

隨著三大戰役落幕，蔣介石手中的國民黨軍精銳損失殆盡，在面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迫下，不得不宣布下臺，但仍然在背后操控

李宗仁雖然有心做一番事，但其實很難有所作為。

在人民解放軍向華東、華南、西南進軍的同時，蔣介石為了挽回危亡的局面，于7月16日在廣州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蔣在會上提出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中央非常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主席、副主席分別由蔣介石、李宗仁扣任。

蔣介石雖然還在下野解讀那，但實際上逐漸從幕后走到臺前

不過，每次國民黨非常委員會開會，會場都顯得十分尷尬，李宗仁、蔣介石彼此面對面，都顯得無話可說，他們兩人都不說話，這令在場許多人都無所適從，是以朱家驊才有此提議。

奇特的宴請

李宗仁雖然同意朱家驊的建議宴請蔣介石，但對于蔣是否能來，顯得很沒有底氣。畢竟過去幾十年，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矛盾基本可以算是不公開的秘密。

不過，令李宗仁頗感意外的是，蔣介石居然答應了他的邀請。

以至于李宗仁還以為，蔣介石也有緩和矛盾的打算。不料當天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差點氣歪了他的鼻子。

李宗仁在迎賓館請客，自己是心底無私天地寬，就只帶了兩個隨從赴宴，以便在宴會期間做傳達之用，其余出席宴席的人，也多數都是國民黨當局軍政要員，此番過來也都很隨便。

蔣介石卻不一樣，在臨來之前，便大張旗鼓的派出了大隊的便衣沿街封鎖，并帶了大量的衛士出席，還封鎖了整個迎賓館，仿佛如臨大敵一般。

李宗仁心中雖然不快，卻也沒有現場點明，而是自顧自的命人上菜。

由于各方面對此次蔣、李二人的宴席記載并不多，因此本文只能參照《李宗仁回憶錄》里記載的場景來盡可能的還原。

就在賓主之間其樂融融的時候，李宗仁發現宴席上不見蔣經國，于是主動問了一句：

“我派人去叫經國來吃飯吧！”

蔣介石卻出乎意料的擺了擺手：

“不用管他了，我們吃我們的就好了。”

李宗仁雖然大惑不解，卻也沒多問什么。

事實上，自從蔣介石宣布下臺退居溪口以后，蔣經國就負責了他身邊的保衛工作，此刻蔣經國不在這里，當然是在他應該在的地方。

一直到宴席結束后，李宗仁才通過副官口中得知了一個真相。

原來就在宴席間，蔣經國帶著一群人在廚房檢查，每一道菜都要經過他們檢查以后才能端出，顯然蔣介石懷疑，李宗仁可能趁此間隙，將他給毒害了。

李宗仁氣得三尸神暴跳，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回憶起當時的場景，還十分氣憤：

“此次我請蔣先生吃飯，本來是出于一番好意，沒想到他生性多疑，更因慣于暗算他人，擔心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此授意經國嚴為防范，以致造成類似‘鴻門宴’的緊張場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這種做法，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倒也無怪乎蔣介石緊張，事實上本就是通過政治斗爭起家的蔣介石，對于“鴻門宴”這一套流程，可以說是相當清楚。

各路軍閥均對蔣“下手”

蔣介石本就是以政治斗爭起家的，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把這套手段玩兒的很溜。

大革命時期，蔣在國民黨派系中實力并不突出，而最具影響力的有三人，分別是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

1924年8月，廖仲愷遇刺，國民黨左派勢力為之一挫，甚至還打擊了稍稍冒頭的共產黨人，蔣隨后通過調查廖仲愷案（當時蔣介石、許崇智、汪精衛組成廖案調查小組），打擊了當時同為國民黨右派實權人物胡漢民，并迫使其遠赴蘇聯考察，并斗倒了時任粵軍總司令的許崇智。

蔣介石通過收編粵系隊伍，一下子躍升為國民黨內部實權人物。

北伐前夕（1926年），蔣介石又炮制中山艦事件，打擊了中國共產黨。并在1927年4月發動反革命政變。

之后蔣介石通過與宋美齡結婚，爭取了江浙財團的支持，對外還爭取了美日的幫助，并成功于1928年復出，通過聯合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北伐，并打敗張作霖，北伐成功后，又通過軍事編遣會議，裁撤各派系軍隊，并通過武力（中原大戰），迫使各方屈服。

就這樣，蔣介石通過一系列手段，瓦解政敵的勢力，然后一步步登上權力巔峰。

不過，也因為手段過于“狠毒”，蔣介石與各方派系矛盾都很大。

粵系將領張發奎就曾向李宗仁建議，不如把蔣扣下來。他所在的粵系同蔣本就有積怨，更別提張發奎過去就對蔣沒有好感，所以對蔣的怨念頗深。

不料李宗仁聽后，婉言拒絕了張發奎的建議。

張發奎并沒有死心，后來人民解放軍兵進兩廣期間，蔣介石又暗中授意胡璉等將領，將兵力調離廣東（調離還能保存實力，不調離只有死路一條），張發奎對蔣暗中下令表示不滿，再次向李宗仁提出要把蔣介石扣押起來，搞“第二次西安事變”。

老實說，李宗仁不是不想解決蔣介石，實在是到了這個地步，解決蔣介石也于事無補，于是再次反對張發奎的提議，惹得張發奎怒斥其：

“德鄰（李宗仁字），你膽子太小，你膽子太小！”

李宗仁后來對張發奎說的一番話，卻很有道理：

“你不在其位，可以這么想，你要是在我的位置上，斷不會這樣行動。如今我們最需要的有兩樣，一是兵，二是錢。蔣已經把兵調走，把錢運到了臺灣，我們就算把蔣介石扣起來，能把兵調回來，把錢運回來嗎？處理國家大事，應該從國計民生出發，不可逞一時之私憤，在敗亡前夕做出這樣無濟于大局的事情，為天下所笑。”

張發奎聽后，并不理解李宗仁的苦心。

兩廣失陷后，蔣介石把所有的精力幾乎都放在了臺灣以及西南地區。

當時西南地區軍閥，如云南的盧漢、四川的鄧錫侯、潘文華、劉文輝與蔣也有積怨，他們當時在中國共產黨感召下，已經決定要起義，并一度要捉蔣，還是胡宗南緊急通知，才使得蔣介石逃出生天。

自食苦果

當然，蔣介石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他過去為了獨掌大權，常排擠消滅旁系，搞得人心盡失，又盲目親信嫡系，剛愎自用，聽不進正確意見。

在蔣介石離開之前，李宗仁與其有過一番大膽的對話。

1949年9月中旬，迎賓館宴席后，人民解放軍逼近廣州，也許是意識到今后再難與蔣謀面，李宗仁大著膽子給蔣打了個電話，要求與蔣面談。

等到與蔣見面后，李宗仁一上來就表示：

“今天我是以國家元首的地位來對你談話。我之所以要鄭重提出這一句，是因為蔣先生獨裁專制數十年，平日所見所聞都是一片奉承之態，阿諛之言！只有他教訓別人，斷無人敢對他作任何箴規，更談不到疾言厲色地教訓他了。”

出奇的是，面對李宗仁言辭犀利的指責，蔣介石竟然一言不發。

“你過去每把事弄糟了，總是把責任和過失推到別人身上。例如東北‘剿共’的失敗，徐蚌會戰的全軍覆沒，你說是軍隊不聽你指揮；又如發行‘金圓券’，引起全國經濟恐慌，人民破產，自殺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責備人民不擁護你的經濟政策；再如你縱容特務，濫捕學生及愛國人士，引起輿論指摘，你不自疚，反說是本黨同志不聽你話所使然……幾此種種，真不勝枚舉！”

李宗仁毫不客氣，歷數蔣執政以來的過失，以及用人失察的過失，本來他以為，蔣介石肯定會反唇相譏，但蔣自始至終，都沒有說一句話。

據李宗仁回憶：

“蔣先生默坐聽我歷數其過失時，面色極為緊張尷尬。當我有所責問時，他只是唔唔諾諾，訥訥不能出口。可是當我說完湯氏這段故事時，蔣氏面色反顯和緩。”

李宗仁所提的“湯氏故事”，是指湯恩伯出賣恩師陳儀后，致使陳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之后蔣暗中授意，命令湯恩伯到福建，挾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離閩，并代替朱紹良出任福建省省主席兼綏靖主任。

蔣介石聽李宗仁說起這段公案，才含笑向李宗仁道歉：

“德鄰弟，關于撤換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一事，是我的錯誤，請你原諒。”

廣州解放后，李宗仁則是從廣州飛香港，不久后飛赴美國，與蔣介石再無見面。

多年之后，李宗仁回憶起當時與蔣“廷爭面折”頗有些自得，認為蔣在聽了他的話以后，有些汗顏的意思。

不過，在我們看來，似乎并不能這么簡單的看，面對李宗仁的批評，蔣介石并沒有過激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他已經重掌大權，桂系已經很難再翻身；另外一方面，恐怕也暗含了蔣對李宗仁話里的認可。

蔣介石后來到臺灣以后，反省了過往軍事上的失敗，并提出了一攬子重整陸軍的想法，敗退至臺灣的國民黨軍將領，除了少數繼續獲得重用外，大部分都被廢棄不用，諸如胡宗南、湯恩伯等更是結局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