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案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如何準確認定？

作者：吳單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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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是特殊法與一般法的關系，而前者之所以獨立成罪，就在于其多了一個特殊場景，即“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

也就是說，某個行為若成立合同詐騙罪，就不應以詐騙罪論處。

如（2022）蘇0902刑初137號一案，

陳某因欠債較多無力還款，于是虛構需要采購大量白酒的事實，冒用他人名義與多名白酒供應商達成“先貨后款”的口頭合同，后以低價轉售他人，累計涉案金額達196萬余元。

根據江蘇省高法高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蘇高法[2023]114號），

本案如果定性為詐騙罪，超過50萬元即屬于“數額特別巨大”，陳某的量刑是十年起步。

如果定性為合同詐騙罪，個人合同詐騙未超過200萬元，屬于“數額巨大”，量刑相比要低一檔，在三至十年。

最終，法院認定陳某的行為不屬于詐騙罪，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為什么做如此判決？

關鍵要搞清楚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和形式。

02

在合同范圍上，

在刑法中，合同詐騙罪不僅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而且連所屬章節也有所改變：

詐騙罪（第266條）屬于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罪”，合同詐騙罪（第224條）屬于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

這意味著，刑法認為“合同詐騙罪”保護的法益，具有雙重性：

一是“詐騙罪”對應的被害人或被害單位的財產利益；

二是“合同”對應的市場經濟管理秩序。

可見，這里的“合同”是有限制范圍的，即必須體現市場經濟屬性。

市場經濟屬性，其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

當然是市場交易。

在《民法典》中，與市場交易相關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買賣合同、租賃合同、融資租賃合同、擔保合同、承攬合同、建設工程合同、運輸合同、中介合同等。

正如最高法在《陳某榮合同詐騙案》（入庫編號：2023-03-1-167-001）中所持觀點，“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體現出“市場交易”屬性，不包括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與合同、勞動合同、行政合同，也不包括婚姻、監護、收養等涉及身份關系的合同，也不包括與投融資、保險等金融領域相關的貸款合同、票據合同、保險合同。

本質上，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只是一種詐騙手段，即行為人以簽訂、履行合同的方式騙取財物。

類似地，在金融詐騙罪領域中，集資詐騙罪，是以非法集資、吸收公眾存款的方式騙錢；貸款詐騙罪，是以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的方式騙錢；信用卡詐騙罪，是以信用卡為媒介，以偽造、冒領、冒用、惡意透支為手段騙錢。

因此，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其他類型詐騙罪，關鍵看當事人與相對方之間是否存在合同關系，以及涉案合同是否具有市場交易屬性。只要具備這兩點，就可以爭取認定合同詐騙。

03

在合同形式上，

《民法典》第469條明確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采用書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頭形式或電子數據、電子郵件等其他形式。

基于法秩序的統一性，《刑法》同樣既認可書面合同，也認可口頭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合同。

因此，在合同詐騙案中，合同形式的認定一般不構成障礙，書面也好，口頭也好，關鍵在于：是否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涉案人員之間存在與市場交易相關的經濟合同關系。

如果是書面合同，自不必多言，只要合同相對方之間就核心交易條款達成意思一致，即可認定合同關系成立。

如果是口頭合同，則需要進一步審查在案的言詞證據及其與物證、書證、電子數據之間能否相互印證。比如，關于某項交易約定，當事人的口供與被害人陳述之間是否能印證，是否又與相關聊天記錄、員工或服務商的證言、涉案資金流水記錄、提貨記錄等相印證。

如（2017）渝0116刑初643號一案，

被告人李某在某蔬菜批發市場幫W公司采購蔬菜，W公司將蔬菜款預付給李某，李某在與各蔬菜批發商逐漸熟悉后，口頭協議，先賒購蔬菜，一段時間后憑流水帳單結帳給蔬菜批發商。后李某將W公司預付款用于購買“六合彩”賭博，輸錢后采用支付部分欠款的方式，一直從蔬菜批發商處賒購蔬菜，直至拖欠蔬菜款78萬余元后逃離重慶。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認定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即李某與批發商之間的口頭約定，是否成立合同關系。

最終，法院認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表現形式，應當既包括書面合同，也應該包括口頭合同，不能以合同的表現形式的不同，進行區別對待。故本案李某與批發商之間的口頭約定屬于合同，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當然，在這類案件中，如果各方說法不一，說明事實存疑，此時就不能一味采信被害人的陳述，而應結合經驗法則和邏輯進行綜合判斷；如果事實仍無法查清，則應遵循存疑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對涉案事實作有利于當事人的解釋。

如（2017）冀刑終529號一案，

法院認為，張某向薄某借款與二人因合伙入股經營某礦入股、退股糾紛交織在一起，雙方各執一詞，雙方亦不能提供確實、充分的書證、物證證明，部分相關證人證言的證明力不足，張某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的履行能力亦沒有查清。

現有證據不足以形成張某犯合同詐騙罪的證據鏈條，本案指控合同詐騙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故對張某宣告無罪。

實際上，本案的判決也體現一種立場：

合同詐騙罪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其主要針對的就是市場交易行為。從鼓勵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對于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糾紛或欺詐行為的規制主要應當通過民事、行政等手段予以處理，刑法不宜輕易介入。因為市場風險對于民商事主體來說，應當是明知的，正常的風險應由其自擔，不能通過刑事司法手段將市場風險轉嫁給對方當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