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中國故事] 于右任：寫字，我絕不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

于右任為民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之一，身居國民政府要職，且熱衷于收藏魏晉六朝碑版，書法以此為契機，化碑做草，提倡標準草書。然而，其做書理念核心則是圍繞“自然”，以下這段話可時常讀閱，體會其中三昧，另附于明詮先生評論文章以饗讀者。

一切須順乎自然。平時我雖也時時留意別人的字，如何寫就會好看，但是，在動筆的時候，我決不是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你看，窗外的花、鳥、蟲、草，無一不是順乎自然而生，而無一不美。一個人的字，只要自然與熟練，不去故求美觀，也就會自然美觀的。

大風起兮云飛揚 ——于右任書法的意義

至清末民初，碑帖合流融合發(fā)展，成為日漸明顯的一個轉(zhuǎn)折點，于右任就是居于這個轉(zhuǎn)折點的代表書家之一。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以字行，號騷心、大風、剝果、髯翁等，晚號太平老人，陜西三原人。1903年癸卯舉人，早年加入同盟會，為國民黨元老之一，曾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國民黨監(jiān)察院院長等職。一九四九年后移居臺灣。于右任先生既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詩人。當然，他一生致力于碑學(xué)書法研習(xí)，不遺余力地倡導(dǎo)和推廣“標準草書”，成就卓著，因此，更是現(xiàn)代書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書法大家。

清代乾嘉以來，考據(jù)之學(xué)大興，碑學(xué)崛起，蔚成風氣。而至道咸時期，致力于碑學(xué)的書家們已不僅局限于先秦篆隸書體的考證研磨，而更以魏晉六朝墓志造像為取法對象，并熔鑄篆隸筆法遲澀渾樸拙厚凝重的特點，引入楷、行、草書體的研習(xí)與創(chuàng)造。或刻意刀鑿之痕，方勁峻利，棱角兀然；或追求金石漫漶之象，逆行頓挫，蒼茫渾樸。自鄧石如、何紹基至趙之謙、沈曾植等，逐漸形成了與標榜“書卷氣”的帖學(xué)書風全然不同的另一種技法體系——追求金石氣息的碑學(xué)技法。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往往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從技法意義上看，碑帖之疆界既然是人為所致，也就必然地人為來打破。至民國，三原于右任出，碑帖之融合由此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選擇。于氏之后，固然仍有以碑帖之界畫地為牢者，但非碑非帖或亦碑亦帖的書法探求日益成為主流。于右任書法的根本意義，也正在于此。

于右任早年取法趙孟頫，溫文清雅，自言“肥而舒”。及長，亦或時風導(dǎo)引，亦或閱歷識見使然，遂移情于碑版，朝夕摩挲，如癡如醉。嘗詩云：“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lián)，夜夜淚濕枕。”又有詩贊《廣武將軍碑》：“碑版規(guī)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慕容文重庾開府，道家像貴姚伯多，增以廣武真三絕。”不僅朝夕手摩心追，且事業(yè)奔波之余，廣為搜羅志石，先后購置三百余方珍貴碑石墓志，傳為佳話。今天我們在西安碑林一、二碑廊所見的大部分珍品，即是于右任先生當年所搜求捐獻。

于右任先生的部分楷書作品如《鄒容墓志》、《茹欲可墓志》等，即明顯帶有《張猛龍》及元氏墓志的風格特點，足見其于此用功之勤。于右任先生雖然長期浸淫北碑，但與前代碑派書家不同的是，他卻形成了非碑非帖又亦碑亦帖的獨特審美特點，這就是：用筆的腴潤簡直，結(jié)體的扁宕松闊，點畫的勁健坦蕩，整體氣韻的磊落真率自然大方。包安吳所標榜的“逆勢”、“頓挫”之法，后世歷代習(xí)碑者均奉為碑派圭臬和度人金針，竟被于右任如此輕松地顛覆滌蕩。因此說，于右任是有清以來碑帖融合最為成功的典范，一代書風的開拓者。他的成功，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基本成因，這三個方面也昭示了其書法審美價值的歷史意義。

其一，獨特的習(xí)書方法和書學(xué)觀念。他曾反復(fù)申述他的這種獨特方法和主張——“學(xué)書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寫字無死筆，……一有死筆，就不可醫(yī)治了”；“臨是臨別人的，寫是寫自己的；臨是收集材料，寫是吸收消化。”這些看似尋常的觀點對于今天的學(xué)書者仍不失指導(dǎo)意義，甚至是一種棒喝。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楷體，也不易見到一般習(xí)碑者往往難以避免的生硬呆板的“棱角”，下筆簡直，行筆率意，結(jié)體磊落坦蕩，人們斤斤計較的藏露之法他似乎全然不顧，他所要的是碑的風韻而不是碑的刻痕，何故？刻痕皆“死筆”也。在他看來，“無死筆實為書法中之無上要義。”所以他的書法簡直率真從容磊落，如此舉重若輕的取法，與以描摹碑石之刻痕為能事的迂腐之輩，不啻天壤之別。當我們細細端詳他筆下的點畫形跡，那種爽直痛快，那種滿不在乎，實在不像是一筆一劃地寫，倒更像是抓起毛筆飽蘸濃墨直接往宣紙上“摔”。那種由此而生成的大氣、生氣直擊觀者的精神與靈魂。“取法古人”人人皆懂而無疑義，“不拘泥古人”人人都自以為是，卻未必能有幾人懂得其真正的意義，何以如此？其一，“取法古人”有標準而“不拘泥古人”沒有標準；其二，“取法古人”只需要靈氣和勤奮，而“不拘泥古人”則除了這些以外還需要識見和勇氣。因此，如果我們只從于右任的字里看出簡直和痛快，則是看問題簡單化、表面化了。

其二，中年以來，他以其深厚的功力而“膽大妄為”，致力“碑楷行書化”和“行草書北碑化”的探求。于右任曾反復(fù)說過這樣的觀點：“一切須順乎自然，——在動筆的時候，我絕不是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在他筆下，碑體楷書的行書化和行草書的北碑化，就是他這種“自然觀”的直接反映和成功結(jié)果。“遷就美觀”無疑就是忠實于碑體楷書的方整端嚴和帖學(xué)行書的流美飄逸。怎樣不遷就？又怎樣不違自然？無非就是保持碑版刻石書跡筆法書寫的“自然”和保持行書結(jié)構(gòu)與書寫書勢的碑體用筆個性的“自然”。這是至今令我們深思的兩個“化”，完成這“兩化”，則不僅需要他“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功力，還需要他卓越不凡高屋建瓴的藝術(shù)識見，更需要他詩人的騷心文韻浪漫情懷和特殊經(jīng)歷所養(yǎng)就的胸中丘壑磅礴豪氣。

其三，標準草書的倡導(dǎo)與實踐。于右任傾其大半生的心血致力于標準草書的研究與推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jié)帳”，這是他中年直到老年最大的使命和心愿。1927年始廣泛搜集和研究歷代草書的帖本、筆法與理論，1932年在上海發(fā)起成立“標準草書社”，出版《草書月刊》，提出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個標準來改革草書。他認為“文字乃人類表現(xiàn)思想、發(fā)展生活之工具。其結(jié)構(gòu)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guān)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廣草書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jié)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fā)揚傳統(tǒng)之利器，豈非當今之急務(wù)歟”。于右任把對標準草書研究推廣與國計民生聯(lián)系起來，足見其“書以載道”的宏偉愿望和書法藝術(shù)社會擔當?shù)呢熑魏褪姑刮覀儾浑y理解為什么他要努力實現(xiàn)“易識、易寫、標準、美麗”這樣的標準和歸宿。這種社會學(xué)意義上的責任和擔當，也許與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視覺藝術(shù)審美追求實在不能簡單地對接，但也十分有趣，不管他的這一意愿與草書藝術(shù)審美之間如何乖謬，但正是這一基本主張和理念，使他從傳承兩千年的草書圭臬中逃離出來，從完備進而封閉的帖學(xué)統(tǒng)系草書筆法的束縛中沖決出來，從有清以來碑帖藩籬對峙中實現(xiàn)了自然而然的融合與超越，從而打破了“碑不能草”的神話。也因此實現(xiàn)了草書藝術(shù)的“美麗”——坦蕩磊落腴潤酣暢。而這“美麗”并非以歷史上某家某派“正統(tǒng)”的草書范式為旨歸，而是以“易識、易寫、準確”的世俗要求為標準和前提。所以，不管于右任“標準草書”這一主張在藝術(shù)理念上有何缺失，但“于體草書”在書法史上的輝煌成就和開拓意義是不朽的。

當然，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任何藝術(shù)探索在跋涉途中都會留下這樣那樣的遺憾，尤其是行草書的“隨機性”特點更使其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成功率”遭遇到心態(tài)、情緒、材料、工具及當時環(huán)境等諸多因素瞬息萬變的挑戰(zhàn)，不可能件件都是精品。特別是于氏書名日隆，官高位尊，應(yīng)酬之作過多過濫，甚至學(xué)生代筆的情形也在所難免，這些都是我們在充分肯定其書法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性高度與書法史意義的同時，也應(yīng)該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