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校警衛員專輯：周總理長征時四個貼身警衛是3個大校1個上校

紅軍時期的保衛工作隨著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成立而步入正軌。1934年10月，為進一步做好戰略轉移過程中的保衛工作，國家政治保衛局擴大了警衛武裝力量。一是成立政治保衛團，團長姚喆。二是在各軍團政治部設立政治保衛連，負責警衛所在軍團的軍團部及鋤奸、關押犯人、督戰等。如龍書金曾任紅一軍團的政治保衛連連長。

而對于中央領導的警衛工作更加嚴格。保衛局給團級、師級首長配特務（警衛）員一人，給軍團級首長配特務員兩人，給軍委主席、副主席每人配4個特務員。朱德曽對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說：“在長征中間，……我只有一個擔子，一個人，一匹馬，一個馬夫，四個特務員。”據《劉英自述》載：“毛主席說，這好辦，我有四個警衛員。”長征出發時，中央規定政治局委員每人一擔行李，四個警衛員。

長征時期，周恩來同志擔任政治局常委、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是軍事上負總責的中央領導，位高權重。他的四個特務（警衛）員，分別是：范金標、魏國祿、吳生開、顧玉平。范金標跟隨周恩來最早，魏國祿、吳生開、顧玉平是長征前由國家保衛局選調的。

四人中，范金標、魏國祿資歷稍老，長征中分別擔任警衛班長和黨小組長。到達陜北后，又都在1936年前后陸續離開周恩來同志，進入抗大等學校學習，然后分配到不同崗位，自此與總理天各一方。所幸四人在周恩來同志的言傳身教下都很爭氣，建國后授銜是三個大校、一個上校。

四人的簡歷如下：

范金標（1916--1996）福建省長汀縣人。193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5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班長、排長。1933年4月任周恩來的警衛員。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太行軍區第1軍分區31團二營副營長、營長、團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第12軍分區34團團長，第二野戰軍15軍43師128團團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云南省宜良軍分區副司令員，保山軍分區司令員，云南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員，云南省軍區副司令員，云南省軍區顧問等職。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96年6月15日在昆明逝世，享年80歲。

范金標大校（左）

魏國祿（1912—1980）江西省興國縣人。生于貧困農民家庭，曾參加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34年6月任周恩來副主席的警衛員。長征結束后進紅大學習，后任教導師一團四連指導員、甘肅慶陽回回連連長、軍委二局政治指導員、協理員、科長。解放戰爭時期，任軍委工程學校北京辦事處副政治委員、處長。新中國成立后，任軍委辦公廳招待處處長、總參謀部行政經濟管理部專家招待處處長、總參謀部管理局副局長、總參謀部顧問。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1980年11月逝世于北京，享年68歲。著有《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一書。

魏國祿大校

吳生開（1910—1988）江西省永新縣人。1928年5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 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月—1934年10月吳生開在國家政治保衛局任班長，長征時期擔任周恩來副主席的特務員。長征結束后，任通訊排長，1936年調抗大學習，畢業后任警衛2 團1營4連連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黑河軍分區警衛團長、軍分區副司令員。建國后，擔任黑龍江省綏芬軍分區司令員（1956-1959）、黑河軍分區司令員（1960-1963）等職。正師級開國大校，江西省軍區離休干部。1988年被授予二級紅星榮譽功勛章。因病于1988年10月27日在江西省九江市逝世，終年78歲。

吳生開（中排右二）

顧玉平（1911年—2005）江西瑞金人。1933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前，顧玉平調任周恩來的警衛員。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到陜北保安期間，后進入紅軍無線電學校學習。抗戰中，主動要求到前線作戰。平型關戰役后，調到冀南軍區任8支隊電臺臺長。1942年日寇掃蕩中，他帶著電臺和騎兵排殺出血路突圍。后任七分區電臺隊長、八路軍豫西抗日游擊支隊電臺隊長。解放戰爭中，在中原軍區獨立旅電臺任隊長，跟隨皮定均將軍參加了中原突圍。后擔任山西臨汾十三縱隊電臺中隊長，六十一軍通訊科長，新中國成立后任南充川北軍區通訊科長、四川南充軍分區副司令員。1955年授予中校軍銜，后晉升上校。副軍職待遇，1970年離休后，回故鄉瑞金安享晚年。2005年3月12日在瑞金逝世，享年94歲。

顧玉平上校

作為總理的貼身警衛，四人在長征中兢兢業業的守衛總理安全，勞苦功高。眾所周知，周總理在過草地前曾生過一場大病——“阿米巴痢疾合并肝膿腫”，幾乎九死一生。文學傳記中，多數描繪楊立三、陳賡等人，在大雨天深一腳、淺一腳地抬著周恩來的擔架，冒死走出了茫茫草地。這兩人抬擔架不假，但作為周恩來的四名貼身警衛，又如何少得了一路跟抬。

魏國祿所寫《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一書中，講到了為了給發燒中的周恩來同志降溫，他和其他人員曾到60里外的雪山取冰，“背冰的同志一早就出發了，深夜二三點鐘才回來，冰化了一半，還可以夠用。”而四名警衛員在長征中也時有生病，多次得到周恩來同志的照顧，如果不是跟隨總部行軍，有一定的醫療條件，四人是難以全部幸存的。

正是長征中的生死與共，周恩來同志與楊立三、陳賡、四名警衛員的感情很深。1954年，楊立三病逝。周恩來在追悼會上回憶起過草地時的情景時泣不成聲，在場的同志無不為之動容。他不顧大家的勸阻，執意為楊立三抬棺送葬。周恩來說，當初是立三把自己從草地中抬出來的，現在要送他這一程。1961年，陳賡在上海病逝，周恩來親筆題寫了“陳賡同志之骨灰”，讓鄧穎超送給陳賡夫人傅涯，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表達了周恩來與陳賡之間深厚的戰友情誼。

建國后，雖然國事繁忙，周恩來同志還是很關心散落在各地不同工作崗位的原警衛員戰士。魏國祿在北京工作，偶爾會被邀請到總理家做客。而總理到外地視察時，會“偶遇”這些曾經的老部下，在云南保山見到了范金標、在四川成都見到了顧玉平。只是匆匆一見，分別又是20年，真真是“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樣分別兩樣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