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江說茶 | 茶與散文恰似情侶一般 | 茶說之四

作者 莊若江

華夏民族的那些“茶”事，說不盡也道不完。這貌似不很起眼的東西，潤物無聲地，就這樣滋養了一個民族，潤澤了一代代人的心靈。作為華夏文化的一個組成，“茶文化”有如深不見底的古井一般，有著深無底、淘無盡的涵容，等待我們的心靈去感悟，等待我們的筆墨去抒寫——

在各類文體中，散文對“茶事”的書寫最為多見。細細想來，也許如詩更宜年輕人一樣，散文似乎更宜中老年人。茶，給人的印象清淡、寧靜、溫和，安詳，如果文學意象也需要選擇一件適宜的外衣，那么，散文與“茶”一定最為相契。“茶”沒有咖啡、可樂的濃烈張揚，所以為注重激情閃射的詩歌所不屑，在小說中也至多是個點綴。

而散文與茶，卻似“情侶”一般，在悠久的尋覓中邂逅、相知、默契、交融，并逐漸形成一種互為依存、互為表里的微妙關系，在形式與內容上有著驚人的和諧和密不可解的緣分。換句話說，散文這一文體的天然品性，與“茶”發生了“同質性”的審美遇和，所以能夠相依相生、和諧共榮，結成一種情侶般的親密關系。

當然，這“茶”必須是東方的，帶著東方的神秘，也帶著東方的智慧與豁達。正如1000多年前，趙州禪師面對遠道前來求教的僧人，千篇一律的那句“吃茶去！”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想象空間無限寬廣。而直白濃郁的英式紅茶，加奶加糖之后，早已沒了想象的空間。所以康來新在《茶余酒后》里說，“茶”之所以耐人尋味，在于“茶”擁有那樣一種氣質，而這種氣質是不可以言說的。

“茶”的自然清新，正如散文的自在率真；“茶”的醇厚雋永，又如散文數千載的歷史積淀。在散文中，“茶”往往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象征，詮釋著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學，寄托著淡泊寧靜的人生態度，隱喻著恬然澄明理想寄托，因此，“茶”也成為世界華人圈反復書寫吟詠的內容。

散文在傳達情意、表明心志時，“茶”無疑成為優質的媒介和載體；而“茶”在散文里獲得了無限寬廣的書寫空間，得到最大程度的詮釋和呈現。這種獨特的緣分，也讓“茶”與文學、作家之間，形成了“三位一體”的交融互動，構成了華人文學中靚麗而耐人尋味的獨特景觀。

和“梅”的“傲雪凌霜高潔”、“蓮”的“出淤泥而不染”一樣，“茶”也在文學家筆下被充分地藝術化、審美化了。“喝茶”亦不再純屬生活行為，而被賦予了精神層面的意義和恬淡自然的神韻。

“茶”不僅被籠罩上了一層柔潤的人文光環，也形成了散文寫作的一種獨特范式。從文體本身的屬性看，散文比之小說、戲劇和詩歌，最少桎梏限礙，自由度最大，天馬行空來去自如，比其他文體更宜表達自我。在傳情達意上，散文也最易自由發揮，既可酣暢淋漓、直抒胸臆，也可深沉隱晦、曲折達至；既可精致典雅，字字珠璣，也可醇厚樸拙，不事雕琢，在任何相度都能獲得自由的展呈，一切全在個人喜好。

而“品茶”也一樣，既可濃郁，也可清淡，全在個體掌控之中，與散文可謂異曲同工。“茶”的旨趣、作家的意趣，就這樣與散文達成了驚人的默契。這樣也就不難理解了，為什么在繁富紛紜的萬事萬物中，散文家偏偏對“茶”情有獨鐘。

“茶”源于東方，浸潤著東方文化的神韻。“茶”也在國人散文中獲得了精神層面的充分詮釋，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學最獨特的一道文學景觀。巧合的是，散文也被稱為“最東方”的文體，小說詩歌皆受西方影響甚大，而散文卻無。因而，也最大程度保存了文體的純粹性。茶與散文，在品位、氣質、形態、風韻、性情，形與神諸多層面皆有驚人的和諧和統一。

西方人也喝茶，但西人拿“茶”說事兒少而又少，而西方文學中，令人稱道親切可誦的小品文亦十分罕見，與中國散文之洋洋大觀，不可同日而語。在英國，“下午茶”是每天上演的日常，西方現代散文中，只有英國成就最高。雖然，英人的閑適情調與其小品創作之間沒太大關系，但二者之間那種密切而又難以捉摸的聯系，對華人的茶散文似乎是一種有趣的旁注或佐證。

對華人文學而言，一盞清燈，一杯清茶，一支素筆，于散文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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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莊若江，江南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著名文化學者，散文作家、紀錄片策劃人和撰稿人，江南大學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家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紀錄片《說吳》《惠山祠堂群》總撰稿，出版《江南詩性文化的多元解讀》《工商脈動與城市文化——以無錫為例》《江蘇地方文化史·無錫卷》等專著和散文集《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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