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什么是繼朱德、林彪之后的第三任紅四軍軍長？

去年建黨一百周年之際，有一部獻禮片引發了大家的關注，那就是《王良軍長》。引發關注的不是影片票房的多少，而是影片所再現的王良軍長。

王良是誰？為什么我們鮮少知道。正是因為他在今天的寂寂無名，影片的意外上映，觸發了人們一時間對他的熱烈討論。

王良，黃埔第五期生，曾經追隨毛澤東秋收暴動，割據井岡山，憑著卓越的軍事才能與政治素質,晉升過紅四軍第三任軍長。要知道，紅四軍可不是一般意義的軍，它是朱毛井岡會師后，工農革命軍合編成立的第一支部隊，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紅四軍的成立，在創軍歷史上可謂意義非同尋常。雖然這支部隊只存在了4年半，但卻產生了三位軍長，第一任軍長便是朱德，黨代表便是毛澤東。

1930年6月，朱德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后改稱紅一軍團）總指揮，由戰功卓著的23歲的林彪接任紅四軍第二任軍長，25歲的王良當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同年10月，紅四軍在吉安改編，王良出任紅十師師長。

1932年3月，林彪升任紅1軍團總指揮，接替他擔任紅四軍軍長的便是王良。他是紅四軍最后一任軍長，與他搭班子的是后來的開國大將羅瑞卿任政委，粟裕任參謀長。

歷史沒有假設，不然，他如果不犧牲，開國授銜時非大將不可。

據老同志回憶：王良中等偏高個子，長得很英武，濃眉大眼、神采奕奕，很有軍人氣質。他頭戴一頂舊的八角軍帽，講話時老愛把帽舌往上推，穿一身灰色粗布軍裝，綁腿打齊膝蓋下，腳穿一雙草鞋，非常簡樸。他治軍嚴明，秋毫無犯，深得民眾擁護。他愛護戰士、平易近人、性格爽朗，熱情培養年輕戰士，見到戰士總是笑容滿面，喜歡和戰士一起打乒乓球、賽自行車。他工作細心，戰士的家庭情況和出操、上課情況，他都非常關心。可謂說王良深受紅四軍干部、戰士和贛南閩西群眾的尊敬和擁戴。

王良犧牲后，毛澤東也曾在他的追悼大會上，高度評價了王良的一生，贊揚“王良是一個好干部”。

至此，在簡略地概括王良短暫一生的基礎上，我相信大家對他有了初步了解。但關于他的具體革命征程、英雄壯舉、光輝戰績，還遠沒有談及。

王良，這個從重慶綦江走出的革命先烈，27年的短暫人生，跌宕起伏，從“投軍黃埔”到“斷然革命”，再到“屢建功績”，一段一段走來，可謂君風顯赫。他所經歷的“攻打湖南平江長壽街”、“黃洋界保衛戰”、“江西瑞金大柏地山區戰”、“活捉張輝瓚”等著名戰例，成為他千秋不朽的豐碑。

今天，在重慶市綦江區烈士陵園的湖岸邊，鐫刻著毛澤東當年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寫下的一幅作品《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這首詞文所抒發的豪情逸氣，正是王良所率部的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之戰。詞文激越，今天，我們讀來猶可以想像到毛澤東當時溢于言表的喜悅之情。而王良所率的紅軍第11師正是擒拿張輝瓚所在威武的之師。

今天，綦江區永城鎮王良故居大門前的對聯寫得好啊，完整、真實地反映了他輝煌的27年。

上聯：上井岡馳騁閩贛紅四軍驍將英勇善戰；

下聯：戰黃洋克敵龍岡好干部王良屢建功績。

接下來，我們就踏著他曾經的足跡，從重慶到井岡山，到當年赤火滔天的中央蘇區一起去追憶這個共和國的先烈，緬懷他曾經所創下的巍巍功業。

一、綦江河畔出俊才

王良，原名王化陔，字傅良，號興春，1905年生于四川省綦江縣（現重慶市綦江區）一個書香世家。自幼天姿聰穎，又在父親王根澄（同盟會成員）和外公的影響和教育下，勤奮好學，成績優異，一時間成為鄰里鄉村的榜樣。6歲，他進入綦江縣立高等小學，12歲考入重慶華英學校，18歲就考上了上海持志大學（即現在的上海外國語學院），通曉三門外語。

在學生時代，王良受五四運動和他的叔父、中共黨員王奇岳（中共早期黨員，曾在赴法留學期間參加了周恩來領導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先后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順直省委秘書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等職務，1934年在贛東北游擊戰中犧牲，后經劉少奇同志證實為紅軍烈士）的影響，毅然投筆從軍，于1926年9月考入了廣州黃埔軍校，成為第五期步兵科學員，不久轉到騎兵科。

黃埔五期，雖然不及黃埔一期、四期，將星閃耀，但也是虎將如云，后來很多成為革命悍將與國之棟梁。如除了王良外，就有陶鑄、許光達、趙尚志、張宗遜、宋時輪、楊至誠、譚希林、廖運周、徐彥剛、郭汝瑰、陳克非等。

1926年6月5日，國民革命軍探戈北伐，于是黃埔軍校1、2、3期畢業生編入北伐軍各個部隊。又迫于當時北伐形勢需要，1926年底黃埔軍校第4期政治大隊、第5期炮、工、政治三科學員也奉命隨北伐軍北上，其中炮兵科和工兵科的學生組成炮兵團、工兵營和迫擊炮營等隨軍參加戰斗，而政治科的學生則是沿途投入到政治宣傳和隨機戰斗中。

也正是在這崢嶸年歲的1927年8月，王良在黨旗下莊嚴宣誓，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今天，我們可以從他遺留下來的三封家書，逐步見證他的初心與不屈的壯志。

●第一封家書：

1927年正月12日，王良給家人修書一封，信中表達了他對家人、尤其是妹妹的關心，當然還有時局、政黨的分析與革命的初衷。在信中，他首先表達了對妹妹學業的關心：聞四妹已入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但，接著他對妹妹所讀之學校省二女子師校進行了抨擊，認為這是完全的國家主義之機關。如他在信中講到國家主義派攻擊革命軍是赤化軍隊、俄國是赤色帝國主義等反動宣傳。

他憤然寫道：國家主義派是“籍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美名，以欺騙現在一般封建思想深刻之男女青年，其目的在求擴張該黨之范圍”“以救國為名，謀錢為實”。

接著，他在信中鮮明地指出，“凡屬革命之士，莫不知俄國為扶助弱小民族之國，革命軍為救國救民之師”。他還對漢口英軍無辜槍殺漢口政治部宣傳隊員表示極大憤慨：國民政府外交部嚴正抗議，并正式收回漢口英租界之舉，是“我國80余年來在各帝國主義鐵蹄下新奇聞，亦即國民政府暨工農階級努力奮斗之結果”。

當然，他對當時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的國民革命發展形勢充滿著天真般信心，也下了斷定反動軍閥、土豪劣紳等壓迫階級“從此日漸失其勢力而不敢再逞其意志”的結論。

雖然，后來革命形勢的發展大出他所意料，但從他的家書中，不難看出一位青年的革命者樂觀的斗志、信心百倍的情操。

●第二封家書：

第一封家書寄出不久，也就是當月的21日，王良覺得前一封家書，因擔心妹妹誤入歧途，所以措辭未免有些犀利。于是一向對四妹疼愛有加的他，覺得猶有必要再著書一封，以平心靜氣地闡述他的觀點，于是在這封家書中，他只是秉筆直言：“我國之軍閥漸次壓抑，奉、魯系勢力離間，當有日落千丈之勢。奉、魯軍所在各地宣傳革命軍為‘赤化軍’，‘共產公妻’。但革命軍所經之地，并無共產公妻之動作，而且盡力體護民眾，為民眾之革命軍”。而“奉魯軍閥卻施一般民眾以橫征暴斂之手段，奸、搶、燒、殺之行為，實為惡毒于民眾”之反動派。

這一封家書，更是道說了王良對當時舊軍閥的深惡痛絕，對革命形勢與共產黨所作所為的肯定與追隨。這時，他決意走革命道路的心思已然躍然紙上，而他在這時代的洪流中，自覺地蛻變為了一名堅定的革命壯士，只是這時，他還難以區分國民革命陣營里悄然發生的一些暗變。

●第三封家書：

誰料，蔣介石這廝背信棄義，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叛變革命，反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發生，讓王良徹底看清了蔣介石嘴臉，于是滿腔熱血，更加堅定了他的的革命思想。在這內心悲憤之際，5月16日，他還是給家里寄出了第三封家書。在這家書中，他不免愁悵，向家人表未了慚怍，但更表明了心志：

“男自出川以迄今日，書劍不成，實感自愧。在此兩載寒暑之經歷，可謂糊涂一時，明白一時，但不有糊涂而明白，無以由生；既已明白，事事均可公布”。又說：“近來男感覺致力求學在外，自然以黨國為抱負。其次，不過是希望生活解放耳。”

從家書中可以看到，經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王良的世界觀人生觀已發生巨大的轉變，由盲目的革命，“糊涂”轉化為“明白”，開始篤信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為國為民的革命道路。

二、贛水閩山將星耀

1927年是中國革命的分水嶺，也是當時中華健兒信仰選擇的分水嶺。這一年，王良作出了正確的人生選擇，不僅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而且還參與到了這一波“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風暴之中。

1927年9月，這個永載史冊的時月，王良，慨然舉幟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歷練文家市轉兵、三灣改編，后又追隨起義部隊到達了井岡山，參加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正是因為這一段開天辟地的殘酷斗爭，王良隨著無數次的戰斗洗禮，及受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經過逐漸成長為一位驍勇善戰紅軍高級指戰員，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的創建建立了不朽功勛。

1927年9月，三灣改編后，王良，這位見習參謀升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三營九連連長。1928年2月，井岡山遭遇國民黨軍第一次進剿，王良在此戰中奉命率部隊隨三營攻打永新城，殲敵一個營，取得了工農革命軍上山后的第一次戰斗大勝利。

1928年4月，朱毛會師后，兩支隊伍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來改為紅四軍），王良任紅四軍十一師三十一團一營一連連長。從此，王良這位戰將，在后來保衛與創建井岡山、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如魚得水，驍勇無比。其中，他率部直接參加的兩次斗爭：黃洋界保衛戰、第一次反圍剿活捉張輝瓚，成為他一生中所經歷的最出彩、最閃光的光輝戰例。

●23歲創下紅軍以少勝多的典范戰例

1928年7月下旬，朱德率紅軍下山后，毛澤東無奈只得率部前往桂東去迎接他們以卻后患，臨行前，周密再三，也只得留下區區的31團的1連、3連扼守黃洋界，以防國軍犯境。

逢此天賜良機，湘贛敵軍以4個團的兵力聯手乘虛進犯井岡山，妄圖摧毀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這時扼守井岡山的指揮中心，是在以團黨代表何挺穎、團長朱云卿、副團長兼1營營長陳毅安的整體部署下，一連連長王良與三連連長曾士峨的具體指揮下，打響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

接到命令后的王良，率紅一連作為主戰連固守在黃洋界左邊正面迎敵。在戰斗打響前，王良召開了黨支部會議、士兵委員會和全連軍人大會，進行了充分的戰斗動員。一到黃洋界，王良一面帶領各排長觀察地形，分配任務，一面發動軍民插竹釘、抬木頭、挖戰壕，在陣地前修筑了5道工事。

第一道是竹釘陣，分別在小路兩旁的草叢里，布下了幾里路長的竹釘防線；第二道是竹籬障礙；第三道是滾木礌石；第四道是四五尺深的塹壕；第五道是石頭筑成的射擊掩體，掩體前沿的草叢里也插滿了竹釘。

雖然當時的紅一連，只有71名戰士，但王良與他們面對大軍壓境，卻是視死如歸。他們與地方同志一道，積極發動組織革命群眾參戰。

8月30日8時許，敵人發起了進攻。因為山路狹窄陡峭，兩側又設置了竹釘，敵人兵力難以展開，只得一個一個往上爬。王良又對戰士們提前作好了戰斗準備與講解，以至于，紅軍戰士彈無虛發，打退了敵人的幾次沖鋒。

下午，敵人孤注一擲，在集官炮火的轟擊后，他們再一次發起了進攻。正在這一關鍵時刻，山上突然炮聲大作，擊中了山下敵軍的臨時指揮所，炸死炸傷十多人。

隨著這一聲炮轟，王良趨勢一聲令下，紅軍陣地上吹響沖鋒號，隱蔽在各個山頭后面的赤衛隊員和一連指戰員一起吶喊，頓時殺聲震天。與此同時，猛烈的射擊聲和煤油筒里的鞭炮聲也交織響了起來。一時間，打懵了的敵人，以為紅軍主力回來了，嚇得連忙撤出戰斗，倉皇逃跑。就這樣，紅軍以兩個連的兵力，打退了敵人4個團的進犯，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保衛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25歲活捉前敵總指揮張輝瓚

進入中央蘇區創建時期，王良更是軍政雙全，不僅戰場上驍勇，而且政治覺悟高，他的部隊在閩西，被當地的人民熱情稱譽他的紅一支隊為“王良支隊”。

在武平縣中堡召開的紀念彭湃、邢士楨、顏昌頤等4位烈士大會上，王良曾這樣激情講話：“號召一切革命的民眾團結起來，高舉錘子鐮刀鮮紅的旗幟，踏著犧牲的烈士鮮紅的血跡，勇敢地往前沖，爭取最后的勝利！”

1929年12月，王良參加了著名的古田會議。古田會議后，毛澤東針對蔣介石組織的“三省會剿”革命根據地的形勢，決定避開敵人進攻主要目標，把紅軍部隊轉入敵人后方，開展游擊戰爭。

于是，王良率紅一支隊隨紅四軍主力轉戰江西，在敵人兵力薄弱的贛南地區開展游擊戰，集小勝為大勝，取得了顯著戰績，使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

1930年6月，紅四軍在長汀整編，成立紅一軍團，王良任紅一軍團所屬第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10月，紅四軍又在吉安改編，第一縱隊改編為第十師，王良任師長。

1930年11月，蔣介石調集7個師約10萬兵力，以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發動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張輝瓚，此人殺人如麻，曾大肆殘殺愛國志士和革命群眾，被人民恨稱為“張屠夫”。他揚言，要殲滅紅軍于江西。

王良決意執行毛澤東在羅坊會議上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率紅十師東渡贛江，退守革命根據地，待機殲敵。

12月30日，紅十師作為參戰主力部隊，奉命攻擊龍岡西北之敵。王良指揮所部迂回敵人側后方，配合兄弟部隊發起猛攻，全殲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部和兩個旅，俘敵9000余人，繳獲各種槍支9000余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這時的張輝瓚，居然沒有往日的神氣，在一片慌亂之中，只身換上士兵服裝，藏在一個茅草棚里，卻沒想到還是被我搜索殘敵的紅十師戰士抓獲。王良正是在這一群押送的俘虜中，火眼識人，拔出他正是張輝瓚。

當王良親自將張輝瓚押送到毛主席和朱德駐地接受審訊時，毛澤東詼諧地問道：“張輝瓚，你說，到底你剃了朱毛，還是朱毛剃了你呀？”

正因取得了如此大的，激情之下的毛澤東，揮筆寫下了他的著名詞章《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高度贊揚了英勇善戰的紅軍指戰員。

為了表彰王良和第十師在粉碎敵人第一次“圍剿”中的卓著功績，毛澤東、朱德決定，把繳獲的張輝瓚的懷表、鋼筆嘉獎給了王良。王良接過戰利品后，激動地說：“我要帶著它到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三、赤焰疆場君魂撒

王良，正是因為憑借他的智勇雙全，與過強的軍事技能，及其戰場取得的輝煌戰績，他愈來愈成為毛澤東、朱德信任的心腹愛將。

如在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王良率紅十師隨紅一方面軍主力參加富田大會戰。1931年5月16日至30日，在九寸嶺戰斗中，他率部出敵不意、攻其不備，一舉殲滅敵一個師，接著又協同紅軍主力揮師東進，從贛江邊一直攻打到江西與福建交界的五夷山下的建寧城，橫掃七百里，在15天內，連續打了5個大勝仗，共殲敵4個師計5萬人，繳獲武器彈藥2萬多件，為勝利完成第二次反“圍剿”立下了不朽戰功。

如在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王良率紅十師與兄弟部隊協同作戰，在永豐縣的蓮塘、興國縣的良村、寧都縣的黃陂等地殲敵3個師；接著又參加了高興圩激戰，重創敵軍，為粉碎敵人第三次大“圍剿”、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正是因為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確保了中央蘇區的安穩無恙，及使得蘇區根據地規模愈來愈大，中央蘇區也擴大到擁有12座縣城、5萬平方公里土地和250萬民眾紅一方面軍也愈來愈壯大，長足發展到了4萬多人。

1932年3月，中央紅軍整編，王良升任紅一軍團第四軍軍長，羅瑞卿為政委。為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前委決定由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組成東路軍，在毛澤東指揮下東征福建，紅四軍為主力部隊。

4月20日，紅四軍和兄弟部隊一同攻取了漳州城。此戰共殲敵軍主力4個團，俘敵1600余人，繳獲槍炮2300多件，子彈13萬發，炮彈4900余發，飛機2架以及大量軍用物資，取得了紅軍東征福建的巨大勝利，威逼廈門。

駐漳州期間，王良遵照毛澤東指示，組織紅四軍發動群眾，殲滅殘敵，建立新生政權，并籌集14萬元軍款及大批軍用物資，擴紅500余人，為紅軍進行第四次反“圍剿”作了充分準備。王良所率紅四軍，被漳州人民譽為“鐵四軍”。

1932年5月，東路軍開始向贛南根據地回撤。然而，就是6月13日，紅四軍到達福建武平縣大禾圩時，意外發生了，王良，這位年僅27歲的千古將才隕落了。一代將才，命喪民團小兵之手，真是悲之、惜之！

得知王良犧牲后的毛澤東，急忙策馬向大禾圩奔來。這時，羅瑞卿正要命令部隊炸平“土圍子”為王良報仇。毛澤東為避免傷及周圍的百姓，指示步兵用炮精確轟擊“土圍子”邊角，這使得嚇破膽的地主武裝立馬繳械投降。

兩天后，即1932年6月15日下午，紅軍來到武平縣與會昌縣交界的烏鴉泊（現名永隆鎮），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王良的追悼會，面對數千位根據地軍民，毛澤東對他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稱贊“王良是一個好干部，經過一、二、三次圍剿的勝利，雖然犧牲了，但敵人已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他號召全軍干部團結起來，奪取反第四次“圍剿”的勝利。”

羅瑞卿也沉痛地說：“王良同志，我們一定要給你報仇！打倒反動派！”

王良的犧牲，對黨和紅軍是一個重大損失。聶榮臻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王良同志是個很好的同志，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一貫作戰勇敢，待人熱情誠懇，對他的犧牲，我們大家都感到非常痛惜。”“王良是中國工農紅軍創建初期著名的軍事指揮員。”“他英勇善戰，屢建功績，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在閩南群眾中傳為佳話。”

1934年1月24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這樣講到：“兩年來，全國紅軍在浴血的斗爭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這中間我們許多同志為蘇維埃流著最后一滴血，而光榮地犧牲了。許多在國民黨區域白色區域領導革命斗爭被國民黨屠殺了。這些同志中間如黃公略、趙博生、韋拔群、惲代英、蔡和森、鄧中夏……王良……等等，他們是在前線上，在各方面的戰線上，在敵人的槍彈下屠刀下光榮地犧牲了。我提議我們靜默3分鐘向這些同志表示我們的哀悼和敬仰。”

戰友羅瑞卿后來一直銘記著王良生前的遺愿，他十分珍重地把王良的遺物帶在身上，轉戰南北，出生入死。每逢戰斗勝利，他總要默默地打開包著紅綢的懷表，給表上滿弦，輕輕地說道：“王良同志，我們又勝利了！”

195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典這一天，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大將，親手將王良的遺物上交給了黨中央。從此，這塊閃爍著王良顯赫戰功的懷表，一直存放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成為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英勇獻身的歷史見證。

英雄不朽，千秋永頌！

《王良頌》
家承有業學知邊，接受新思褪舊篇。
黃埔風云雖未競，秋收起義卻爭先。
井岡怒號乾坤動，霄嶺蔥濃百姓虔。
猶嘆崢嶸留勝績，人間天地一君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