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者四句對張載“橫渠四句”的創造性轉化

今日，劉書戩與南方在野提出墨者四句：“順天地用心，協生民非命，辨往圣開新學，崇法治筑太平”。是對張載“橫渠四句”的創造性轉化與時代性重構。這一新表述既植根于傳統墨家精神，又融入了現代法治與批判性思維，體現了對古典思想的繼承與突破。

一、墨者四句的關鍵解讀

1. 墨者四句將“為天地立心”改為“順天地用心”，弱化了人的主體建構性，突出對天志恒道的敬畏（見墨子《天志》篇），對自然規律的遵循與生態協同，體現了宇宙共同體理念，更契合當代生態文明觀。

2. 墨者四句以“非命”取代“立命”，直指傳統命定論的桎梏，強調突破命運束縛，肯定人的行動的意義（見墨子《非命》篇），體現了一種自發演進的社會秩序觀。鼓勵人們爭取個人權利，體現了現代人權意識與追求公平正義的訴求。

3. 墨者四句“辨往圣”與“開新學”，強調對往圣思想的辨析揚棄，而非簡單繼承，要求結合時代需求開創新學，與墨子“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見墨子《公孟》篇）的創新精神一脈相承。

4. 墨者四句將“開太平”轉化為“筑太平”，以法治為太平社會的基石，強調了方法論與具體路徑。否認了傳統的人治思維與制度安排。不僅繼承了“治法”的精神（見墨子《法儀》篇），更賦予現代法治文明內涵，如法律人所述“通過法治澤被萬世兆民”。

二.墨者四句對傳統命題的現代轉型。

1. 為生態文明提供信仰支持，哲學思辨和倫理資源。“為天地立心” 乃是儒生致命的自負，反映了某些儒生上天信仰的缺乏，和主觀唯心主義的極端狂妄——唯我獨尊的傾向。“順天地用心”則體現了墨家的天志信仰（孰為貴，孰為知，唯天而矣已！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和尊重自然規律（順從天志，法若而然。為圓以規，為方以矩）的精神。這反映了墨家的上天信仰，也體現了墨家哲學獨特的天人之辯，和對人地關系的看法。墨家的上天信仰和天人之辯，人地關系和生態倫理，有助于國人樹立真正的信仰，培養有天有法的科學精神，正確認識天人關系，人地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實現可持續發展。

2. 為社會治理注入自發演進秩序的理念。“為生民立命”反映某些儒生對生民獨立意志，權利尊嚴的漠視。帶有宿命論的意味。儒家以圣王為救世主，是儒家圣王一手計劃，安排了社會等級秩序。這種秩序乃是儒家圣王人為計劃的安排，而并非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儒生認為，生民應該知命認命而不得抗命。（當然也有“湯武革命”，但只不過是換一個統治者。）“協生民非命”的背后，則是墨家的“非命”觀：“命者，暴王所做窮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這直擊階層固化與機會不公，主張尊重生民的獨立意志，尊重生民的權利與尊嚴，張揚人的行動，破除“宿命論”束縛，反對權力人為安排的等級秩序。人民從來是自己養活自己，不需要靠他人立命。墨家認為生民有通過自己努力追求幸福的權利。千千萬萬個生民，他們具有行動的自由，由此才形成自生自發的不斷演進的社會秩序。

3. 為文化復興確立自由批評鼓勵創新的發展路徑。 “為往圣繼絕學”反映出某些儒生的圣人崇拜與復古傾向。孔子自詡“述而不作” ，儒生往往食古不化，自居往圣絕學的繼承人，洋洋自得，左右開弓，拒絕批評，抵制創新。而“辨往圣開新學”的背后體現了墨家對文化傳承的態度。墨家反對文化復古——提倡批判性思維（墨家辯學提倡理性思辨，相互辯論，批評問難，在對話和批評中推進思想文化的進步。）和鼓勵創新精神（“古之善者則述，今之善者則作”）。既以傳統為基，又以對話和辯論的方式不斷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回應現代性挑戰（如科技倫理、全球化沖突）。

4. 為中華發展貢獻法治思維和制度文明。“為萬世開太平”乃是儒家烏托邦理想，缺乏方法論的凌空舞蹈，假大空的田園牧歌和巨嬰口號。萬世太平在人治社會不可能實現，幾千年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只能造成不斷的循環造反和暴力流血沖突。而“崇法治筑太平”，則體現了墨家的治法精神：“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反對個人崇拜的精神：“天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法不仁，不可以為法。”墨者認為：真正的萬世太平只能是筑基于法治之上。所謂的萬世太平，無非是墨家所說的“非攻”（不得損害他人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和“兼愛”（法律保護每一個人普遍而基本的權利價值與尊嚴）。應該基于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維，將“非攻兼愛”（永久和平）的理想與法治文明相結合，超越傳統的人治治理模式。

三.墨者四句的重要突破與創新

順天地用心，協生民非命，辨往圣開新學，崇法治筑太平。——墨者四句以“順—協—辨—崇”的動詞序列重構行動邏輯。體現了墨者對生態文明，社會秩序，文化傳承，制度文明的看法。

在天人關系方面：從人類中心轉變為順應天志恒道的生態協同哲學。在群己界限方面：從固化的政治道德教化轉變為不斷拓展的權利演進秩序。 在文化傳承方面：從接續固守道統轉變為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轉化 。在社會理想方面：從倫理愿景轉變為崇尚法治路徑的制度文明。

墨者四句的突破在于：弱化圣賢精英視角，更強調制度保障（如法治）與社會協作（如“協生民”）； 注入現代性價值：生態意識、批判思維、法治精神，使傳統命題煥發新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