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

文革時期，在把一批又一批知識分子送到五七干校區(qū)的同時，在全國范圍內，還掀起了一個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內容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

一九六八年夏，文革已經進行了整整兩年，學生們沉浸在硝煙彌漫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中，沒有時間和精力考慮“文化大革命”對于個人究竟意味著什么，只知道它是青年學生們的一門“必修課”。各大專院校的畢業(yè)生登記表上都印有是否參加“文化大革命”這一欄。

不能不承認，有極少數(shù)學生似乎并沒有否認“文化大革命”可以作為一種終生職業(yè)，特別是因為當時反復宣傳“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兩次、三次、四次......然而，大部分學生逐漸對文革中的種種駭人聽聞的現(xiàn)象，發(fā)生反感，對派性斗爭感到厭倦，他們想早點兒結束這不正常的“學習”生活，踏上真正的人生征途。

但是，畢業(yè)后到何處去？在文革時代的中國，卻成了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是摧毀“文化”的一場革命，工廠、企業(yè)、機關、學校不需要知識和文化，不需要大專學校的畢業(yè)生，對那些以“文化大革命”為“必修課”的高中、初中畢業(yè)生來講，文革既使他們喪失了升學的機會，也使他們失去了在城市就業(yè)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上山下鄉(xiāng)”，“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成了當時“知識青年”離開學校后的主要出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yè)的子女，送到鄉(xiāng)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毛澤東一九五五年講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類話，從此成為一段時間里最時髦的標語和口號了。

青年們的革命熱情尚在高潮。林彪反復宣傳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人們的“處世原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譽為“革命小將”的學生們，對于毛澤東“上山下鄉(xiāng)”的指示，回報了高漲的熱情，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講話發(fā)表的當天晚上，北京市第四中學的學生便打起背包走向農村。

在學校的統(tǒng)一安排下，從一九六九年一月開始，六六屆、六七屆、六八屆中學畢業(yè)生絕大部分走上了“上山下鄉(xiāng)”的道路，這就是后來俗稱的“老三屆”。還有很多非畢業(yè)生，特別是還是少年的初中學生，也執(zhí)拗地違背家長意愿，甚而不惜與家庭決裂，背上行裝參加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行列。以后的各屆畢業(yè)生也沿著這條路走，一直延續(xù)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

“上山下鄉(xiāng)”主要有兩種形式，即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和到農村插隊落戶。新疆、內蒙、東北、云南是幾個大的生產建設兵團所在地，插隊的知識青年則遍布了農村的山丘和平原。

當學生們興沖沖集體來到建設兵團，看見仍然延續(xù)著的部隊編制，看著帶領他們生產、生活的是身著配帶紅色帽微、紅色領章軍裝的解放軍時，心中無限喜悅，個個想在生產中大顯身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分工”卻帶來了知識青年的分化。

有些被連隊派為通訊員、教員、衛(wèi)生員、宣傳員，從此擺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嚴格的生活紀律，但是，大多數(shù)人仍然從事著艱苦的農業(yè)勞動，他們要象部隊戰(zhàn)士一樣按時起床，整隊集合，待令出發(fā)，集體勞動，遇上搶種搶收更是不分晝夜。

青年們對于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被汗水淹沒了。有些人開始想家，思念親人，急盼返城。有些人因在當?shù)亟Y婚，不得不在當?shù)匕布衣鋺簟＜又a建設兵團的不少指導員思想水平低，甚而道德品質敗壞，挫傷了一些知青的純真感情，使他們思想中逐漸生起風波，“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精神”也隨之逐漸泯沒。

插隊青年的一般情況遠沒有兵團好。因為無論如何，兵團是“全民所有制”單位，過著集體生活，有固定工資，有公費醫(yī)療，還有探親假。插隊知青則要由城市生活一下子改變?yōu)檎嬲闹袊r民的生活。富裕地區(qū)的知青還可以自給略有余，貧窮的山區(qū)則難以靠勞動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陜北作為老根據(jù)地曾經為中國革命做出過重大的貢獻，然而，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里的生產、生活都十分落后、貧窮，強勞動力尚難以自給自足，更何況既缺乏體力又缺乏技能的知識青年了！知識青年的插隊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早在六十年代初便開始了，女青年侯雋、邢燕子等人為知識青年做出了榜樣。然而，一九六八年開始的大規(guī)模“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歷史意義卻不尋常。就減少城市就業(yè)壓力來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解決眼前困難的“捷徑”，但是，不顧具體條件，幾乎全部知識青年只有上山下鄉(xiāng)這一條出路，便未免太狹窄了。

從后果看，這也確實是一種缺乏遠見的措施。估計從1968年起約有1700萬至2000萬知青被動員“上山下鄉(xiāng)”，前往貧困偏遠農村。原本應接受高等教育、參與城市建設的一代青年，被迫轉入體力勞動與“再教育”，嚴重影響個體發(fā)展軌跡。

這代知青被稱為“失落的一代”，他們錯過教育黃金期、青春耗于農村，回城后又面臨失業(yè)與身份邊緣化。心理創(chuàng)傷普遍存在，一些人終身未能擺脫“被動命運”的陰影。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造成的教育與人力資源損失更是難以衡量。尤其是高校1966–1977招生全面中斷，“67級、68級”更是徹底消失。一代知識分子未能接受系統(tǒng)教育，人才儲備遭遇空窗期。大量具備潛力的技術青年、理工苗子被迫耕作、種地，科研系統(tǒng)停滯或斷裂，人才浪費嚴重。

今天再看，歷史更加清晰。“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不僅是政治動員行為，更是一次人為制造的大規(guī)模社會結構錯位。其帶來的不是農業(yè)振興，而是人才沉寂；不是“革命理想”，而是青春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