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八路軍主力旅長，上任不久就出了問題，建國后仍被評為上將

從農家子弟到革命軍人

1910年11月26日陳伯鈞出生在四川達縣（現在叫達川區）的一個窮苦農民家庭。那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他從小就跟著父母干農活，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13歲那年，他考上了萬縣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總算有了點讀書的機會。在學校里，他接觸到了進步思想，還參加了學生運動，結果因為太激進被學校開除了。這事兒對他打擊不小，但也讓他下定決心要干點大事。

1927年，陳伯鈞考進了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也就是黃埔軍校第六期。這一年，他才17歲，已經開始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了。同年5月，他參加了平定夏斗寅叛亂的戰斗，表現得很出色，也是在這時候，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此，他的人生就跟革命事業綁在了一起。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當教官，負責訓練新兵。他特別認真，教射擊、隊列，手把手地帶，很快就得到了認可。

不過，那年頭局勢亂得很。8月，他本來要參加南昌起義，結果部隊在半路上被張發奎繳械，他也被扣住了。幸好他腦子活，找機會逃了出來，輾轉到了江西高安，加入了第20軍獨立團，干起了團部副官和新兵訓練處主任的工作。

他在這兒干得挺起勁，新兵們都服他。沒多久，秋收起義爆發，陳伯鈞跟著毛澤東上了井岡山，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三營六連一排的排長。

井岡山那地方條件苦，武器少得可憐，他弄到了一把舊手槍，還是個壞的，戰友拿他開玩笑叫“半斤鐵”。他不服輸，硬是把槍拆了，用煤油擦干凈修好，能用了。這股倔勁兒，后來成了他性格里的一大特點。

可惜，1928年的時候，他因為手槍走火誤傷了戰友呂赤，這事兒讓他特別愧疚。部隊處分他打手心二十下，還把他調去當了一團一連的副連長。毛澤東覺得他是個可造之材，沒多追究，讓他繼續干。

結果沒過多久，他在作戰中被國民黨抓了，在吉安監獄里受了不少罪，但他硬是咬牙挺住了。1929年5月，紅軍打回來把他救了出來，他又立刻投入戰斗，擔任紅六軍第一縱隊參謀長，帶著部隊打了好幾場硬仗。

接下來的幾年，陳伯鈞在紅軍里步步高升。他當過紅二十軍參謀長、紅三軍第七師師長、紅十五軍軍長，參加了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斗。

1932年，因為支持毛澤東的軍事路線，他被一些反對派領導撤了職，送到瑞金紅軍學校學習。他也沒閑著，寫了一篇《論運動防御》，講怎么打機動戰，思路很清晰。后來，他復出當了紅五軍團參謀長、第十三師師長，還拿到了二等紅星獎章。

1934年長征開始，他帶著部隊負責殿后，擋追兵，護主力，累得跟鐵人似的，戰友們都叫他“鐵屁股”。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他被調到紅四方面軍當紅九軍參謀長。

途中因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被排擠，他后來去了紅軍大學當教員。1936年，他又被調到紅六軍團當軍團長，跟王震搭檔，帶著隊伍迎接新的考驗。

抗日戰爭的波折

1937年，抗日戰爭打響，紅軍改編成八路軍，陳伯鈞被任命為120師359旅旅長。這支部隊是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合編的，副旅長王震在部隊里根基深，陳伯鈞作為新來的旅長，想整頓隊伍、提升戰斗力，壓力不小。

陳伯鈞一上任就忙著抓紀律、搞訓練，想把359旅打造成一支鐵軍。那年9月，他帶著718團留守陜北，負責東地區留守處的工作，其他部隊則由王震帶去前線打日軍。

10月，他去延安開會，遞給毛澤東一張印著“國民革命軍少將旅長”的名片。當時很多人對國軍的番號有抵觸，覺得這不是革命軍的身份，陳伯鈞這么干被一些人看不慣，覺得他有點“認國軍頭銜”的意思。

更麻煩的事還在后面。那時候天冷了，他急著給部隊弄冬裝，派旅部會計袁某去八路軍總部領軍費。袁某在總部院子里想搭輛軍車去延安，結果司機不給面子，倆人吵了起來。

陳伯鈞聽說后趕過去，問司機為啥不幫忙，司機態度不好，他一急就給了司機一耳光，還說：“同志之間不互助，還算啥革命軍人？”這巴掌打下去，事兒鬧大了。

當時黨中央正在嚴抓紀律作風，他這一下被定性為違反紀律，影響不好，很快就傳到了上面。沒多久，陳伯鈞被叫去總部挨批。毛澤東覺得他脾氣太急，得好好磨磨性子，就把他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0月底，他進了中央黨校學了四個月，359旅旅長的位子先由王震代理，后來王震正式接手。他這一走，前線的仗沒打成，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到了抗大，陳伯鈞沉下心來反思自己。他知道自己脾氣急，容易沖動，這回算是吃了教訓。1938年6月，他當上了抗大總校訓練部部長，負責安排課程和管理學員。

他講戰略學特別帶勁，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嗓子啞了還在講，學員們都挺佩服他。毛澤東有一次親自講課，后來忙不過來，就讓他代課，可見對他有多信任。

1938年底，他被調去抗大二分校當校長，帶著學校到敵后辦學，還參加了1939年的陳莊戰斗。1940年，他回延安，在總政治部和八路軍軍政學院干了一段時間，寫了一本《八路軍簡史》，把八路軍的戰績整理得清清楚楚。

1941年11月，他當上軍事學院副教育長，1942年5月又去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當副司令，1943年1月擔任385旅副旅長，跟著張宗遜干了不少實事。

解放戰爭浴血奮戰，新中國后展現擔當

解放戰爭一打響，陳伯鈞被派到東北，先當東北軍政大學教育長，后來又干了合江軍區司令員。1948年遼沈戰役，他當了東北野戰軍第一前方指揮所副司令員，幫著指揮部隊打錦州外圍，把敵人的據點一個個拔掉，為解放東北立了大功。

1949年，他升任第四野戰軍12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兼45軍軍長，帶著部隊參加平津戰役，協助解放天津。10月，他又帶隊打衡寶戰役，跟白崇禧的第七軍硬拼了兩天兩夜，把敵軍部砸了個稀巴爛，解放了衡陽。后來，他又參加了廣西戰役，把白崇禧的部隊徹底收拾了。

新中國成立后，陳伯鈞沒閑著，先是帶隊在湘西、湘南剿匪，把地方治安弄得穩穩當當。后來，他干過湖南軍區副司令員、軍事學院副院長、代院長，幫著軍隊搞現代化建設。1955年，他被授予上將軍銜，成了新中國軍隊的高層人物。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64歲。他這一輩子，從一個窮小子走到開國上將，經歷了太多風雨，但始終沒忘初心。

陳伯鈞身上有股韌勁兒，不管是修那把壞手槍，還是長征時當“鐵屁股”，還是后來帶兵打硬仗，都能看出他不服輸的性格。

他也有缺點，脾氣急、性子直，但這些毛病他都慢慢改了，尤其是在抗大學習那段時間，他學會了沉下來反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