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關稅迷宮的終極目標：逼走中國制造？

40%！這個模糊定義的“轉口稅”稅率，是數字游戲，還是一場撕裂全球供應鏈的“精準手術”？它瞄準的真的是“洗產地”？還是帶有“中國基因”的“越南制造”？

文：中外管理傳媒 王爽

責任編輯：胸懷天下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7月7日發布了一項震動全球市場的決定：自8月1日起，將對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14個國家進口商品加征25%至40%幅度不等的關稅。與此同時，備受關注的“對等關稅”談判最終期限也被推遲至同一天——8月1日。

這一系列動作，無異于向本已脆弱的全球貿易體系投下重磅炸彈，再度將其拖入深度不確定性漩渦。對此，國際貿易中心（ITC）執行主任帕梅拉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延長幾周期限看似緩和，實則是在延長不確定性。這直接破壞了長期投資和商業合同，加劇了全球貿易的不穩定性?！?/p>

“美越協議”：甜蜜糖衣下的鋒利刀刃

就在此項決定公布的前幾天——7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與越南政府達成一項特殊的雙邊貿易協議。根據該協議，美國將對越南進口商品征收20%的關稅。這一稅率雖仍具懲罰性，但遠低于4月初美方曾威脅實施的46%超高稅率。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出口至越南的商品將獲得免除關稅的待遇。

然而，這份協議遠非表面上的“優惠”，其暗藏的鋒芒直指供應鏈的“暗流”。特朗普在宣布時特別強調，將對那些經由越南“洗產地”、最終轉運至美國的所謂“轉口商品”征收高達40%的關稅。此舉被廣泛解讀為，精準打擊中國企業利用越南作為跳板，規避美國對華高額關稅的行為。

這份包裹著20%“優惠”外衣卻暗藏40%“轉口稅”利刃的協定，正猛烈沖擊著既有的全球供應鏈網絡。它不僅迫使深度嵌入其中的中國企業站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更將整個東南亞地區無情地卷入地緣政治角力與貿易規則重塑的雙重風暴眼中心。

在特朗普政府給予多國的臨時關稅豁免期進入倒計時的緊張時刻，越南成為了少數能夠與白宮達成協議的國家之一。然而，協議達成的“塵埃落定”，卻成了更大范圍恐慌的起點——壓力正以越南為震中，瘋狂地向整個東南亞地區擴散開來。

泰國首當其沖，面臨著美國可能施加36%關稅的威脅。2024年，泰國對美貿易順差高達約460億美元。泰國政府內部評估顯示，一旦36%的關稅真正落地，其對美出口額或將在短期內驟減約150億美元——這幾乎相當于去年泰美貿易順差總額的三分之一。泰國政府已緊急行動，強化了在電動汽車等關鍵戰略領域的外國投資審查機制，其矛頭被認為直指近年來投入巨資在泰國布局產業鏈的中國企業。

連鎖反應遠未停止。國際金融機構花旗集團發布的報告更是發出了預警：韓國等第三國在越企業恐遭池魚之殃，區域供應鏈風險遠超市場預期。

泰國法政大學教授帕維達·帕南德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困境：“我們被迫在超級大國的刀鋒上起舞。中國對我們而言，絕不僅僅是重要的貿易伙伴，更是核心資源的關鍵供應地和不可或缺的龐大出口市場。任何選擇都意味著痛苦且可能是致命的取舍。”

“越南制造”究竟如何定義？

美越關稅協議甫一出爐，其潛在影響的核心爭議點便迅速浮出水面。悉尼洛伊研究所資深經濟學家羅蘭·拉賈點破了決定協議實際成敗的關鍵所在：“40%的懲罰性關稅如果能夠精準打擊純粹的轉口行為，其沖擊尚在可控范圍內；但若其定義被泛化，適用于所有含有中國零件或原料的‘越南制造’商品，那么打擊面將無限擴大，形成對中、越、美三方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無差別重創?！迸聿┥绲纳疃确治鲞M一步印證，協議的真實殺傷力完全系于美國海關將如何解讀和操作“越南制造”這個如同魔方般復雜且可塑的概念。

在國際貿易規則框架下，合法的轉口貿易要求商品必須在第三國經歷“實質性轉型”。國際通行的判定標準通常體現在三個核心維度：

稅則歸類改變：加工后的產品所屬海關稅則編碼與進口原材料相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區域價值成分達標：商品在目標國（如越南）產生的增加值（包括本地采購的原料、人工、制造成本等）需達到規定比例（例如35%-40%）；完成特定關鍵工序：產品在目標國完成了賦予其主要特性的關鍵生產步驟。

然而，美越協議恰恰在“轉口貿易”的核心定義上留下了巨大模糊空間：美國立場強硬，要求越南制造的商品中，本地增值部分必須明確超過40%，否則一律視為“中國轉口”。越南則主張應尊重不同行業的特性和供應鏈現實，采取更靈活的判定標準，而非一刀切的40%門檻。

這一矛盾在紡織服裝業表現得尤為尖銳——越南成衣廠高達60%的生產成本來自中國進口的紗線和面料。若機械地執行40%的本地增值門檻，絕大多數越南紡織企業將瞬間喪失其產品的“越南制造”原產地資格。

沖突還蔓延至高科技領域。美國試圖將關稅打擊范圍進一步擴展至包含“中國產關鍵部件”（如動力電池、高端芯片）的整機商品。越南則以供應鏈的全球化和現實復雜性進行反駁：例如，三星在越南的大型工廠，其生產所需零件中約30%仍需從中國進口。若嚴格執行追溯至二級甚至三級供應商的規則，將導致整個生產線陷入癱瘓。

“實質性轉化”的認定尺度細微差別，將導致企業面臨的稅額天差地別。一位不愿具名的前美國貿易高級官員表示，打擊“轉口貿易”的實際意義和效果，最終將完全取決于“這一術語在操作層面的具體定義方式和執行力度”。他進一步解釋道：“執行層面向來錯綜復雜。有些‘轉口’只是在中國生產后簡單地更換越南標簽；有些則是貨物在越南確實經過了合法且復雜的實質性加工，轉化為了具有新特性的產品；而更多的情況，則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p>

博弈下，我們該如何應對？

顯然，美越關稅協議最具破壞性的設計，恰恰在于其對核心概念“轉口貿易”定義的模糊。這如同懸在中國制造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劍鋒既可精準斬向純粹的中國原產貨物，也能無差別地打擊那些僅僅含有部分中國零部件的“越南制造”商品。這種刻意的模糊性，正在全球產業鏈條中引發劇烈且深遠的震蕩。

美國鞋類分銷與零售商協會CEO馬特·普里斯特發出了嚴厲警告：“如果美國海關最終嚴格執行針對‘含中國零部件’的嚴苛限制，跨國企業可能被迫重新考慮其在越南的生產布局，甚至撤離。當合規成本（如繁瑣的原產地證明、高昂的供應鏈審計費用以及潛在的巨額關稅風險）攀升至企業無法承受之重時，部分企業甚至可能做出逆向選擇——將生產環節回流至中國，當然，前提是中國的綜合成本仍具有競爭力?！?/p>

越南自身的處境尤為微妙且兩難。2023年，越南對美出口額高達970億美元，占其GDP的比重驚人地達到28%。與此同時，中越雙邊貿易額突破2300億美元大關，中國已連續19年穩居越南最大原材料和中間品供應國的位置。這種“市場在西方，命脈在東方”的深度捆綁格局，迫使越南的核心策略是：在原則性接受40%關稅條款的前提下，通過細則談判，力爭將受限的“中國零部件”范圍嚴格限定在芯片、光伏板等有限的七類戰略商品上。這樣做的目的，是力圖使紡織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占越南對美出口總額的53%）免遭滅頂之災。

自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尋求供應鏈多元化、希望將部分產能從中國分散出去的企業，紛紛將越南視為首選目的地。因此，越南成為中國制造業“出?！钡闹匾搴突亍Ｈ缃?，在新的關稅政策陰影下，在越南布局或依賴越南供應鏈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其焦慮感正在顯著上升。

身處其中的企業家們保持著清醒的認識：40%的關稅一旦精準落地，那些依賴簡單加工、組裝（附加值極低）的所謂“轉口”低端產能，將瞬間失去生存空間。

國家信息中心原總經濟師祝寶良的評論一針見血：“依靠地理套利進行簡單加工的老路，已經徹底走不通了。”

顯然，唯一的生存之道在于踐行更深度的本地化戰略——即在目標國進行更實質性的投資，構建更完整的本地供應鏈，提升本地附加值占比，唯有如此，方能在新規則下覓得一線生機。

因此，部分全球化布局領先、本地化程度較高的中國企業，將展現出更強的適應力，甚至可能從中發現機遇。某家電巨頭越南公司負責人告訴中外管理，美越關稅協定對其在越南的運營而言“反而是利好”。他透露，公司未來有意將更多面向特定市場的產品制造環節從中國轉移至越南。該集團CEO則強調此事的復雜性，表示需要“動態評估”，并指出：“長期來看，集團面向美國市場的產品將主要依賴美國本土和墨西哥的生產基地（目前占比約80%），而剩余約20%仍需從中國出口的部分，則需積極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無獨有偶，某小家電龍頭企業董事長告訴中外管理：“整體而言，新關稅政策對我們影響不大?！倍摷瘓F越南分公司總經理表示，如果能夠在越南實現100%的本地采購和生產，其產品進入美國的稅率可能比之前的條件更為有利。但具體到實際操作層面，該集團執行總裁指出了現實的問題：“對于小家電產品，即使越南制造僅面臨20%的關稅，其在成本上的競爭力仍需視中國本土生產所面臨的美國關稅政策而定。按照現有政策框架計算，在越南生產小家電的綜合競爭力，目前看來并不理想。”

從更宏觀的視角審視，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原副會長張偉對中外管理表示：“（美越協議）尚未突破中國的根本底線。綜合來看，中國對美貿易整體仍將維持順差格局，總出口量預計不會因此協議而出現大幅下滑?！?/p>

顯然，特朗普精心構筑的這套復雜關稅迷宮，其終極目標正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倒逼中國制造業外流，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通過“區別對待”和“協議豁免”，試圖確保美國自身供應鏈在重構過程中不至于出現災難性斷裂。

8月1日，關稅大戰的終極攤牌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瑪麗·洛夫利發出了冷峻預言：越南作為相對弱小的經濟體，被迫吞下包含失衡條款的協議模式，絕無可能簡單復制于歐盟、日本等擁有龐大體量和深厚底蘊的發達經濟體。這些經濟體不僅擁有巨大的內部市場、極其成熟和完整的產業鏈體系，更關鍵的是，它們具備實施對等甚至不對稱報復的成熟法律工具和強大的經濟實力。歐盟委員會已多次明確重申，其準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捍衛自身產業和經濟的利益。這清晰地預示著，若美國執意推進其單邊關稅政策，其面臨的絕非是對方的單方面屈服，而將是勢均力敵甚至更為激烈的貿易對抗。

更大的不確定性還在于潛在沖突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世界各國是會團結起來，形成強有力的反制聯盟？還是在美國的分化策略下各自為戰，尋求單邊妥協？各國可能采取的報復手段是否會超越傳統的關稅壁壘，升級為精準打擊對方關鍵產業，甚至蔓延至科技合作與地緣政治層面？

企業界被迫在極短的時間內重新評估其全球布局，倉促地調整供應鏈節點。金融市場對這類政策突變高度敏感，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恐慌性拋售或供應鏈中斷的預期。這種彌漫在空氣里的不確定性本身，就已經在嚴重抑制全球范圍內的投資意愿與經濟增長動能。

2025年8月1日，這個被設定的“攤牌時刻”，它絕非沖突的終點，而極可能是一場規模更大、波及范圍更廣、破壞性更強的全球貿易對抗的起點。各方勢力都在談判桌下暗中調整策略、積蓄力量，談判桌上的每一分鐘交鋒，都伴隨著暗流洶涌的博弈、算計與力量的此消彼長。

整個世界都在屏息凝視，是各方在最后一刻達成某種脆弱的妥協？還是無可挽回地滑向貿易“暗戰”全面升級的未知領域？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未來數周內做出的任何決策，無論大小，都將以難以估量的方式深刻重塑全球經濟的格局。而這條通往未知彼岸的道路，布滿了令人窒息的變數和難以預測的險灘。

重構的陣痛，已然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