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許昌哈啰投放引發爭議

題目中的“鬧劇”二字，非特指哈羅二輪電瓶車（下稱哈羅），乃是指哈羅來到許昌的時間點有不走尋常路的異樣，繼而引發了網絡上對此事的是非爭論。

7月12日，哈羅在許昌主城區投放的消息瞬間炸裂許昌朋友圈。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聲音齊出，有支持哈羅投放者。支持在主城區投放哈羅者的主要說法，從方便短途出行、城市跟上時代發展等方面為主。

一網友在某音平臺留言中寫道：“近距離辦事，那是真方便，還省錢，不用擔心騎自己的車會被偷，也沒有行車路線規定，想去哪去哪，公交車固定路線，出租車貴。”

也有不少支持哈羅投放者認為：反對哈羅投放的人，多為滴滴或出租車。

言下之意就是：哈羅來了，便利了群眾，加之收費低廉、租車及還車方便、出行自由，搶了出租車市場。哈羅動了出租車的利益，所以，出租車這個群體持反對意見，有點攜私泄憤的意味。

至于說“許昌沒有共享電瓶車跟不上時代發展”這一說法，網友并沒有給出具體的說明。

而另一種聲音直接說不支持哈羅投放。不支持哈羅投放者給出的理由是：“老城區道路不寬，電瓶車等已經把劃定的非機動車停車位占滿，哈羅的投放只能增加城市擁堵”、“共享電瓶車在其他城市亂停亂放嚴重，來到許昌也好不到哪里去，會影響城市形象”、“許昌城小，家用電瓶車、三輪車飽和、公交便利、已有小綠（共享自行車，短途免費），沒必要再投放哈羅”等。

無論是支持投放，還是反對投放，都各自有理，都有自己的說辭。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此次哈羅在許昌市區的投放，居然有“黑投放”一說。

網友“十一”在跟帖中直言：“這是（哈羅）最開始往鄭州投放的，因不合規，沒地方安置，連夜懟許昌了，昨夜（應該指的是7月12日晚）一晚上跟打仗一樣。未經允許，私自投放，已經沒收了。”該留言時間為7月13日。

什么？黑投放？有這事？

看到這個留言后，筆者有點吃驚了：這么大的事兒，這么多的哈羅，大范圍投放到城市里，居然沒有跟地方政府打招呼，就開始運行了？這不符合常理，太沒規矩意識了吧！投放單位也太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了吧！

看到這樣的留言，我是有點不信的。但是，此事后來的發展方向讓我相信：哈羅在投放前，應該沒有和政府進行必要的溝通和備案，至少沒有辦完需要辦的所有手續，要不然，也不會出現“被全部拉走”這一說法。

截止7月14日上午，許昌主城區道路兩側，未見到哈羅的身影，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網友留言中“被全部拉走”、“拉梨園（南外環附近）了”這一事實。

其實在許昌，所謂的“黑投放”有過，不止現在的哈羅這一個案例。

大概是在五六年前吧，共享洗車服務就曾在許昌主城區投放過。這種設備像一個公共充電樁一樣大小，消費者操作也相對簡單：投幣、供水、自行洗車，洗完車后，把相關備件放回原處即可。

共享洗車服務屬于典型的黑投放：沒有取得監管部門的備案許可，便在主城區道路兩側投放了數量不菲的洗車設備。

許昌城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面上的法紀、規矩還是要講的，所以，這一違規投放發生后，短期內就被城管等部門及時阻止，并限領投放方限期拆除了相關設備。

還有就是舊衣物回收設施。該設施的投放方打著公益的招牌，在城區道路兩側設置投放點。而這種舊衣物回收設施，在主城區也是短暫出現，很快就消失了。該設施消失后，便有人在朋友圈留言，說其投放前沒備案、不合規，且涉嫌非公益性經營行為。

而今，除了背街小巷還有少量的舊衣物回收箱外，主城區的主干道上，已經難覓其蹤影了。

城市管理有一套嚴謹、科學的流程，凡事都有法可依，有規可循，什么生意可以干，什么生意不可以干，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加以約束和界定。而投資者到一個城市發展，需要走備案流程，這也是必須走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法治的顯現，也是城市綜合發展的考量。若是無序發展，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報備、不走流程，城市的發展將會出現無序和無政府狀態，對城市形象和投資環境，以及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都不是幸事，也不是好事。

無論是共享洗車服務，還是舊衣物回收設施，以及這次的哈羅投放，都似乎在試探城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守規矩、遵法紀的定力、底線和尺度。

若是不按規矩行事，不依法依紀光明正大的走流程，而是先行投放相關設施（設備），造成既成事實，然后進行攻關，倒逼政府有關部門同意其經營行為，必將對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形成負面影響，也必將開創極壞的先例。

此先例一開，無論是對政府的形象，還是對執政者的口碑，都起不到好的作用，容易滋生事關利益和執政能力的流言，加大對此事的猜測空間。

假使倒逼成功，也必將在坊間引發極大的反響，對投資和經商環境形成負面沖擊。

從共享洗車服務、舊衣物回收及哈羅投放這些事件中，暴露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當商業資本僭越法治紅線時，將對社會治理造成三重危害：

其一，破壞市場秩序。合法企業需承擔審批成本、合規成本，而違規者卻能規避監管，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不公平競爭。長此以往，守法者積極性受挫，市場環境惡化。

其二，削弱治理權威。“試探-倒逼”模式一旦得逞，將形成破窗效應。其他企業可能效仿這種“生米煮成熟飯”的策略，導致城市管理陷入被動應對的惡性循環。

其三，損害公民法治信仰。當公眾目睹違規行為屢禁不止，或通過輿論壓力迫使政府妥協時，會對法律嚴肅性產生質疑，助長“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

發生在許昌的哈羅投放這一案例，折射出共享經濟時代的治理難題。真正的城市現代化不僅需要新業態，更需要與之匹配的法治文明。任何商業創新都應在法治框架內推進，否則所謂的“便利”終將以犧牲公共秩序為代價。

一個成熟的社會，必須守住“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底線，這既是對企業的最低要求，也是對政府的最高考驗。當每個市場主體都學會在規則中創新，社會治理才能實現良性互動，城市發展才會既有活力又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