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還是離民粹主義遠一點好

賽格特約作者 維舟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塌房后，有人翻出一件舊事——在2017年的“互聯網+”數字經濟峰會上，宗老對馬化騰再三逼問：“現在的網絡后臺（服務器），是在美國人手里，還是在自己人手里？”

2017年，宗慶后、楊元慶、馬化騰等齊聚互聯網+數字經濟峰會

中國用戶的服務器當然在中國，這是業內基本共識。但當時卻有無數人為他的質問叫好，紛紛稱贊宗老愛國有擔當。如今看來，這位以“布鞋富豪”著稱，向來標榜“實干”，再三宣稱“我還在努力工作，只要為社會、為國家做點貢獻”的企業家，其實是在迎合民粹主義。

不料宗老去世一年后，即爆出有三個非婚生子女入了美國籍，還在境外給他們留了巨額的資產。一時間，宗老形象遭遇坍塌，嘲諷者有之，質疑者更眾。

宗老去世后，某中央媒體發文稱贊他是“唯實者”，始終堅守實業，拒絕各個時期各種熱門、風口的誘惑，自始至終專注于做好“一瓶水”。這確實曾打動不少人，但反過來說，正是他這種相對守舊的態度，使得娃哈哈近年來的產品力逐步落伍于同行，這使得占據道德制高點就成了他獲取公眾關注和支持的最有力武器。

2024年2月25日，杭州市民寒風中告別“布鞋首富”宗慶后。圖源：視覺中國

本來，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依靠的應該是商品自身的質量、品牌形象、性價比等因素，這是消費者能加以理性評估的，但“道德民粹主義”把每一次消費都變成了一種日常中的道德實踐，仿佛買一瓶水都是對個體價值觀的確認。

公平地說，這也不是宗慶后的發明，在中國社會，這有著深厚的社會意識基底。美國學者葛凱在《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一書中追溯了中國百余年來的“國貨”運動，發現民族資本家非常善于順應并利用民眾的心理，借以掩蓋自身品質等方面的不足，在市場競爭中不是憑借產品力而是以政治道德話語來取勝。

葛凱(Karl Gerth)認為，影響近代世界的兩大關鍵力量——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消費主義(consumerism)先后在中國滋長。在20世紀早期，民族主義把每件商品貼上“中國的”或“外國的”標簽，消費文化變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達、被制度化及被實踐的場所。

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國貨”實際上是一個“幾乎具有無限可塑性的概念”，遠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與“洋貨”截然對立。像英美煙草這樣的外國企業會用中國原料、在中國生產，采用中國藝術風格來推銷產品，而“民族品牌”也有可能原料、機器設備是從海外進口的，使用西方藝術風格來宣揚“抵制洋貨”。

“愛國同胞請吸高等國貨香煙”——19世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這和我們眼下所目睹的，幾乎如出一轍，也就是說，我們最好把這些民粹主義的話語看作是企業的一種營銷策略，他們之所以這么做，很可能只是理性盤算下來發現這樣在市場上對自己更有利而已。

宗慶后的形象幾近破產，但“道德民粹主義”的中國社會并未退潮，更糟糕、也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加劇，更滋生出了“科技民粹主義”這樣一個加強版變種。

“科技民粹主義”把中國近年來的一些科技進步，看作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甚至進而否認技術交流的必要性，強調“完全國產化”的“本土創新”，否則就抬出“國家安全”這樣的大帽子來打壓。

善意地說，這種論調的出發點確實也是希望國族強大，但在現實中必然適得其反，甚至可能是自殺行為。想一想就不難明白，任何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都不可能靠閉門造車，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獨立發明創造所有新技術。美國之所以在科技進步上引領全球，正是因為它建立了一個開放體系，在學術思想自由交流的基礎上，任何發明創造、技術進步都可以在美國的環境下落地生根。

不必諱言，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自近代以來一直主要是個進口國。別的不說，近四十多年來“中國制造”的崛起，與引進技術分不開關系，所謂“新四大發明”（高鐵、網購、無線支付、共享單車），有哪一項不是國外先有了原型？別的不說，要是歐美日也搞技術民粹主義，那我們其實是受損的，特朗普推行技術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留學生，誰不知道主要是主要針對中國？無論從正反兩面來說，開放格局才更有利于中國的技術進步。

對企業來說，尤其是科技企業，這一點尤其重要。有的企業家善用社交媒體，也在迎合民粹主義上嘗到了甜頭，一會反超XX，一會遙遙領先， 隔三岔五成為媒體焦點和熱搜前排。但長遠來看，一家企業要想發展壯大，民粹主義也遲早會成為一件自我束縛的緊身衣，因為民粹主義情緒內置著一個完美的濾鏡，容不得一點瑕疵，任何不符合這一畫面的“雜質”，都可能引發一場意想不到的形象危機。

真正有遠見的企業家，不僅在價值立場上不會迎合民粹主義，在行動策略上也會遠離民粹主義，因為企業家的使命就是不斷提升效率、創新需求、服務用戶。中國依然處在追趕階段，只有更多的企業家告別無關的政治性、道德性的話語，中國的經濟與科技才能行穩致遠，煥發出更為強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