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鵬的一個隱秘傳聞：他想當“大哥”很多年

大鵬的內心里，一直藏著個秘密：

想當“大哥”。

這個想法，早在他還在搜狐供職時，就已經顯現了出來。有搜狐前員工向「文娛春秋」透露，有一年，剛拍第一季《屌絲男士》時，大鵬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團隊說，希望大家以后都尊稱他為：大哥。

團隊里的小年輕們，嘴上叫著，心里卻犯嘀咕。有人比較抵觸，私下和朋友吐槽：“叫他大哥沒問題。可萬一哪天跟成龍大哥同臺，咱怎么叫？一個是真大哥，一個……”

話糙，理不糙。那會兒的“大哥”，江湖上認的，是真刀真槍打出來的那幾位。你一個拍網絡短視頻的，也配叫大哥？

但，大鵬覺得配。

當“老大”的夢，大鵬從初中就萌生了。當時，他模仿蔡志忠畫過一套漫畫，把同學都編排進去了，有人是將軍，有人是乞丐，而他的角色，是國王。

十多年后的2025年7月，大鵬執導的電影《長安的荔枝》上映，好評如潮，豆瓣開分7.7。

在而今的電影市場，尤其對于一部國產古裝片來說，這一分數，算得上是相當不錯的成績了。外界給出的評價，也多集中在“質感強”、“大鵬又進步了”這些贊美之詞上。

的確，《長安的荔枝》是“完成度極高”的一部電影。

從《煎餅俠》（豆瓣評分5.8），到如今的《長安的荔枝》，在踏入電影圈10年后，大鵬的導演能力確實在肉眼可見地精進。在名導紛紛撲街、同輩導演能力不濟的當下，這種進步，難能可貴。

大鵬，真的成了“大哥”。

25年前，大鵬參加高考，考了474分，原本懷揣文藝夢的他，聽從母親的建議，進了吉林建筑工程學院。大學里，他不安分，組建了“天空樂隊”，在長春的地下搖滾圈小有名氣。

后來，認識了一個隔壁學校彈吉他的小瘦子，彈得好唱得也好，想加入樂隊，但大鵬沒要他。那個小瘦子，叫金志文。

大四那年，一個女網友說可以幫他實現夢想，介紹了一個哈爾濱的唱片公司老板，焦總。

公司叫名人唱片，老板焦總說，北京的音樂人都夸他寫的歌很棒。公司墻上掛著女歌手紀如璟的簽名海報，大鵬覺得，自己的海報很快就要和她做鄰居了。（后來紀如璟轉型幕后，擔任唐嫣的經紀人。）

但明星的鄰居不好當。焦總說，他們包裝的是自費歌手，一張專輯，制作費十五萬。

十五萬，對一個來自吉林集安、母親常年患病、家里開著小飯館的家庭來說，是天方夜譚。大鵬回到家，自己訂了家飯店，把奶奶、叔叔和爸媽全請來，開了一場“眾籌”會。最后，父母湊了三萬八千塊錢給他，說盡力了。

大鵬拿著這三萬八，回到哈爾濱，跟焦總說，剩下的錢算他欠公司的，可以打欠條。焦總同意了。

2003年11月20日，大鵬在北京簽了約，交了錢。合同期三年，違約賠五十萬，收入一九分，他還欠公司十一萬二。當天下午，他在錄音棚錄了第一首單曲《醉心》，只唱了兩遍，音樂總監就說，可以了，靠后期修。

那是他最后一次見到焦總和音樂總監。

幾個月后，焦總的電話成了空號。大鵬跑到哈爾濱，名人唱片公司已經人去樓空，墻上的紀如璟也沒了。他感覺自己的心也空了。

他發現，自己被騙了。

大鵬后來的很多選擇，可以用兩個字概括：掌控。

他被騙，是因為不懂規則，只能任人擺布。所以，他要成為制定規則的人。

這，或許是他想做“大哥”的原因。

那個曾被騙走三萬八千塊錢的東北青年，如今掌控著數以億計的投資。

所以，中國一線影人里，有誰的成長軌跡，能比大鵬更像一部“逆襲爽文”？

目力所及，幾乎沒有。

從最早的互聯網視頻主持人，到模仿國外短劇亦步亦趨拍出《屌絲男士》，再到2015年執導第一部電影《煎餅俠》狂攬11億票房，他就此從一名“網絡紅人”或者說“影視邊緣人”殺進了電影圈。

迄今，已十年。

2017年，大鵬第二部電影《縫紉機樂隊》推出，雖然票房不及《煎餅俠》，但在口碑上，卻扳回一城，人們看到了他對夢想這個主題更真誠的探討。

但彼時的大鵬，還是“草根”、“喜劇”、“接地氣”的代名詞。同時，他也背負著“low”、“笑點尷尬”、“只會拍段子集錦”的爭議。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那部實驗性的、幾乎沒有商業回報的《吉祥如意》（票房1350萬）。這部電影讓人們第一次看到，原來大鵬不只會搞笑，他有表達的欲望，有藝術的追求，更有捕捉真實情感的能力。

從那以后，大鵬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脈。

到了《保你平安》，大鵬完成了自己的“初始進化”。他開始將鏡頭對準社會議題，用一個“辟謠”的故事，去探討網絡暴力、人言可畏的沉重主題。電影既保留了他擅長的喜劇元素，又有了深刻的社會關懷，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

他不再滿足于讓觀眾發笑，他想讓觀眾思考。

而到如今的《長安的荔枝》，則完成了“終極進化”。可以說，這部電影是大鵬在現實主義道路上又一次成功的探索。他非常聰明地抓住了原著的精髓：這不是一個英雄史詩，而是一個普通人的血淚史。

他沒有把李善德塑造成一個高大全的英雄，相反，把李善德的“慫”、“精明”、“無奈”都拍了出來。李善德不是心懷天下要去完成什么豐功偉績，他最初的動力，就是“活下去”。

這種對人物弧光的精準把握，使得影片能夠立得住。

在節奏上，大鵬也處理得相當老練。從最初的運送荔枝方案設計（邏輯推演的智力快感），到中途各種突發狀況（解決問題的緊張感），再到最后沖刺階段與時間的賽跑（極限挑戰的壓迫感），張弛有度，全程都能抓住觀眾的心。

自打《煎餅俠》初試啼聲十年后，大鵬已經從一個單純的“喜劇演員型導演”，蛻變成了一個真正懂得如何用視聽語言講好一個復雜故事的“電影導演”。他個人的成長史，和他電影里那些小人物的奮斗史，形成了奇妙的互文。

《長安的荔枝》是大鵬從影以來，個人色彩最濃烈、表達最完整的一次創作，也是他交給自己，也交給觀眾的一份答卷。

他用李善德的經歷，完成了對自己的一次重塑。

2004年，北漂的大鵬四處碰壁。

當電臺主持人，連報名資格都沒有；去后海當酒吧歌手，老板看他樣子就拒絕了。最后，搜狐音樂頻道給了他一個面試機會。

他穿著花五十塊買的西褲，把POLO衫掖進去，腋下夾著個小黑包，去了五道口搜狐大廈。他被錄用了，月薪八百。

工作是把樂隊寄來的參賽歌曲轉成數字格式，純體力活。但他多做了一步：他把上百首歌聽了一遍，分成搖滾、流行、民謠等幾種風格歸類儲存。就因為這個細節，他留了下來。

他的前同事回憶，大鵬就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又能堅持，并且會窮盡身邊的所有資源去完成目標。

當時的網絡編輯，就是復制粘貼，但他想在文章末尾署上自己的名字。主編覺得沒意義，他就自己寫稿、自己排版，做出一篇點擊率很高的文章，終于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了網頁上。

他要的是存在感，是被看見。

掌控的第一步，是掌控自己的名字。

很快，他又掌控了自己的聲音。主持人黃洋臨時拉肚子，他被推上去主持《明星聊天室》，第一次面對鏡頭，被花兒樂隊的大張偉懟得說不出話。

那是一次無比慘痛的經歷。他緊張到說話都抖，完全接不上大張偉的話，覺得自己笨得要命。一個小時的訪談，他覺得像一天那么長。他從此患上了“大張偉恐懼綜合征”。

但他沒有退縮，而是想辦法讓自己留在這個位置上。當時網絡節目粗糙，鏡頭只對著明星，主持人就是個畫外音。他跟攝像商量，能不能開場先拍他一下？他問問題的時候，能不能也拍拍他？他想往前蹭，哪怕只是半個身位。

他甚至開始掌控節目的生死。2006年，搜狐請來電視臺的專業導演，大鵬面臨下崗。

為了不被換掉，大鵬把自己逼到了絕境。他開始琢磨怎么讓節目變得和別人不一樣。他設計“明星接力問答”環節，增加觀眾黏性；他在直播間隙彈吉他唱歌，填補空白；他自己建論壇，和網友互動，郵寄簽名照。 他用盡了一切辦法，把自己和節目深度捆綁。

最終，導演被他的努力打動，決定不換人了。她對大鵬說：“就是你了，我相信你會做得很好。” 那天，大鵬和攝像師去下館子，喝了一瓶啤酒就醉了，他喊道：

“我要捧紅我自己！以后誰也別想換掉我！”

這聲吶喊，是他想當“大哥”的決心，也是一個小人物在龐大體系里，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的怒吼。

他跟領導提議，自己單干一檔脫口秀節目，盤點每日娛樂新聞。自己寫稿、自己主持、自己剪輯、自己推廣。

這個被逼到墻角才誕生的節目，叫《大鵬嘚吧嘚》。他掌控了內容，也就掌控了自己的飯碗。

但飯碗，端得也不穩。最驚險的一戰，是“抄襲門”——《大鵬嘚吧嘚》的片頭，被美國脫口秀大神柯南·奧布萊恩掛在節目里公開處刑，說他們抄襲。

網絡吐槽、批評鋪天蓋地而來，他一夜之間“代表中國人丟了臉”。那是他第一次體會到，紅的代價。

片頭確實是外包公司抄的，但他不能說，說了也沒人信。在領導“我不干涉你，就用你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吧”的授意下，大鵬做出了一個最互聯網、也最大膽的回應。

他在節目里公開道歉，然后用更戲謔的方式，反過來吐槽柯南。他賭柯南的團隊會看到，會回應。他賭贏了。柯南在節目里不僅原諒了他，還免費送了他一個新片頭。

大鵬把一場國際化的公關危機，變成了一次絕妙的隔空互動。

后來，在他的堅持下，又模仿德國短劇《屌絲女士》，制作了《屌絲男士》。

《屌絲男士》的成功，不是影視圈的成功，是野路子的成功。它不講究鏡頭語言，不講究敘事結構，它只講究一件事：

用戶反饋。

評論區喜歡什么，下一集就多來點；哪個段子被罵了，下次堅決不用。這種A/B測試式的創作，是科班導演們看不上，也學不來的。

所以，當大鵬想要那聲“大哥”時，他要的不是江湖地位，而是產品經理對自己一手打造出的爆款，應得的KPI確認。

在互聯網這個山頭，他用流量，給自己構筑了第一把交椅。

山頭有了，但大鵬還想“過江”。

電影圈，是另一條江，水更深，浪更急。互聯網的“大哥”，到了這個新碼頭，可能連個船夫都算不上。

他的電影路，是從跑龍套開始的。

在李連杰和文章的《海洋天堂》里，他演“徒工甲”，最后電影上映，只剩下一秒鐘他和文章洗澡的戲。他去演《倔強的蘿卜》，就是為了能和黃渤合作，結果他的兩場戲里，根本沒有黃渤。他只見了黃渤一面，合了張影。

他知道，想上桌吃飯，得自己先有張桌子。

2015年，大鵬做了一個決定。他把《屌絲男士》幾年積攢下的人脈、自己的名氣、所有的網感和段子，全部打包，像一次激進的杠桿投資，全部押在了一部電影上——《煎餅俠》。

那一年，也是作家馬伯庸辭掉施耐德電氣的工作，從一個“PPT民工”正式成為專職作家的一年。一個互聯網產品經理，一個外企項目經理，都在這一年，決定換個賽道，賭一把大的。

《煎餅俠》狂砍11億票房。但電影圈的飯桌上，沒人覺得大鵬是“大哥”。在五環內的名門正派看來，這不過是一次漂亮的流量變現，一次互聯網對電影市場的降維打擊。他們覺得，這更像是一次流量的精準變現，割了一波響亮的韭菜。

大鵬自己也明白。他把賺來的錢，投進了下一部電影，又下一部。他開始做一些奇怪的選擇。比如，去拍一部幾乎沒有商業回報的《吉祥如意》，把鏡頭對準自己東北老家的親人。

他把在搜狐的那套打法，反過來用。

以前是用戶喜歡什么，他拍什么。現在是，他想拍什么，然后想辦法讓用戶喜歡。這是一個導演的自覺，也是一個“大哥”想另立山頭時，必須繳納的投名狀。

最能體現“大哥”氣質的，不是票房，而是他身邊的人。

碼頭換了，但人還是那撥人。他把搜狐的團隊帶了出來，一起扎進了電影這個高風險行當。他的制片主任，執行經紀人，都是從他做編導時就跟著他的老部下。

他的一位屬下，當年在搜狐，因為工作對接被大牌經紀人罵哭，捂著嘴不敢出聲。大鵬跟她說，以后會給她報仇。后來，他把這些跟他一起吃過苦、挨過罵、受過委屈的兄弟姐妹，都帶進了自己的電影版圖。

在一個名利流轉比K線圖還快的圈子，十幾年的不離不棄，本身就是一種能力。這意味著，大哥帶著兄弟，有肉吃，有仗打，輸了能扛，贏了會分。

否則，早就散了。

-5-

某種程度上，電影版《長安的荔枝》的成功，是兩個有著不同人生軌跡（卻殊途同歸）的宿命交匯。

一個前外企民工馬伯庸，寫了一個古代公務員李善德做項目管理的故事；一個前互聯網產品經理大鵬，把這個故事拍了出來，還親自演了那個被KPI逼瘋的項目經理。

三個不同時空的靈魂，就這樣相遇了。

電影里，李善德的掙扎，就是大鵬前半生的縮影。

李善德被一個突如其來的任務砸蒙圈，就像大鵬被那家叫“名人唱片”的公司騙走家里湊來的三萬八千塊錢，最后人去樓空一樣。

李善德為了完成任務，想盡一切辦法，不擇手段，就像大鵬為了請到明星，軟磨硬泡，“蹭”遍了半個娛樂圈。

這一次，他沒想怎么逗樂觀眾，只想怎么讓觀眾相信——

相信一個九品小官，在帝國這臺精密又無情的機器面前，是如何被碾壓，又如何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找到了一條縫隙，完成了一次悲壯的沖鋒。

電影上映后，票房不算大爆。它沒有《煎餅俠》那種簡單粗暴的爽感。但圈內外的評價，第一次，對大鵬的作品，用上了“質感”、“真誠”、“進步”這樣的詞。

從想當大哥，到被人半開玩笑地叫大哥，再到真正成為能扛事、能服眾、能拿出頂級作品的大哥，大鵬走了十年。

這十年，他像李善德一樣，一關一關地闖，一站一站地熬。從互聯網的流量高地，到電影圈的口碑洼地，再一步步爬上來。

如今，應該沒人會再開那個關于成龍的玩笑了。

電影圈的飯桌上，大鵬自己，就是一個山頭。

-6-

1999年暑假，上高三之前，大鵬和同學康斌揣著湊來的九百塊錢，去了大連。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沒有頂的樓，第一次看到海。錢花光了，回家的路費不夠，他倆在沈陽的馬路邊睡了兩天。

為了湊錢，他在中山廣場賣唱。帽子放地上，里面擱幾毛錢當引子。沒人理他，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男孩過來給他當托兒，說這樣就能聚攏人氣。大城市的孩子就是聰明。后來，小男孩借口回家要錢，拿走了他十塊錢打車費，還順走了他的帽子，再也沒回來。

他遇到了另一個賣唱的，叫郭艷東。郭艷東聽了他寫的歌，夸他寫得好，還掏出身上僅剩的三十塊錢給了他。靠著這三十塊，他和康斌才坐上了回家的火車。

十幾年后，大鵬在春晚后臺又遇到了郭艷東，那時郭艷東已經是《新文化報》的首席記者。大鵬幫他拿到了趙本山的獨家專訪，算是報了當年的恩。

大鵬之所以有這種“硬路子”，只因為，他是趙本山的第53位弟子。

2009，大鵬首次有機會拜師時，拒絕了。他說自己還不夠優秀，配不上“本山弟子”四個字，然后轉身跑開，躲起來哭了很久。他自己都不理解為什么要拒絕。

2010年春晚后臺，又遇到了趙本山，他準備好了。幾個月后，正式拜師。

《長安的荔枝》里，也有趙本山的影子——第32個徒弟宋小寶，客串其中。

當初，大鵬被揶揄“最名不符實”的本山弟子，如今，卻成為趙本山眾多徒弟里，最出成績的。

或許，是因為他一直記著趙本山的一句話：

“要站在地上，說人話。”

大概，這也是他創作上的“秘密”。

撰稿｜JackA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