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楊尚昆問周總理：鄧小平自稱參加過遵義會議，此事確否？

上世紀60年代初，楊尚昆同志到貴州遵義去視察。其間，遵義的同志問他當年都有哪些人參加了遵義會議，并問鄧小平同志是否也參加了？

楊尚昆一一作了回答，但對于鄧小平同志是否也參過遵義會議，他卻不記得了，于是回道：“我好像不記得他參加了！”

不過，楊尚昆秉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回到北京后，他還專門找周總理確認此事：小平同志說他參加過遵義會議，此事確否？當時他又擔任什么職務呢？

對此，周總理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小平同志確實參加過遵義會議，當時還擔任會議記錄！

按理說，像“遵義會議”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對于參會人員、會議內容、會議決議等都有著明確的記載，更何況鄧公當時還是我黨的領導人之一，不可能會將其“遺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出現(xiàn)這樣的疑問呢？

事實上，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疑問，主要原因還是由于當時黨史資料發(fā)掘深度不夠，再加上后來的“特殊時期”等原因，才使其一度頗受爭議。

1951年初，為慶祝我黨誕辰30周年，遵義地委成立了“遵義會議紀念建設籌備委員會”，開始著手對相關的歷史文物、資料等收集工作。

經(jīng)過近5年時間的準備，1955年10月，遵義會議紀念館開放。不過，由于當時紀念館建設尚不完善、歷史文物、資料等收集不全等原因，所以會址僅為“半開放”狀態(tài)，正式對外開放則是在1957年7月后。

但畢竟紀念館當時仍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加上建國初期對黨史資料收集有限，所以有些地方做得并不完備，比如，在紀念館的陳列室里，介紹當年的參會人員時，就沒有提到鄧公。此外，還錯誤地把當時并沒有參會的董必武、林伯渠也列入到了參會人員名單中，直到后來經(jīng)本人確認后才將其改正。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對外開放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11月中旬，鄧公在時任中辦主任楊尚昆的陪同下，參觀遵義會議會址。

看到昔日熟悉的場景，鄧公非常激動，仿佛又回到了20多年前。接著，他滔滔不絕地給同志們講起了當年開會時的情景，隨后又指著會場靠里面的一個角落，興奮地說道：我當時就坐在那里……

鄧公在遵義會址的現(xiàn)場追憶，無疑是一份彌足珍貴的黨史材料，可以說，沒有什么佐證材料能夠比得上當事人的親口講述了。

但秉持著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紀念館方面并未立即“采納”，而是開啟了求證之旅！

第二年，遵義會議紀念館方面先后兩次致函中央辦公廳，希望能從中央檔案館所存的材料中，查一下當年都有哪些同志參加了遵義會議。

同年5月下旬，中央檔案館給予的回復稱：他們沒有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有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提到了當年參加遵義會議的除了政治局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

當時政治局的正式委員為：毛主席、朱老總、周總理、陳云、張聞天、秦邦憲（博古）；候補委員為：王稼祥、鄧發(fā)、劉少奇、何克全和凱豐。

事實上，除了以上這些人外，還有當時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擔任翻譯的伍修權，當然還有作會議記錄、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公。

由于該文件中沒有提到鄧公的名字，所以中央檔案館在回復遵義紀念館時，特別說明這份未署名的文件只能作為參考。

但紀念館方面最后還是根據(jù)這份未署名文件的說法，掛出了18名參會者的照片，其中沒有鄧公的照片。

1965年7月，原紅六軍團政治部民運部部長李立擔任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作為一名經(jīng)歷過萬里長征的老紅軍，李立上任后非常關心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建設問題。

有一次，李立省長到遵義會議紀念館視察時，紀念館的負責人問他鄧小平同志是否參加過遵義會議，他當即回道：“他本人都說參加了，還去哪里調查？他本人的談話，不就是活檔案嗎？”

經(jīng)李立省長批準，紀念館方面這才在會議室的說明牌上加上了鄧公的名字，并按照“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順序，將參加過遵義會議的毛主席、劉少奇、周總理、朱老總、陳云、林彪7人的照片，掛在了會議室的墻壁上。

那么，這件事到這里是不是就已結束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1966年“特殊時期”開始后不久，鄧公就受到了沖擊，失去了一切職務，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

很快，這場風暴便席卷了全國。遵義的“造反派”們沖進遵義會議紀念館，翻出了1959年5月中央檔案館給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復函，也就是我們前文提到的那些內容，他們據(jù)此大肆污蔑鄧公“篡改歷史，硬將自己塞進遵義會議，撈取政治資本……”

接著，“造反派”們又把會議室里說明牌上鄧公的名字打上了黑“X”，還把掛在墻上的照片給摘了下來。

對于“造反派”們這些罔顧歷史事實的說法，鄧公從始至終都沒有承認。

1973年，鄧公復出回到了北京。鄧公在家賦閑期間，一位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時，聊起了這件事情。鄧公聽后感慨地說道：

遵義會議，我參加了就是參加了，沒有參加就是沒有參加，我一生的歷史已經(jīng)足夠光榮的了，參加遵義會議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榮，沒有參加遵義會議也抹殺不了我一份光榮……

鄧公的這番肺腑之言，無疑是對那些罔顧歷史事實者、誣陷者的有力回擊。

歷史真相終究會有大白的一天！特殊時期結束后，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對此作了全面、仔細的調查，最后不僅證實了鄧公的確參加過遵義會議，而且還把他當時的職務給弄清楚了——中共中央秘書長。

其實關于這個問題，鄧穎超同志也曾說過，她當時是中央秘書長，遵義會議前黎平會議后，她就把秘書長的工作交給了鄧小平，遵義會議上鄧小平作會議記錄……這一說法，與周總理的不謀而合。

1935年6月，即遵義會議結束后，鄧公調任紅一軍團政治宣傳部部長，開始了新的戰(zhàn)斗歷程。紅軍勝利抵達陜北后，又歷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

事實上，鄧公一直情系遵義。

1984年11月初，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50周年，已經(jīng)80歲高齡的鄧公欣然提筆，為遵義會議紀念館和遵義紅軍烈士墓題寫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匾額和“紅軍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

不僅如此，在晚年與江同志交班時，他還多次談到遵義會議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的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

的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不僅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更挽救了中國革命，這在我黨和我軍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