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者的事業【下】

作平按：本文選自我的長篇歷史非虛構《1644：帝國的疼痛》。此書寫于2006至2007年，200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2019年由長江文藝再版，此外還在臺島出過兩個繁體版。目前，再次修訂版正在制作中，將由重慶社出版。本文系書中半章，長江文藝版刪除，重慶版恢復。

7、

過多地關注張獻忠的殺人事業，似有偷窺先人痛楚的嫌疑，但如果就此略過不表，則無法讓我們更清晰地洞見甲申之變給底層帶來的無盡痛苦與折磨。

在此，姑且從《蜀碧》諸多血淚斑斑的記載中略舉幾例，以管窺當年：

殺降官。張獻忠入川后，只有少部分明朝官員自殺殉國或是潛往他鄉，更多的則選擇了投降。對這些降官降吏，最好的做法應該是盡量安撫，以示新政府仁德。

然而或許是張獻忠骨子里對這一階級的既得利益者的憎惡，他實施了無情的誅殺。其中一次，即殺降官三百人。有親信勸他，他說：文官還怕沒有人做么？

殺部下。某日早朝時，張獻忠突然令人牽出惡狗數十條，放入羅拜的臣子中間，凡是被惡狗所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

管理學校的某個祭酒之類的芝麻官，因其做生日，收受了學生僅值十錢的禮品，張獻忠將其剝皮實草。

小官員如此，身居高位的高級官員也并不見得安全：右相嚴錫命本是張獻忠倚為左右臂膀的人物，在農民軍中地位顯赫，有一次，張獻忠偶然經過嚴錫命的老家綿州，發現嚴的宅第十分壯麗，即命斬之。

殺士紳。傳統社會中，士紳乃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約略相當于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只有得到他們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對——的政府，尤其是新得鼎的政府，才有可能國祚長遠。

可惜，士紳同樣是張獻忠所憎惡的——倘若內江販棗被士紳威逼手捧驢糞的故事屬實，在張獻忠心目中，士紳之可惡，并不亞于高高在上的朝廷要員。

張獻忠密令各地守軍，把當地士紳以選舉的名義召集到城中，凡是不至者全家處死，并坐近鄰，等到士紳云集城中時，則令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數殺之。

殺學子。流氓無產者對讀書人的仇視乃是亙古不變的，從劉邦拿儒生的帽子當溺器開始，這些信奉強權和暴力的底層起家者，幾乎從來不可能對知識保持敬畏，更不可能對學子保持敬意。

劉邦因爭奪江山的需要，后來稍微改變了一下對讀書人的態度，可惜，張獻忠無法和劉邦相提并論。

張獻忠詭稱開科取士，強令各地學子匯聚成都，他在貢院前設一條離地四尺的長繩，凡身長及繩者，都驅趕到西門外青羊宮集體屠殺。其所殺人數，“前后近萬人”，讀書人丟棄的筆墨紙硯，堆積如山。

當時幸免于難的讀書人只有兩名身高不及四尺的幼童，被張獻忠留作書記員。兩名幼童中，有一個名叫歐陽直，樂山人，后來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陣亡后，歐陽直方才得以脫身。歐陽直成年后流寓四川丹棱縣，與彭遵泗的叔祖是連襟。

張獻忠曾集諸生，出示新制的一幅縱橫達一丈的旗幟，要求諸生在上面寫一個巨大的帥字，必須一筆完成，能者免死。

夾江縣生員王志道縛草為筆，又以大瓦缸貯墨，筆入其中浸泡三日，然后雙手提筆直書，在黃旗上寫下了一個巨大的帥字，“不爽毫發”，張獻忠看了半晌，說：“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仍令殺死祭旗。

王志道死時二十七歲，乃是彭遵泗外婆的父親——彭遵泗這些親戚的遭遇，大大增加了《蜀碧》的可信度。

《蜀碧》之成書，也是彭遵泗大量采訪當事人之結果。它無可辯駁地證明，甲申之變后，天府之國的人民遭到了怎樣的荼毒。

如果說殺降官、殺士紳，甚至殺學子，都還可以勉強為張獻忠找到一些理由的話，那么對底層民眾——和他曾經一樣卑微如草的底層民眾——的滅絕性屠殺，我們就只能以人性的瘋狂來解釋了。

張獻忠對底層民眾的大屠殺，并非始自攻占四川之后。在他十多年的造反生涯中，屠城之舉不勝枚舉，如在攻破襄陽后所實施的屠殺，使得這座荊湘大地的繁華富庶之城“一片焦土，向來塵市，止存頹垣敗壁。居民十無二三”。

只不過，倘若說入川之前的屠殺還只是偶然行為的話，那么入川后的屠殺則已成為張獻忠制訂的基本政策：“于是令偽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屠。窮鄉僻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

可怕的是，張獻忠把殺人的多寡作為考核部屬的硬杠子，“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

為了完成命令，當然也為了升官晉爵，孫可望等人每日殺四五縣不等，“童稚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

這些領命殺人的將士每天早出晚歸，如同他們在加入農民軍之前從事的農桑工作，他們拿出以前種田的勤懇，從事著新工作；不同的是，現在不是栽秧打谷，而是殺人越貨。

“比賞格，有逾十倍者，獎以為能。”在這種獎勵機制下，勇夫倍出，“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后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

先秦時期的商鞅變法，一條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獎勵軍功，按殺人的多少由國家給予相應的職位，不過，他們殺的不是本國治下的平民百姓，而是戰場上誓不兩立的敵人。

殺自己治下的平民百姓以考核軍人稱職與否，遍搜諸國歷史，除張獻忠外，很難找出第二人。

當四川百姓被殺得所余無幾后，張獻忠的下一個屠殺目標竟是他手下的將士。

以常理度之，一個縱橫群雄之間的亂世草頭王，軍隊就是他生存的根基，完全找不出任何理由自斷根基、自屠軍隊的道理；但張獻忠之所以給后世留下了一個個難解之謎，就在于他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有一種較為通行的說法是，張獻忠自知哪怕像劉備那樣割據四川也不可能實現后，他的理想是帶領少數當年起事的心腹和巨額財富，隱姓埋名到江南一帶做富商逍遙后半生，但他面目獨特，且有一條長長的刀疤，很容易被部眾認出，于是便打定主意要把手下軍隊悉數屠殺以絕后患。

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今天已無從稽考。不過，一個不容置辯的事實是，在幾乎沒有底層百姓可供屠殺后，張獻忠確實開始屠殺軍隊，屠殺軍隊的順序是先殺投降過來的原明官軍，再殺在四川招收的川軍，再及陜西以外的其他地區軍隊：

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起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亙七十余里，尸積若喬岳然。

多種私家史乘均有張獻忠在成都南門和東門外集體屠殺軍民的記載，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成都進行城市建設時，曾在南門一帶發現眾多的骨骸，它們互為佐證，證明了三百年前甲申之變時，這個富庶之地發生過的一幕幕慘劇。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冤死的先人的骨骸，在地下沉睡了三百多年后，當它們被挖掘機從地下帶到地面，在一番熱鬧的街談巷議之后，并沒有得到妥當的安置——比如重新入土為安——而是被后人一把火燒成了垃圾。對三百年前的那場人類浩劫，市場經濟大潮中的現代人已經不再關注。

8、

當張獻忠決定撤離成都時，他不可能不感到大勢已去。1646年深冬，在統治成都及周邊地區兩年多以后，張獻忠率領所部人馬取道保寧，打算從川北撤往他的老家陜西。

當這支被恐懼和絕望所籠罩的部隊行進到川北的西充縣鳳凰山時，主帥張獻忠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終點。

此前，鎮守川北的守將乃張獻忠部下劉進忠，劉進忠因與李自成部將馬科作戰失利，張獻忠屢次派出使者前往劉進忠營中責罵，并揚言要盡坑其眾。

劉進忠驚恐交加，逃到漢中，投降了當年初剛被清政府任命為靖遠大將軍的肅親王豪格。豪格向劉進忠打聽張獻忠身在何處，劉進忠據實以答，于是豪格親率大軍，晝夜兼程從陜西南部直赴川北。

張獻忠完全沒有料到清軍鐵騎神兵天降，當士兵向他報告清軍來攻的消息時，他正在吃飯，不但不出營應戰，反而責罵士兵妖言惑眾，一連斬殺了三名諜報士兵。

然而清軍并不因張獻忠的不相信而停止進攻的步伐。倉惶之間，張獻忠的衣服只穿了半邊，甲胄也來不及披掛，率領親兵數十人走出營帳。

這時，遠處的劉進忠向豪格指示誰是張獻忠，豪格立命神射手雅布蘭射之。雅布蘭張弓搭箭，正中張獻忠喉部。

——關于張獻忠的死，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雅布蘭這一箭就射中了他，他拔箭在手，向眾人大喊：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說完倒地身死。

另一種說法是，這一箭只是讓他受了重傷，混戰間，他逃伏到柴草堆里，很不體面地被清兵俘虜并押到豪格面前。

豪格拔刀告天：張獻忠罪惡滔天，流毒百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行誅，謹敢為百姓復仇。說罷，親自手刃了張獻忠。

張獻忠的尸體被示眾于轅門，深受其害的川人爭相割其肉、碎其骨，乃至于“骨肉糜爛殆盡”。

張獻忠臨死之前，猶自怒視其部下之投降者。不論哪種說法屬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1646年十二月隆冬的寒風中，一代梟雄張獻忠斃命于川北鳳凰山。給他的人生劃上句號的，正是志在奪取朱明天下的努爾哈赤的子孫們。

張獻忠雖死，但四川人民的痛苦還遠遠沒有結束的跡象。就像漫漫長夜剛打過三更鼓，離天明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一樣，張獻忠之死盡管對苦難深重的四川人民來講是一大幸事，但這一大幸事卻無法沖淡亂世的殘酷與血腥。

崇禎初年開始的大饑荒雖然主要限于陜北，并未波及到富庶的四川，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四川本身雖然沒有大饑荒，朝廷變本加厲的加派三餉和農民軍如入無人之境的征戰殺伐，使得原本被稱為天然府庫的四川其實也到了崩潰邊緣。

張獻忠攻陷四川和隨后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大屠殺，四川被禍之慘，甚至遠甚于陜西：“四川之禍，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自亙古以來，未嘗有也。”

甲申之變后，四川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

流流賊，賊流流，

上天差他斬人頭，

若有一人斬不盡，

行瘟使者在后頭。

民謠往往是底層民眾命運和心聲的真實反映，這首民謠所描繪的，便是四川在遭受張獻忠屠殺之后，還得經受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的瘟疫、饑荒和虎患。

多年的動亂導致了青壯年勞動力被迫充當政府或農民軍的炮灰，大量青壯年非正常死亡的另一面則是大量田地的荒蕪，而田地的荒蕪意味著糧食收入逐年減少。

于是乎，不可避免的結局就是駭人聽聞的大饑荒。1644年前后，四川即已連年饑饉，到張獻忠竄死西充的1646年及此后兩年間，饑饉更甚。

是時，糧食賣到了糙米每斗二十金、蕎麥每斗七八金的天價，且久之亦無賣者。至于可供果腹的野菜和樹葉，早已被饑民們采食一空。到了糧食有價無市的時候，有人用兩升珍珠想換一升面粉竟然也不能成交。有人身揣數百金，想買一頓飽飯吃也無法如愿以償。

這種極端困境下，人相食就成為必然——兩千年的中國史，人相食的亂世不勝枚舉，但慘痛之甚，莫過于甲申之變后的四川。

彭遵泗的一個親戚給他講，他為了逃避戰亂，曾經逃入深山。有一天經過一家茅屋，叩門進去想看看有沒有人。只見廚房的大鍋里正煮著一堆人的手腳，此人不由得駭愕失聲，幸好茅屋的主人不在，否則他也一樣成為別人的腹中之物了。

彭遵泗家的一個老仆人也對那場災難記憶猶新。他告訴彭遵泗，在他家一里多遠的地方有一條大道，不少人餓斃于途，當地人把這些尸體悉數掩埋了。

當天晚上，某人饑餓難忍，打算去挖些尸體當食物。等到他挖開新埋的墳時，發現已經只有一具尸體了，其他尸體早已被別的饑民先行挖去煮食。

彭遵泗幼年時，曾看到他的親戚中有幾個老叟目黃如蠟，驚問其故，才知道那是吃了人肝落下的后遺癥。

死者既眾而得不到安葬，再加上人相食，瘟疫的流行也成為必然。“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人口大面積地滅絕，不論城市還是農村，幾乎都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甚至不少十年前還人煙稠密的縣城，此時竟然空無一人，只有日趨破敗的房屋獨立斜陽，舊時的大街長出了比人還高的野草。

狗本是由人調教出來的家畜，由于飽食死人肉，這些狗不僅變得膘肥體壯，對活人也狺狺狂吠，有如虎狼；原本生活于深山老林里的虎豹，這時也深入城市以劫后余生的遺民為食：

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頂、窬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總之，虎患之烈，異于常人想象，不僅鄉下和一般的縣城中，老虎成為人類的天敵，即便是成都這樣的通衢巨邑亦不能免：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樓上，一天之內即看見十三只老虎大搖大擺在從城墻根兒下走過。

甲申大難親歷者、四川富順人楊鴻基寫過一篇數千字的《蜀難紀實》，其中就有對虎患的生動記載：

加以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晝夜群游城郭村墟之內，不見一人馳逐之，其膽益張，遇人即攖，甚至突墻排戶，人不能御也。殘黎之多死于虎，又一難矣。

甲申之災所帶來的連年戰亂、饑餓和瘟疫，使四川成為斯時人類的地獄；對這些生長于草莽的畜生而言，反而是幾千年來未有過的樂園。

清軍將領李國英的幕僚劉達乃四川保寧人，他親眼目睹了甲申之變前后四川的慘狀，在他筆下，巨變之后的四川“尸骸遍野，荊棘塞途。昔之亭臺樓閣，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鳥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里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疑，宛如再世”。

修于雍正年間的《四川通志》總結說：“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采莒遷徙，丁口稀若明星。”

據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人口統計，雖然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來年的休養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區區九萬余。

地近成都的溫江，本是四川物產最豐饒、人丁最興旺的上縣，素有金溫江之稱。1659年，該縣清查人口，僅僅只有人民三十二戶，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新都縣地處成都正北要沖，所受荼毒亦慘烈無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縣令對該縣人口的統計表明，該縣僅存六百零三人。

與新都和溫江相比，偏處川南一隅的富順縣的遭遇更加令人辛酸：該縣因鹽而興，雖地理偏遠，但既得沱江河運之便利，復有其轄下自流井興旺的井鹽開采業，向來是四川人口最多的縣份之一。

早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縣已有戶一萬零二百九十六，口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七；成化八年（1472），更是增長到了口十二萬三千有奇；但明清鼎革的近二十年里，“至是蜀難已極，無可復加，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萬中不一見也。雞豚絕種已數年，斗米數千金，耕牛一頭售銀三百兩，皆遵、黔重利輕生之輩，遠販而至”。

康熙二年（1663），此時距甲申年已過去將近二十年，清政府首任富順知縣楊種彩奉命查田編戶，全縣僅有戶一百六十六，口九百八十八。

秀才劉菹乃富順人士，甲申之變后流亡他鄉，數年后他回到久別的故里時，僅僅他一門之中，即有十人死于戰亂。這位欲哭無淚的讀書人，在安葬了親人的遺骸后，寫下了一首紀實風格的七律：

百雉荒垣俯碧流，金山遠眺水平浮。

長松漸護同文塔，惡卉叢生奪錦洲。

瑩寢周開狐貍穴，招提宜見虎豺游。

河干握手諏遺老，故國凄涼閱幾秋。

富順自古以來就以文人輩出而知名，向來有所謂富順才子的說法。

同文塔乃當地士紳于明代所建，意為富順的文風之塔。承平時代，士紳常在塔下分韻作詩，聚眾泥飲。

奪錦洲則是沱江中的一個小島，林木蒼翠，景色秀美，因就在縣城東門外，故自宋元以來，政府即把縣試考棚設于島上。與城中的文廟一樣，都屬于萬眾景仰的風水寶地。

經此戰亂，文風之塔竟被亂松掩沒；縣試考棚內外長滿雜草，古人所謂黍離之悲，亦不過爾爾。

楊鴻基在《蜀難紀實》中感嘆四川經甲申之亂后，“即今休養五六十年而元氣未復，誠古今之所罕見”，這并不是沒有根據的亂下結論，而是有著切膚之痛的真實現狀。

仍以富順縣為例：康熙十九年（1680），甲申之變已過去了整整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四川，徹底消滅南明勢力和農民軍余部也有十六年之久了。

這一年，浙江海鹽人、進士錢紹隆被委任為富順知縣，他從成都帶百余部下前往距成都兩百多公里的富順，一路所見，仍然觸目驚心：

早年商賈行人不絕于途的官道，如今長滿荊棘，舉目四望，既看不到村莊房舍，也看不到五谷稼禾，更聽不到雞鳴狗吠，除了他所帶領的那支小隊伍趕路的聲音，四下里一片死寂。

錢知縣想找地方基層組織的負責人了解情況，但根本就是一個奢望。所經行的一些較大的城市，都是“空城不閉，炊火無煙”。

作為四川和整個西南地區規模最大的井鹽基地，自流井一帶從事井鹽開采的商人和鹽工，都逃亡到了鄰近的威遠和榮縣，他們無從守護的家被土匪和亂兵洗劫一空，床幾當作了薪柴，大戶人家深藏的稻谷被悉數搶去喂馬，原本生產繁忙的自流井已停產多時。

到達富順縣境后，劫后余生的父老聽說父母官來了，紛紛擁向錢知縣的馬首，向他哀哭“耕牛盡失，米谷無存，今冬之殘歲難支，來歲之春耕無具”。錢知縣也一籌莫展，只得慰勞再三，長嘆而去。

甲申之變導致四川連綿近二十載的大亂，到底有多少四川人死于非命，我們恐怕永遠也沒法搞出一個準確的數字。《明史》的說法是“六萬萬有奇”，這一數字顯然不足為訓，蓋當時全中國人口也沒有六萬萬——即六億之多。

彭遵泗的哥哥彭端淑則認為“獻忠入蜀，殺士民、兵軍、釋道、技藝之眾，數百萬有奇”。數百萬雖然也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數，但根據彼時的總人口來推斷，也許更接近真實的歷史本身。

張獻忠據蜀的后果，就是直接導致了四川人口的銳減，而清政府平定四川后，面對無民可牧的窘境，不得不實施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數百載歲月之后，今天的四川人九成以上都是那些清初移民的后裔了。

張獻忠據蜀晚期，當他意識到天下事已不可為時，他一面下令大殺軍民，一面下令毀掉成都。

蜀王府門前有兩根盤龍石柱，高達丈余，系后蜀時所立。為了燒掉它，張獻忠令人用棉紗等易燃物緊裹數十層，再浸上菜油，三天后等油都浸透時再引火，烈焰沖天，石柱在燃燒一晝夜后倒塌。

數十年后，一個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從舊日的蜀王府前經過，昔年的歌舞歡場，此時已是一片空曠白地，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橋這樣的地名而已，撫今追昔，詩人感慨萬千，賦詩云：

蜀王宮殿已成荒，一帶修篁傍女墻。

惆悵當年御溝水，蟬聲猶自噪斜陽。

張獻忠于1646年底撤出成都，次年，忠于南明的地方部隊將領、參將楊展占領成都。

由于成都本身的戰略地位和政治意義，這座不幸的城市成為南明軍、農民軍和清軍不斷爭奪的目標，直到順治八年（1651），清朝任命的四川巡撫高民瞻才由保寧提兵攻占成都。

這位清朝首任四川最高行政長官見到的千年古都竟是一派令人欲哭無淚的慘況：“時成都城中，絕人跡者實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糜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不可復識。”

顯然，甲申之變給四川帶來的災難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自古以來即為四川巨邑的成都，此時已因人口的稀少和城市的嚴重毀壞，無法繼續作為省會了。

于是乎，清朝初年四川的省會不在成都，而是選擇在了相對來說條件稍好的保寧，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秋天，才勉強由保寧遷回成都。

9、

張獻忠死于非命后，余部由他的四個義子，也是他生前最為信任的四個部將——即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和劉文秀統轄。

據說張獻忠屠民之后再殺將士的舉措出之于他任命的丞相汪兆齡，張死后，早就對汪極為不滿的孫可望等人責怪汪“昔老萬歲在成都，汝為宰相，不能輔之治國，惟勸之殺人，以至人心危懼，不肯歸從，天下俱名我輩為賊”。孫可望等人處死汪兆齡后，分領余部，各率一隊由四川且戰且走，退入貴州。

這時的南明也在清軍鐵騎的凌厲攻勢中江河日下。1646年在廣東肇慶這南天一隅被瞿式耜和呂大器擁戴稱帝的桂王朱由榔，史稱永歷，這位南明諸帝中在位最長、命運卻最悲慘的小朝廷天子，算是一個明白人，他看清了當時的局面：

如果一方面要抵抗清軍，一方面還要圍剿農民軍，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退而求其次，他同意大臣們提出的聯合農民軍——包括張獻忠和李自成兩人的余部——共同抗清的建議。而此時的孫可望和李定國等人，一方面不愿意再被人稱為流賊，另一方面也希望從張獻忠大屠殺的陰影中走出來。

雙方一拍即合，孫可望、李定國等四支張獻忠的舊班底均接受永歷招撫，成為南明官軍。

孫可望、李定國諸人歸順永歷政權，說明在清軍這個外來的異族面前，農民軍與政府原本是敵人，但這時他們均認識到更大的敵人其實是清軍，是關外鐵騎。

可惜，這一覺悟來得晚了些，如果當弘光稱帝于南京時就有這種覺悟，能夠聯合張獻忠以及其他農民軍——李自成乃逼死崇禎者，從感情和倫理上講，弘光均難以與李自成達成妥協——那么幾家建成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清軍，則天下究竟是否會為清朝所有，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但歷史的風云變幻無常，歷史的機遇也只是神龍一現，它只垂青于那些緊緊扣住機遇的明智之人，而弘光這種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庸常之輩，再加上馬阮集團把持朝政，把中興的厚望寄托于他們身上，相當于企圖從菜牛里發現千里馬一樣荒謬可笑。

與甲申之變剛剛發生時南京組建的弘光政權完全不同，永歷小朝廷已經到了殘湯剩水、油枯燈滅的地步，當忠于永歷的大臣瞿式耜和呂大器等人相繼殉國后，他惟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從前堅決與明政府為敵的張獻忠的部下們。

張獻忠的四個義子中，孫可望為老大，素有野心，一度打算廢掉永歷自立，由于忌憚對永歷忠心耿耿的李定國才不敢輕舉妄動。

此后十多年里，永歷和李定國等人為了一個中興之夢而率領小朝廷東奔西竄，吃盡苦頭地盤卻越來越小，最終，無路可走的永歷只能逃往鄰邦緬甸容身。

在吳三桂的步步緊逼下，緬王交出了永歷及其兒子，永歷父子被押送回昆明后，吳三桂用弓弦將其絞死。此時已是大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距甲申年已經十八個年頭了。

聞知永歷死訊后，孤忠的李定國原本就纏綿病榻，永歷之死相當于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定國不久就病死于異國的莽莽叢林中。

臨死前，他告誡兒子和部眾，要求他們寧死化外，也不得投降清朝。但他的兒子和部眾既看不到堅守化外的希望何在，同時也被熱帶雨林惡劣的生存環境折磨得英雄氣短，不久就向清朝投降。

中國大陸境內最后一支奉明朝正朔的人馬至此不復存在，只有孤懸海外的鄭氏還憑借著風高浪急的臺灣海峽，繼續奉朱明正統，雖然這正統連象征性的意義也微乎其微。

值得一說的是，李定國之子率部投降后，其部下仍有千余人寧肯困死邊地，也絕不投降。他們聚居于今天云南德宏州和緬甸交界處的大盈江下游地區，在與當地人通婚后自成一部落，自稱“桂家”——蓋永歷稱帝前封爵為桂王——以示不忘根本。

在那里，有一高地名為望鄉臺，是這些來自中原的大明遺民每逢節日登高東望故鄉之地。只是，作為大明王朝最后的臣民，這些渴望故鄉的人，最終只能死在遙遠的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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