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慶忠：云南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優勢與發展方向

麗江有美麗風光，有特色文化，有很高知名度，一定能走出一條持續健康的文旅發展之路。云南省具有極高的自然稟賦，擁有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一直以來，到云南旅游，體驗云南豐富多彩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情，是許多人內心最向往的生活。

長江流經我國多個省區市，造就了從巴山蜀水到江南水鄉的千年文脈，開出了羌藏、巴蜀、滇黔等各具特色又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多民族文化之花。2021年，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正式啟動，云南段的建設也在同步推進。因此，理解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意義與內涵，梳理云南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優勢與發展方向，對于探索保護傳承云南多民族文化遺產，進一步充實云南旅游業態有重要價值。

一、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內涵要義與重大價值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旨在通過整合文化遺產資源，打造中華文化重要標識，增強民族認同和文化軟實力。同時，通過系統性整合，解決文化遺產保護中保護分散、利用不足、管理碎片化等問題，探索我國豐富文化遺產資源（如長城、大運河、長征路線等）的保護模式。另外，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以文化為核心，推動文旅深度融合，如大運河、長江等國家文化公園與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相結合，對帶動沿線區域經濟發展有著積極的牽引作用。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文化體制機制的創新之舉，更是對文化自信與軟實力提升的模式探索。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建設提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首次提出國家文化公園概念；202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將國家文化公園納入國家戰略當中；2021年，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啟動，形成“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五大國家文化公園框架。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國家文化公園在文化保護、推進文旅融合、促進當地居民參與保護和收益共享等多功能方面得到不斷深化。

可以說，國家文化公園的提出與發展，是新時代我國在文化傳承、生態保護、區域發展等領域的重大創新。通過整合文化遺產、創新管理機制、推動文旅融合，不僅守住了中華文明的根脈，而且成為展示中國形象、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未來，隨著體系的完善與地方實踐的進一步深入，國家文化公園將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典范。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重大文化工程。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絕非像建設普通公園一樣簡單，其核心意義在于探索新時代文物和文化資源保護、傳承與利用的新路徑。一是要突出“國家屬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重在“國家”二字，具有國家屬性，屬于國家行為，因此，必須立足人類文明和世界遺產的高度，把握國家文化、國家公園、國家工程中“國家”這個主題詞，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時代價值。

二是要突出“文化特性”。堅持文化引領，弘揚文化精神，深入挖掘地方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創作和生產富有地域風情、文化特色的文創產品，通過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將蘊含的豐厚歷史文化資源鮮活展示出來，使之富有生命力。三是要突出“美學個性”。堅持系統治理，拓展綠色生態空間，提升生態功能和服務價值，打造獨具特色的公園美學。

總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具有從地方性離散到區域性整合的文化資源集群保護的內涵本質，表現出國家性、地方化、公園型的概念特征。其建設邏輯為從宏觀到微觀、從中央到地方，分載體、分省域、分區段開展，形成了基于國家性與地方化的綜合性資源識別方法、基于資源屬性與保護發展的總體空間布局與主體功能區設置、基于落地建設與管理運營的關鍵領域基礎工程與體制機制保障的綜合化體系。

二、國內外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模式

目前，國外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模式主要有美國的志愿者服務與稅收激勵模式、日本的社區共管與旅游影響修復模式、意大利的稅收優惠與企業參與模式、澳大利亞的社區共管與原住民參與模式以及英國的合作伙伴與多方協作模式等。

相比之下，我國國家文化公園的當前建設模式主要有6種：一是功能區協同模式（四區聯動），如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川渝段），聯合打造“一軸兩廊三區四片”空間格局，推動跨區域項目共建。

二是跨區域合作模式，統一規劃與“一本賬”項目庫，如四川省和重慶市聯合編制了建設保護規劃，合作推進長江三峽考古遺址公園、石窟寺保護等項目，協同打造“壯美長江三峽”“熊貓家園”等文旅品牌，推出跨區域惠民旅游措施（如“百萬職工游巴蜀”）。

三是稅收激勵與社會資本參與模式，如云南省石寨山大遺址，通過“法律+規劃+技術”三位一體保護，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文旅開發。四是數字化與文旅融合模式，如河南省大河村遺址公園，推出“仰韶元宇宙”虛擬場景，游客通過 VR 體驗遠古生活。五是COD模式（文化引導發展），如武漢市漢口江灘公園，通過生態文化挖掘，打造文化地標，帶動濱江經濟。六是生態修復與文化傳承結合模式，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通過沿黃河生態廊道建設，串聯鄭州、洛陽等核心城市，推動文旅經濟圈發展。

可以看到，國內外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模式在核心驅動力、參與主體、資金來源、文化塑造、空間協同發展等維度存在明顯差異。首先，在國家文化公園的核心驅動力方面，國外模式更加側重稅收激勵、社區參與、企業主導，而我國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更加突出政府統籌、跨區域協作。其次，在參與主體方面，國外國家文化公園的模式主要是以法律作為支撐的志愿者體系、社區共管，而我國國家文化公園模式的公眾參與機制尚在探索，旨在加強社區參與及利益共享。再次，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資金來源方面，國外模式主要是社會資本主導（稅收抵免+眾籌），而我國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主導，逐步引入社會資本與稅收激勵。

從次，在文化精神體驗與塑造方面，國外的國家文化公園側重歷史事件與個人體驗，而我國的國家文化公園更強調時代化重塑與民族共同體意識（如黃河精神）。最后，在國家文化公園的空間布局發展方面，國外模式跨區域協作比較成熟，如美國國家公園體系，而我國的空間協同發展則是通過“四區聯動”打破行政區劃壁壘來實現。

因此，我國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要進一步吸收國際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的“保護優先、活化利用、全域協同”路徑，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

三、構建國家文化公園體系及云南實踐的思考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核心思路是以文化為魂、保護為基、創新為翼、協同為要，通過空間整合、功能分區、跨區域協作、數字化賦能，實現文化遺產保護與區域經濟、生態、文化發展的多維共贏。未來須進一步強化政策協同、公眾參與和技術支撐，推動從“單點突破”向“全域融合”升級，最終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華文明標識與區域發展引擎。

（一）規劃引領，明確建設路徑

建立省市聯動的規劃傳導路徑。盡早啟動國家文化公園分省規劃研究編制工作，構建分層分類分期規劃建設體系和標志性項目體系。建立規劃實施傳導機制，明確相關地市的功能定位、空間布局、重點項目庫，并建立實施方案和年度考核指標，增強規劃的可實施性。運用大數據、多因子疊加等技術方法評估沿線地區生態環境、社會經濟、游憩資源、服務設施等，為編制規劃提供底圖底數。國家文化公園分布廣、面積大、地域環境迥異，總體上須構建大開放加小封閉的格局。鑒于城鄉居民和游客兼容與協調的現實情況，需要采取模塊化設計以滿足旅游者不同需求。

在對各個節點的資源、周邊環境與配套等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科學劃分地段并確定不同地段的特色與功能，分類指導其文物和文化資源的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從而實現各個地段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此外，還要根據各個節點特征串聯規劃具有不同主題內涵的旅游線路，形成以點串線、以線成帶、以帶促面的模塊化區域聯動模式。

（二）拓展資金渠道，強化配套機制

統籌中央各資金渠道，設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專項資金。通過中央資金引導，創新投融資渠道，積極開展項目銀企對接、招商推介等活動，鼓勵和引導金融及社會資本參與到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和運營過程中來。進一步強化配套機制，確保中央預算內資金項目后期配套管護的支撐保障能力，建立項目申報與項目后期運營維護掛鉤的利益聯結機制，進一步強化國有資金執行的績效評價體系。

（三）錨定“三個起來”

將國家文化、公園文化元素融入傳統街區改造提升、特色小鎮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加快集中實施一批文旅融合標志性工程，開展周邊生態文化游，把散落在中華大地的文化珍寶和文化遺產“串起來”，讓中華文化在世界舞臺上“亮起來”，讓美麗鄉村“火起來”，全面提升文化軟實力。

（四）加快制定負面清單

加快制定負面清單，明確禁止性規定和限制性規定，防止國家文化公園成為所謂旅游開發的犧牲品。打造獨具特色的公園美學。加快制定涵蓋文化真實性、生態安全性、遺產完整性等維度的負面清單，明確禁止性規定和限制性規定，防止國家文化公園成為所謂旅游開發的犧牲品。負面清單不是限制發展，而是為創新劃定安全區。通過“清單”厘清不可為的邊界，才能真正釋放國家文化公園的美學創造力，避免陷入“先破壞后修復”的惡性循環。

（五）立足地方特色明晰思路

立足云南省獨特的文化資源、生態優勢及國家戰略定位，明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以“文化+生態+民族”為驅動，打造“世界文化多樣性展示窗口”。云南省作為“民族文化基因庫”和“生物多樣性寶庫”，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突出民族團結、生物多樣性，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的聯動發展等定位。通過文化傳承與創新活化歷史文化，推動生態保護與協同治理，建立健全社會參與與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成為“展示中華文明、彰顯生態價值、促進民族團結”的重要窗口，為全球文化保護提供“云南方案”。

*作者系云南財經大學旅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旅游規劃中心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創造》2025年第4期）

編輯：陳希

編審：陳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