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結婚，不生娃，該如何養老｜對話哈佛教授凱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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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相訪談對話的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凱博文，我們想和他聊一個嚴肅的話題：照護。

之所以想聊它，是發現我們的用戶曾經、正在或即將面臨“養老”這個問題。有人正在處理父母的養老過程，也有人開始思考、計劃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

一個數據也說明了談論這個話題的緊迫性，預計到2035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占總人口比例超30%。

這意味著，當我們走出家門，一條街上的三分之一可能都是老年人。

中國即將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衰老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明天。

而每個年輕人都將擁有一個新身份：照護者。

凱博文是醫學人類學的奠基人，除此之外，他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家庭照護者。

2001年，他的妻子瓊·克萊曼被確診阿爾茨海默病，凱博文持續照顧妻子十年，直至2011年，妻子離世。

即便作為一位疾病的研究者，當真正面臨家人患病時，凱博文同樣手足無措，醫生除了診斷，什么建議都沒給他，“沒有人告訴我怎么照護”。

因為毫無準備，他的生活一度陷入混亂。

這提醒我們提前了解“照護”的必要性。既然我們必然要成為一位“照護者”，多了解相關信息是必要的未雨綢繆。

在和凱博文的對話里，你能看見一位親歷照護的哈佛教授重建生活秩序的過程，以及他對照護的深刻思考。

作為一位84歲的老人，凱博文還提示了年輕人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關系和聯結的重要性。

并不是有錢就能有幸福的晚年。決定照護水平的，除了和一個人所擁有的金錢、認知相關，還和他所擁有的情感資源、社交資源相關。“關系越好，越有利于照護”，凱博文說。

當一個人擁有優質的關系，他更容易建立起照護體系，支持自己開展照護工作；有情感資源的人也更容易晚年幸福，因為家人、朋友、身邊的人更愿意盡心地照護他。

以下是凱博文的講述。視頻已經同步發布在新世相視頻號上。

講述：凱博文

我是凱博文，今年84歲，是一位醫學人類學學者，曾經我還有一個身份是“家庭照護者”。

2001年，我的妻子瓊確診了阿爾茲海默癥，我開始照護她，直至2011年，她徹底離開了這個世界。

現在，我也是一位“老人”了，面對死亡，我不恐懼，但我害怕失去自理能力，成為殘疾人。

所以，我盡可能地照顧好自己，每天都運動，剛在酒店鍛煉了一個小時；也試圖讓自己的頭腦保持清楚，我還在寫一本關于“記憶”對生活重要性的書。

但在未來，我不得不還是要面臨被“照護”這件事。我想留在家里，但有必要的話，我必須去療養院。

實際上，“照護”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面臨的問題。我們都曾是、正是或將是所愛之人的照護者，但我們對照護卻知之甚少，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做的準備都遠遠不夠。

一切都來得毫無預兆。

50多歲時，瓊開始抱怨視力不好，我們最開始以為這些變化是正常的老化過程，但她一次次去驗光、配眼鏡，情況依舊沒有好轉。

后來，她開始出現一些很反常的情況。

我們家離辦公室有1英里，瓊經常開車去，到達辦公室之前，有一條地下隧道，這條路她開了上百，甚至上千次。有一次，經過隧道時，她突然說，她不會開了，后面都是汽車的喇叭聲，坐在副駕駛位上的我，只好伸出手去夠方向盤。這把我們都嚇壞了，之后，她再沒開過車。

她還經常摔壞杯子，看不懂賬單，有一次跑步，還被一輛大貨車擦傷，腳上被打了兩根鈦釘。

我們去眼科、神經科、神經眼科做了很多檢查，都得不到一個準確的診斷，我的醫學背景當時沒起到正向作用，反而把我弄糊涂了，因為她的癥狀和跡象都和我了解的疾病不一樣。

直至我們去見了一位資深的臨床神經病學家，也是我哈佛醫學院的同事，瓊的病得到了確診，阿爾茲海默癥。

但除了診斷，他沒有任何建議給我們。

面對這樣一個無法被治愈的疾病，如何為患者提供照護？沒人告訴我應該怎么做。

即便我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精神科大夫，研究疾病的人類學學者，在面對照護時，同樣茫然失措。

對于阿爾茲海默癥，專家、權威們都把它描寫成有著清晰進展階段的疾病，從早期的輕度，到中期的中度，再到晚期的重度功能障礙，這種劃分讓阿爾茲海默病的處理和討論變得簡單，但只要親身經歷，就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最初幾年，除了視覺問題，瓊的癥狀并沒有太大的發展，之后，她的認知功能開始受損，找不到廁所，吃飯、穿衣都需要人照顧，后來，又出現了嚴重的暴力行為。

但這些癥狀的出現和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呈螺旋式下降的，時好時壞，找不到邏輯和規律。

沒人對我說，要怎么布置房子，不讓她從樓梯上摔下來，如何不撞到家具和不被地毯絆倒；也沒人告訴我，要在經濟上、社交上做哪些準備……

這導致我走了很多彎路。等我終于意識到我需要有人幫忙，請來社工時，瓊的反應十分激烈。因為隨著能力的喪失，患者會十分失落，繼而產生防御心理，攻擊幫助她的人。在很長時間內，瓊對社工都十分排斥，甚至惡語相向，說，我不需要陌生人在我家。

這一度讓我們的照護工作和關系都變得很糟糕。

在照護妻子瓊的過程中，我的困難還源于作為男性，我一直被照顧，卻缺乏照顧別人的經驗。

在工作上，我和瓊是合作者，但在家里，瓊還是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勞動。

我們家大部分的飯都是由她做的，我只負責干洗碗這種小活。在她生病前，我從沒洗過衣服，付過賬單。在家庭財務管理上，我沒操過心。錢一到，我就給她，她給我一些零花錢，之后她就把錢存進銀行，或用于投資和孩子的教育。

我們從小就是這么被養大的，沒人教過我們怎么關心別人。

大概30年前，我和瓊在中國做過一個研究，問，人們對把老人送進養老院的看法。尤其是兒子們會說，我永遠不會讓我媽進養老院，我們照顧她。

“我們”是誰？當你問他們時，你會發現，飯是兒媳婦做的，看病是兒媳婦陪著看的。

你做了什么？當你問男人，他們會說，我出錢。在世界范圍內，都存在這種不公平，照護主要是由女性提供的。

瓊生病后，我面對的一個難題是，我要從頭學習做所有的事情。

隨著瓊病情的加深，我和兒子曾爆發過一次很大的爭吵。

瓊向來待人熱情、友善，但生病后，她卻性情大變，變得不愿意和人交往。面對她出現的社交退縮行為，我一度默許。因為這意味著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工作，照護確實變得簡單了。

兒子和瓊特別親近，有次，他對我大發雷霆，說我沒好好想辦法讓瓊參與到家庭生活來。當時，我在外地，抱怨說，我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

我們爭吵了起來。他說我，自私自利，瓊曾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當時崩潰地留下淚水。現在看來，他說的恰如其分。

我從沒承擔起照護的責任，不知道怎么做，在瓊患病初期，我要在她的指導下，做家務，后來，她無法提供幫助了，我只能靠自己，作為男性，我也沒有求助的習慣，把壓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

我的成長方式把我變成了一個過度獨立、不關心別人的人，一度，我以不求人而自豪，但瓊患病后，我最大的挑戰之一是直面自己的脆弱，尋求他人的幫助。

和兒子的爭吵，提醒我要改變過往的照護方法。

現在，人們變得不像以往重視關系。而正是照護瓊的過程，讓我意識到關系和聯結的重要性。

在美國社會，大家普遍認為，老年人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年輕人可以照顧老人，但老人會以金錢作為回應。中國自古有“孝道”文化的傳統，子女要贍養父母，一大家人會住在一起。在過去，這是中國和美國的不同。

但現在很多中國老年人已經不指望子女能照顧他們，我在中國有很多同齡朋友，80多歲了，正準備照顧自己。

這可能是我的一種偏見，你們這一代人是想自己，更看重自己，也更物質主義。

曾經我也是一個不在意關系的人，為人冷漠、苛刻，直來直去，從不考慮說話的藝術。

在三四十歲時，學生們很難與我直接溝通，他們恐懼我說出“我對你非常失望”“你是我所有學生中最差勁的”這兩句話，而這正是我最常說的。

因此，在我和瓊的工作合作中，她是那個負責經營社交關系的人，學生會通過她和我溝通。

而照護瓊的過程重塑了我，不善和人交際的我，開始主動和家人、朋友、他者建立關系。

我九十多歲的老母親成了我照護瓊的重要支持，我的子女、朋友、同事，甚至一些常去商店、飯店的工作人員，都成為了這照護網絡的一部分。當瓊去雜貨店，想都沒想地拿走食物，店員會給我打電話說，她在吃東西，我們會看著她。

真正經歷過就明白，照護不僅和一個人經濟資源、認知資源相關，也關乎他所擁有的情感資源和社交資源。

正是幾十年來，瓊對我溫柔、包容和照顧，讓我想回饋她；而我們努力經營的社交關系，也在我們需要幫助時，也成了我們的支持系統。

照護也并不是一個單向付出的過程，而是一個雙向互惠的過程。

在我23歲至43歲的20年年間，我有一個習慣，每天從晚上11點到凌晨2點讀一本我專業以外的書，這極大地拓展了我的思維深度，但也讓我得了高血壓和哮喘。

照顧瓊之后，我就開始早睡，生活變得規律，直到今天，我的身體狀況都比我年輕的時候要好很多。

正是在照顧他人的過程中，讓我學會了照顧自己；照護妻子瓊也讓我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用我母親的話說，我比以前更有人情味了。

我們每個人必然會成為一個照護者或被照護者。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35年，60歲以上的老人將占總人口的30%。你想象一個畫面，將來北京的街道上有三分之一的都將是老人。但對于中國的“獨生子女”群體來說，負擔兩個老人的養老還是十分困難的。一個獨生子女如何做到一邊上班，一邊照顧老人？

在上海，我們做了一個研究，一些住在高層建筑里的老年婦女告訴我們，她們最想要的就是每周去一次茶館，和朋友聚會，但她們行動不便，需要坐輪椅。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和我的同事們認為，要提供更多的社區服務。

在美國的養老院，一年之內，護理人員的離職率是100%，因為很累，工資很低。在中國，有償提供照護工作的，被稱為“保姆”。但隨著中國越來越富裕，未來誰會成為保姆？

在過去，女性一直承擔著幾乎所有的照顧性工作，它沒有社會補償，不被社會認可，也被認為沒社會意義。

可實際上，照護有著重要的社會價值。在美國，如果10%的家庭照護者決定不愿再繼續照顧老人，哪怕只有10%，所有的醫療系統，從醫院、療養院、認知康復中心，全部都會癱瘓。

我們要重估“照護”的價值，提供更高的工資，讓護理的工作變得更輕松，人們才可能會追求它。

照護不僅關于社會價值，也關乎道德、人性和情感。照護所愛的人，就像肩膀酸了去揉揉，手臟了去洗洗一樣自然，不需要理由。

愛，就是關愛和照護。

2011年，在一個初春的清晨，瓊離開了我們，臨終之前，她只能說一個字，就是我的名字，阿瑟。

瓊的骨灰被安葬在距我家只有兩個街區之遠的奧本山公墓，墓碑上刻著：

beauty，wisdom，goodness，above all， love（美麗、智慧、善良，最重要的是，愛）。

這句話概括了她的一生，墓碑上還留有空間，當我的骨灰和她合葬時，足夠寫下我的名字。

晚禱時刻

愛，就是關愛和照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