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不是邪惡的力量,而是披著善意外衣的愚蠢。”
——雷蒙·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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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一天,加拿大多倫多迎來了一戶來自加沙的難民家庭。這本是一樁再正常不過的移民接待事件,卻因為華裔市長鄒至蕙親自迎接、熱淚盈眶,并在鏡頭前將“加沙的饑餓”與“中國抗戰”相提并論,瞬間引爆爭議。她的Instagram視頻被批評“混淆是非、媚善主義”,最終不得不刪帖避風頭。
但問題并不是這條視頻本身,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一種西方政客流行病般的“政治泛善主義”:明明不懂歷史,卻要假裝“深情”;明明局勢復雜,卻非要“站邊說教”;結果就像脫了線的風箏——飛得越高,越不知道自己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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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抗戰”能類比“哈馬斯”?
作為第一位華裔多倫多市長,鄒至蕙的感性本無可厚非。但當她在視頻中談到自己家人在“抗戰期間忍饑挨餓”,來映射加沙的饑荒時,不禁讓人發出靈魂三問:
一問:抗戰中的中國,是被侵略者逼到墻角、以血肉筑長城;
二問:加沙的哈馬斯,是主動襲擊以色列,以人肉盾牌藏火箭、挖地道;
請問,誰才是“戰犯”?誰才是“人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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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抗戰可以代表受害者的英勇,那么哈馬斯就是把苦難拿來當人質、再打包出賣給國際媒體的老手。鄒市長如果真的了解中國近代史,就該知道什么是“以命相搏”,而不是“借人之命、邀己之功”。
二、歷史告訴我們:泛善主義是國家自殺的開始
當代西方政客常犯一個“高尚錯誤”——只要有人受苦,就一定要有人負責,而那個負責的人通常是他們心中“強者”的代表(比如以色列、比如美軍、比如一切維護秩序的存在)。
這就是“道德攝影棚政治”的典型特征:悲傷要上鏡,憤怒要剪輯,而真相——就讓它隨風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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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上幾個因為“泛善主義”而招致禍患的案例:
約旦:仁至義盡,卻被巴解差點奪權
1970年,約旦王室接納大量巴勒斯坦難民,甚至允許巴解組織在國土內活動。但短短幾年內,巴解不僅在約旦內部建營訓練,還在大馬士革街頭揚言“安曼比特拉維夫更近”。
最終爆發“黑九月”內戰,國王侯賽因調動坦克,血洗難民營,只為保住王國不被篡權。王后努爾痛心不已,侯賽因卻只說了七個字:“再仁義,就得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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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難民的“父親”,簡樸的億萬富翁
作為巴解領袖,阿拉法特靠“代表巴勒斯坦苦難”成了國際明星,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據瑞士銀行記錄,他生前掌控資產高達30億美元,妻子長期居住在巴黎五星級酒店,月生活費超10萬美元。
而他的人民,至今仍在拉法地下道里喝咸水。
德國:以善為名,禍起“開放”
2015年,默克爾放開邊境,接納超過100萬中東難民。當時的口號是:“我們做得到。” 但兩年后,德國警方統計發現:重大刑案中,近四成涉及“新移民”;科隆除夕夜,數百女性遭難民團伙圍攻,德國媒體竟“封鎖消息”以防激起民憤。
善良沒有邊界,但國家有。默克爾也被戲稱為:歐洲吳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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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是所有的眼淚,都值得被鼓掌
多倫多市長的視頻中,她感嘆“看到加沙孩子真好”。沒錯,孩子總是無辜的。但問題是,那些孩子是否也是哈馬斯地下通道的一部分?是否是國際記者“必須拍到的素材”?又是否只是被極端主義集團擺布的棋子?
這時我們必須記起耶穌對門徒說過的一句話: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這句話里,“馴良”是基本的良知,但“靈巧”則是對復雜現實的把握。當一個市長只強調鴿子的慈愛,而忽略蛇的智慧時,她不是真善良,只是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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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寫在最后:國家利益與“人道姿態”并不矛盾
加拿大可以歡迎難民,也可以援助加沙,但這一切應建立在國家利益與事實判斷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段被剪輯的“感人短視頻”上。
外交不該被Instagram的濾鏡所驅動,治理城市也不應成為一場“道德真人秀”。
正如以色列前總理梅厄所說:“我們可以原諒他們殺了我們的孩子,但永遠無法原諒他們讓我們不得不殺他們的孩子。”
和平從來不是用眼淚換來的,而是靠歷史的經驗、事實的堅持、智慧的忍讓與防備的底線。加拿大如果真想幫助中東和平,就該以約旦為師,而非被“流量道德”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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