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青年失業潮下，昆明青年“更勝一籌”？

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消失了2年的青年失業率，恢復了。國家統計局在2025年6月發布：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4.5%。

乍一看14.5%好像就這個大環境而言，有點司空見慣了，但仔細觀察后，不難發現：青年失業率對應的年齡段是16-24歲，這意味著16歲你已經完成了9年義務教育，24歲大概率是應屆研究生，以及剛步入職場不久的本科生。

到這，有人就會問了，這有啥影響，高中畢業就進入社會打工的，能有多少人？

這就不得不提到我們云南，每年四成無緣普高的孩子一部分流入中職，一部分就出來所謂的社會上打工。

再看24歲這一部分經歷過學歷通脹的應屆研究生，以及剛步入職場不久的本科生，在云南人才市場同樣撈不到好處。2025年云南省考報名人數再創歷史新高，昆明某街道辦事處基層崗位甚至出現數名碩士競逐。這與韓國社會學家吳贊鎬在《我們贊成差別對待》中描述的景象驚人相似：當向上通道收窄，年輕人非但未走向“學歷無用論”，反而陷入更殘酷的“學歷等級主義”競賽。

云南大學就業指導中心2024年報告顯示，本科畢業生平均投遞簡歷數量較五年前激增68%，為爭取一個體面崗位，年輕人主動延長實習、自費培訓、甚至接受“零薪酬試用”，在自我PUA與時間管理的極限壓榨中，將自己異化為求職機器。一位本地人力資源經理坦言：“我們收到的應屆生簡歷里，人均兩三段知名企業實習經歷已成標配，背后是家庭資源與個人精力的巨額投入。”

再者，青年失業率的季節性高峰（如歷年7月）在昆明同樣顯著，大量應屆生涌入市場加劇了供需失衡。國家統計局數據明確指向：16-24歲群體主要流向服務業，而非制造業。昆明更加印證了這一趨勢——2024年昆明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已突破60%，但傳統服務業的擴張正遭遇瓶頸。

一方面，文旅、零售等青年就業主力行業受經濟周期沖擊明顯。2024年昆明景區服務人員平均月薪僅3850元，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025年上半年，昆明重點監測的大型商貿企業用工需求同比下降11.3%，而青年青睞的“新經濟”平臺如電商、直播等領域，則因高度飽和呈現“僧多粥少”。另一方面，制造業崗位對青年的吸引力持續走低。某昆明裝備制造企業HR無奈表示：“生產線開出6000元月薪仍難留人，年輕人直言‘車間環境壓抑、管理嚴苛、上升空間窄’。”即便如昆明聞泰通訊有限公司這樣的全省百強企業，其提供的薪資與工作環境，相較青年對“自由”與“性價比”的期待仍存鴻溝。

更何況在現行統計中，“一周工作一小時即算就業”、“自主離職不納入失業”、“農村戶籍青年未完全覆蓋”等口徑差異，使得14.5%的數字可能未能充分反映就業質量與隱性失業問題。在昆明，大量青年被包裝成“靈活就業”：官方數據顯示，2024年昆明新增個體工商戶中，35歲以下占比達46.2%。這看似蓬勃的創業潮背后，不少是青年在正規就業遇阻后的被動選擇。

一位在昆明南屏街擺攤的22歲畢業生坦言：“開閑魚店、做微商、擺地攤都算‘就業’，但收入不穩定、社保無著落。家里供我讀大學不是為這個。”這種“統計就業”與“體面就業”間的認知差，放大了青年的相對剝奪感。當“穩定”成為稀缺資源，體制內崗位自然成為競逐焦點——2025年昆明市屬國企釋放崗位僅約8000個，卻吸引逾15萬人報名，淘汰率超95%。可見在如此龐大的求職群體面前，體制內崗位終究是杯水車薪。真正的就業主力軍仍是私營企業（貢獻超30%崗位）與自營個體戶（占比超25%）。這種結構性矛盾催生了昆明青年群體中的“考公熱”、“考研潮”，甚至促使部分人轉向Web3與加密貨幣等新興領域，借此契機去外省大城市“搏一把”。

綜上，當服務業增長動能減弱、制造業升級滯后于青年期望，當教育體系產出與市場需求錯位，當“穩定”成為全民信仰而崗位供給有限，這一代年輕人“為了在這個怪物世界里活下來，他們先讓自己變成了怪物。”更別說有的孩子為了打工，被騙去東南亞國家。

說到這，肯定有人又要怪云南了，說云南是幫兇，我想反問一句，要早有這樣的工作，還輪得到外省的孩子？云南青年這遠低國家的就業率，恨不得都出去外省打螺絲。是bro你的欲望，你想去搞灰產，沒想到自己就成了灰產。

因此，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整個社會陷入一場沒有出口的馬拉松，娛樂至死成了這一代年輕人的精神鴉片，像美國大蕭條時期，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那樣，長得好看的、身材好的還能多一條出路，比如干團播，可普通青年呢，難道就只能等這個時代洗牌？還是靠整容翻身涌入娛樂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