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配是如何走向不公的？

社會分配是一個相當晚近的概念，直到20世紀上半葉才被人類系統性的研究，尤其是凱恩斯革命之后。但社會分配的行為早在7000年前的酋邦時代就已經出現了。

彼時的酋邦首領會通過貢品、祭祀、戰爭掠奪等渠道集中資源，再按等級、戰功或舉辦宴會、賑濟災民等方式饋贈出去。

當然，酋長這么做并非因為他懷揣著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夢想。一切只是為了控制，因此也沒有公平可言。

如今的社會分配雖經歷了幾千年的演進，但本質上與酋邦時代仍是高度相似的。酋長們穿越到現代，只需稍加學習就能玩得游刃有余。畢竟制造不公很簡單，維持公平才難。

在很多人看來，社會分配的不公主要體現在“再分配”上，比如醫保、教育、養老、住房保障等。但真正的不公其實從“初次分配”就已經開始了。

什么是初次分配呢？比如有一個村子，土地均分，大家各種各的。

張三由于踏實肯干，不僅將自耕田打理的井井有條，還開墾了一大片荒地，于是他收獲了更多的糧食，余下的還能換錢；李四稍微差點，只耕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過他針對當地的土質改良了農具，雖不算大豐收，也能滿足一家的溫飽；相比之下，王五就慘了，他做一休一，地里的雜草比麥苗還高，最終只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這就是初次分配——回報基于貢獻值的多少，誰干得多、干得巧，就收獲多。

由于張李王三人身體力行的演示了什么是“多勞多得”，村民們自此開始埋頭苦干，更加努力的種地、創新、搞副業。沒幾年，張三就通過租地買地，搞起了土地承包，李四則兼并了村里的各家鐵匠鋪，開起了連鎖農具店，他們賺得盆滿缽滿。

越是賺錢的行業越能吸引勞動力與投資者，于是資源逐漸集中到像張三、李四，而非王五這樣的人手里，浪費減少了、效率也提高了。生產機器一旦運轉，產出的財富比以往高了不知多少倍，村子也就跟著富裕起來，不僅有了公路、學校、醫院、小賣部，工作崗位也開始增多。

這在經濟學上叫做“最大化資源配置效率”，也是初次分配的核心，即市場主導、效率至上。這種看起來很不錯的社會分配機制，符合我們對公平競爭的樸素理解，也與從小所受的教育不謀而合——張三李四之所以有現在的成就，全靠他們的自我奮斗，而王五懶惰成性，落得現在的下場純屬活該。

就這樣，村子走上了高速發展之路，短短十幾年就有了競爭全國第一村的勢頭，村長驕傲的稱這一時期為“黃金時代”。

確實，這些年的村子機會很多，可謂遍地黃金，但不是誰都有渠道發現的，發現了也不是誰都有資格去撿的。村民們不知道的是：張三之所以能成為富農，除了踏實肯干，他分到的土地也是最肥沃、距離水源最近的。李四確實改良了農具，但他真正依靠的其實是由村長管理的、村里唯一的水牛。至于王五，他分到的是最貧瘠的沙地，雜草的適應力要比麥苗強得多。

換句話說，與村子以前的平均主義相比，初次分配看似公平，實則是以機會的不公替代了結果的不公。土地的貧瘠與肥沃、消息的靈通與閉塞、權力的親密與疏遠決定了村民們的起點。起點高的村民，如張三和李四，很容易利用更多的機會滾雪球成為富農，這是王五再怎么努力種地也追不上的。

不過，這樣的不公對于前幾代人來說基本是無感的，畢竟一塊地、一頭牛而已，算得了什么呢，白手起家者又不罕見。村民們耳中所聞，眼中所見，皆是“劉六辦廠發了財、陳七經商翻了身、朱八的兒子鯉魚躍龍門”，哪怕是種地的老九，都覺得生活變好了。大家都說，以前飯都吃不上，現在米飯能吃到撐。

只是對于村里的后人而言，這一塊地、一頭牛，如今已碾出一道天塹，有的人出生就在終點，而有的人連奔跑都要光著腳。雖然村子的發展依然高歌猛進，但很多人已經被甩下了這駕馳騁的馬車。

張三李四的兒子從小進城讀書，畢業了出國留學，回來后繼承家業，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王五的孩子從小操持家務，帶弟帶妹，初中未了就要輟學打工，一場大病便傾家蕩產，沒有資源、沒有人脈、沒有圈子，下一代繼續復制貧窮。

這就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從市場主導、效率至上帶來的“先富”，到先富者通過資本復利，積累優勢拉開差距，再到投資子女完成家族精英閉環，提前鎖定未來，最后由代際轉移形成實質性的結構性壟斷，階層徹底固化。而窮人則在起點的劣勢下，逐漸陷入貧困陷阱，等反應過來，上升的通道已然關閉了。

當然，從社會拉馬克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依舊是公平的，畢竟子女的優勢繼承自祖輩，而祖輩也不是一開始就擁有一切。但問題是，若任由其發展下去，社會很可能將走向崩潰，別說窮人了，富人也得遭殃。

要知道，富人是少數，窮人才是大多數。如果村頭的王大媽土地歉收，不得不去給張三家當傭人；坡上的小劉因為她爹得了重病，只能賣地籌錢；河口老周家的房子被水淹了，無奈住進了窩棚；經常在田埂上撿麥穗的李二麻子一個人死在了山里。那只能說明大多數人已經窮的走投無路了。

如此一來，張三家的農產品賣不動了，李四家的農具店也接連倒閉。另一邊，為了求生存，村子里的強盜開始變多，路上的流氓大白天也敢招搖過市，很多村民甚至叫囂要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整個村子亂成了一鍋粥，運轉幾乎陷于停滯。

只做蛋糕不分蛋糕，結果必然是連做蛋糕的人都沒了。

面對這個爛攤子，村長焦頭爛額，只能去外邊取經。回來后，他宣布村子以后按資產收稅，富人多交，窮人少交或不交。收上來的稅村長安排了幾個用途：建立社保制度，解決村民的后顧之憂；發放生育補貼，減輕村民經濟負擔；實行義務教育，讓孩子有書可讀；出臺失業保險，救濟失業人群；....；

這就是社會再分配——通過制度手段將資源從強者轉向弱者，以彌補效率過熱導致的嚴重不公，維護社會穩定。可以粗暴的理解為“劫富濟貧”。

“再分配”一般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收入再分配，比如累進稅制、低保、農村補貼，目的是讓弱勢群體活得有尊嚴。張三月薪三萬，交稅多，小劉月薪兩千，交稅少還能領低保、享補貼，兩者的差額就是“收入再分配”。

第二種是機會再分配，比如義務教育、助學金、大學生就業補貼，目的是打破階層復制，讓社會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性。王五家窮的叮當響，兒子本來要輟學打工，但因為有義務教育和助學金，順利完成學業當了醫生，其命運的改變就是“機會再分配”。

第三種是消費再分配，比如廉租房、醫保、交通補貼，目的與收入再分配一樣。老九進城打工住進廉租房，房租每月只要300塊，生病住院花了2萬塊，醫保報銷了1萬6，省下來的錢就是“消費再分配”。

相比而言，雖然初次分配由于市場偏向強者、村民起點不同以及缺少干預機制，更容易產生不公，但若論后果，再分配如果出現不公將更加嚴重，畢竟它本就是用來矯正不公的，連這個補償機制都失效了，那村民們將徹底絕望，而且這種不公一旦固化，很可能難以挽回。

我不知道酋長怎么想，但村長很可能會想：這世上不公才是常態，絕對公平只存在于兩個社會，一個是原始社會，我們沒趕上，一個是共產主義社會，我們趕不上。

這讓我想到村子里的老人，以前他們總吃紅薯，愛得不得了，發霉的都吃，后來他們又愛上了干嚼大米飯，再后來不知怎么的，他們看到紅薯便反胃，大米飯也要配肉才能下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