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基層牛馬應該看看《長安的荔枝》？

昨晚看了《長安的荔枝》，我認為是個很好的片子，當然這更多是從政治運作角度做出的評價。私認為基層的牛馬都應該去電影院仔細品味。下面是我的幾點感想，談不上劇透，僅供參考：

1、“層層加碼”是這個片子的內核。這當然是我的觀點，其情節來自片中從嶺南運送荔枝到長安，本來數量是1樅，結果貴妃有了，她的倆姐妹也需要，變成了3樅，之后通過各條塊（部委和地方各級）最終變成了200樅。從1變成200，加碼了200倍，雖然加碼數字夸張，但這一代中國人可謂心知肚明，畢竟大家都經歷過那段特殊時期，懂的“層層加碼”是怎么來的。

實際操作中層層加碼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片中沒有具體交代，但原著用對話論證了“層層加碼”的合理性，那就是每一個部門和層級都如要確保任務完成，那么就必須進行加碼，否則怪罪下來，誰也吃不了兜著走。所以荔枝史李善德保護不了荔枝園，因為他對抗不了“層層加碼”這個內置在執行中的必然要求。

2、層層加碼背后往往是權力任性。原著中與杜甫一起給李善德出主意的韓十四說過，大意是唐玄宗這幾年開始樂于打破常規，任命各種各樣的“使”，在荔枝使之前，還有各種瓜果使、漁獲使，這些使節權力大到根本不用走常規流程，說白了，花國家的錢，滿足宮里帝后的私欲，且不用對賬，所以財政狀況是一塌糊涂，這就讓這些官僚機構的筆吏很頭疼。

這也是韓十四建議李善德坦然接受荔枝使的任命，趁機撈一把，到頭來即便完不成使命被處以極刑，還能給妻兒撈一筆養命錢。所以，層層加碼首先是某個結構中的權力的一號位不按套路出牌，說白了就是“不在法律范圍內決策”，這就給了各級官僚超強壓力，而在應對這個壓力的同時，其中更加沒有規則約束，看起來是為了完成上級任務，但私下借機徇私枉法、敲詐勒索，這也是尋常行為，算不得稀奇。

3、權力任性的背后是“言路閉塞”。唐玄宗是少見的既開創了盛世，又丟失首都的古代帝王。他的兩個年號是開元和天寶，其中開元初期啟用姚崇、宋璟等名相，開元后期有張九齡，令帝國得以休養生息（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折騰”），天寶年間任用李林甫、楊國忠，帝國陷入內亂。開元與天寶的區別，在于玄宗能否知人善任，能夠傾聽諫言。

片中也有提到，安祿山有叛亂之心，很多言官都曾上書，但卻被罷官流放，慢慢的也就沒人敢提了。而從嶺南運送“鮮荔枝”到5000里外的長安，能下達這樣的命令而不會被阻擋，也說明玄宗周圍的輿論生態只有阿諛奉承，沒有民間疾苦。大部分都很感慨，為何玄宗會有這樣的變化。

4、言路閉塞背后是“制度不彰”。郭建龍在《盛世的崩塌》中對唐代政治生態評價可謂一語中的，即唐代并沒有一個制度性的保持言官安全的體系，所謂唐太宗與魏征的“佳話”，且不說這是李世民的“公關之策”，更重要的是，一朝皇帝能否聽到真話，依靠的是個人品行修為，而不是依賴一套制度。相比之下，被網民認為積貧積弱的有宋一代，反而有不殺言官、重視文官這樣一套“祖宗之法”（鄧小南著）。

所以，唐代所謂盛世，更多依靠統治集團作為北方游牧血統帶來的能征善戰，構建是更多是一個“二元帝國”。例如高祖李源太原起兵，為了解除后顧之憂，曾向突厥稱臣，而到了太宗年代，李世民又反向攻擊突厥，將其肢解為東西兩部。可以說，唐本來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建立的半漢化政權，所以其政治制度依然保有十分幼稚乃至野蠻的一面，例如繼承人制度不彰，導致兄弟殘殺不斷，央地關系松弛（片中嶺南五府經略史無異于一個“土皇帝”），帶來藩鎮割據之弊等等。

5、制度不彰帶來嚴峻的財政危機。即使是盛唐短短幾十年，帝國依然飽受財政短缺困擾，這是因為唐代從一開始就沒有解決稅收問題，即“租庸調”制度沒有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礎上，唐初有一大批軍功卓著的“將軍”，李世民登基又有一批人享“冊立之功”，政府沒有能力去查清大戶土地規模，只能加稅給普通農民。朝廷給普通人加稅會形成一個“幻覺”，那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就是楊國忠在解決運送荔枝費用時，想當然地給沿途驛戶加稅的背景——當然他沒想到很快內外危機一起爆發，自己只能被皇帝當成替罪羊

一個宰相，可以隨意加稅，一如一個皇帝，可以隨意設置“xx使”。果然，“流程都是給弱者制定的”。唐代宰相是“副皇帝”，既要協助皇帝治理朝政，也要制約皇帝的權力，但實際情況是皇帝和宰相都開始隨意踐踏固有的制度，他們口口聲聲“富有四海”，但其實兜里沒幾個錢，只能靠壓榨基層一條路。對此，部委和基層的官員只是頭疼，真正承擔徭役和稅負的農民，就只有逃亡乃至揭竿而起一條路了。

所以，唐代是一個非常“粗糙”的朝代，從財政制度的安排到執行，都很不靠譜，所以整個帝國的財政崩潰是非常輕易的，這個朝代之所以能夠維持近300年，也許主要原因是當時最強大的阿拉伯帝國遠在西方，西南方向的吐蕃也力有不逮，北方游牧部落如契丹還未崛起，否則，在外力沖擊下，像元朝那樣不足百年即解體，也未嘗不可能。

6、民營企業比國企靠譜多了。影片中帶著冰塊來汨羅江接李善德一行的，不是官船，而是蘇諒這個私商，也就是今天的民營企業老板。其實原著中是沒有這一情節的，當然，這僅僅是隱喻，就像原著提到過“浙東漁獲使”每年從浙江給長安宮里提供海鮮，消耗了43萬個工時，所謂國企辦事，是沒有“成本意識”的，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滿足當權者的需求，且在關鍵時刻，推諉責任是其特征。

所謂民企比國企靠譜，一方面是效率要高，因為有成本意識，所以就會有更多辦法。其實李善德在片中就是一個盡心盡責的項目PM，他非常像企業家，善于利用資源去做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所以民企創新都是被逼的；另一方面，民企比國企真正敢于突破，國企依靠的是照章辦事，事情辦不成，但合規就可以，民企的目標是做成事情，這中間必然要突破各種障礙，包括很多糟糕的制度。

這就回到了目前為什么有那么多民營企業家被留zhi，他們做成了很多事情，但也觸及了很多制度；而有的人什么也沒有干，自然就很平安，這就是他們活下去的智慧。

7、家庭、友情和遠方是牛馬們最寶貴的。片中，李善德是個苦命的從九品小吏，但他真誠待人，踏實做事，是個負責任的底層牛馬；他愛妻子和女兒，敢于背上房貸，當然妻女也愛她，并成了他不竭的動力來源；他做人講情義，在京城有杜甫、韓十四這樣的摯友，到嶺南有收獲了與商人、奴隸和侗人首領之間的友誼。我認為這些是他真正寶貴的財富，沒有宏大敘事，也沒有權力算計，讓他可以真實且平庸地活下去。

作者給李善德安排了一個好歸宿，那就是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半年被流放到了嶺南，對唐代來說，南方經濟的開發方興未艾，遠離政治漩渦到遙遠的熱帶，固然有瘴氣之弊，但這是個遠離喧囂且物產豐饒的遠方，不啻為牛馬們的一個好歸宿，也算羨煞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