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坊｜《中國古代史三論：政治·地域·族群》

元史名家李治安教授用新方法、新問題、新視角超越斷代、融通古史的嘔心之作

書 名：中國古代史三論：政治·地域·族群

著 者：李治安

書 號：978-7-101-17196-9

出版時間：2025年7月

定 價：78.00元

開 本：32開

裝 幀：精裝

字 數：339千字

頁 碼：484

CIP分類：K09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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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學術著作

編輯推薦

◎師從名家，身為名師。作者李治安教授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屆大學生，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就讀。1982年至1988年間，師從元史專家楊志玖教授，攻讀元史方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現為南開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名師。

◎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典范。李治安教授以攻治元史著稱，碩果累累。已出著作10余種，其中《元代行省制度》《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傳》等，已是了解元代歷史的經典之作。除了斷代史之外，他還以貫通式研究獲得閻步克等專家學者的贊譽，其相關論文（已收入本書）曾入選《歷史研究》年度十佳論文、《 <歷史研究> 六十年論文選編》等。

◎立足文本，會合疏通。宏觀研究易流于概念名詞的推理演繹，而李治安教授積極面對諸多史料的主次混存和繁復衍變，花大氣力辨識并運用普適性的典型材料，綜合考量其在“已然”和“所以然”邏輯鏈中的角色及與他者聯系。雖然引入模式分析，但依然立足史料實證，盡可能在理論思維與文本實證的會合疏通基礎上取得一家之言。

◎迎難而上，聚焦大課題。書中所收十余篇論文，系統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支配主導模式、南北地域和民族融匯，均是海內外研究中國歷史的重點、難點和熱點，無疑屬于享譽海內的史學大家何炳棣先生所說的“大課題”。李治安教授迎難而上，既瞻前顧后，又左顧右盼，細致厘清上述三組論題的來龍去脈及各時期表現，著力把握政治支配與地域差異、族群關系的錯綜交織或相互影響，可謂中國歷史宏觀研究之典范。

內容簡介

李治安教授是元史名家，素以元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研究著稱。近年其學術視野又擴展到更長時段的中古史探討，力圖將微觀考據和宏觀縱論相結合，嘗試改變瑣碎支離之偏失。本書收錄了作者在《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文史哲》等刊物上發表的史學論文11 篇。以貫通式大視野，重在厘清政治支配、南北地域、民族融匯三組論題的來龍去脈及其在各時期的表現，著力把握政治支配與地域差異、族群關系的錯綜交織或相互影響，抉發一家之言。作者秉持文本實證與理論思維并重，揚棄概念名詞推演，通過多維度的融通探研，以新方法、新問題、新視角全面推進了中古史的再認知。

作者簡介

李治安 南開大學講席教授，中國元史研究會名譽會長，國家級教學名師。曾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學院院長、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長期從事以元史為主的中古史研究。出版學術專著10余部，代表作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度》《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元史暨中古史論稿》《元史暨中古史新論》。在《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等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120余篇。

目 錄

融通古史? 探索未知——代序

政治支配論

秦漢以降編民耕戰政策模式初探

一、 秦至西漢編民耕戰模式的確立與鼎盛

二、 北朝至隋唐編民耕戰模式的復興

三、 明代編民耕戰模式的最后“輝煌”

四、 編民耕戰模式的歷史地位及局限

中近古“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政策模式

一、 齊四民“通貨積財”雛形及其與秦“軍功爵”編民耕戰的博弈

二、 兩漢“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政策模式的起落浮沉

三、 晚唐至兩宋“兩稅法”“不抑兼并”與“士農工商”模式的定型

四、“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政策模式的歷史地位

試論元明戶役當差與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

一、 元代諸色戶計當差的起源、定制及其在不同地區的實施

二、 明代“配戶當差”及“納糧也是當差”

三、 當差服役秩序與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

南北地域論

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

一、 第一個南北朝與隋唐的“南朝化”

二、 關于第二個南北朝存在與否的考察

三、“唐宋變革說”與第二個南北朝的發展線索

四、 明前期承襲元制頗多與南、北兩線索的整合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

一、 元朝的北制本位與北制因素的諸表現

二、 元統一后北制向江南的推廣與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

三、 明前期承襲北制頗多與南、北制因素的兩次整合

四、 結語

中古以來南北差異的整合發展與江南的角色功用

一、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的貢獻

二、 東漢以后南北地域差異的博弈整合

三、 5 至 16 世紀江南在南北地域整合發展中的能動角色

四、 余論

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與社會發展

一、 元朝統治政策與江南社會狀況

二、 朱元璋父子的個性政策與江南社會蛻變

三、“唐宋變革”視域下元、明江南政策的比較

大運河的漕糧北輸與中近古南北社會發展

一、 大運河保障漕糧北輸和維護南北政治統一

二、 大運河與南、北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互動

三、 大運河的時代局限與元明以降歷史地位嬗變

四、 結語

民族融匯論

民族融匯與中國歷史發展第二條基本線索

一、 農耕、游牧南北并存格局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融匯進程

二、 后期的漢族、蒙古族、滿族輪流為主和元“內蒙外漢”、清“內漢外滿”

三、 駁“崖山之后無中國”

四、 重視民族融匯第二條基本線索

秦漢以降“大一統”秩序的華夷交融演進

一、“中國”“華夷”釋義與秦漢郡縣制“中國一統”

二、 元代“混一華夷”的初次實現

三、 明清“華夷一統”的曲折與發展成熟

四、 余論

元明清“華夷一統”到“中華一統”的話語轉換

一、 元明“華夷一統”為主及明兼用“中華一統”

二、 清前期改稱“中外一統”

三、 清中期以降逐漸轉換為“中華一統”

征引史籍文獻與參考論著

一、 史籍文獻

二、 參考論著

后記

精彩章節

融通古史探索未知

——代 序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已被歷史學者奉為圭臬。20世紀上半葉興起的法國年鑒學派，突破政治史藩籬，注重經濟社會深層次結構，倡導“長時段”和總體史，流風至今不絕。拙著《中國古代史三論：政治·地域·族群》，較多受二者影響。此外，南開史學“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優良傳統，也是激發我思路的源泉。之所以冠名“三論”，即表明并非系統性論述，充其量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匯三組比較重要的問題，略抒己見，做一番融通古史、探索疑難未知的嘗試。大致是研讀史書之際提出一些粗線條的想法，供讀者、同仁參考。

我探討的第一組問題是“政治支配”。

一般認為，政治權力支配社會，是古代東方的通行法則，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主干精髓。20世紀初葉以來，有關帝制國家政治支配的研究碩果累累，尤其是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和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等，頗具權威性。鑒于帝制國家的政治支配延綿兩千年，各王朝各時期的情況不盡相同，在深究史料或采用新視角時，仍可能在某些內容和層面尋找到新的闡釋余地，仍可能博采前賢之長而有些許的推進。

我覺得，秦朝以降雖難脫“家天下”的窠臼，但皇權官僚政治直接管轄百姓，一以貫之，最具特色，甚至可以說是兩千余年政治支配的要害。于是，我撰寫《秦漢以降編民耕戰政策模式初探》和《中近古“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政策模式》二文，嘗試將歷史的、邏輯的方法與模式分析結合起來，重點展開對帝制國家臨民理政的討論。

自“商鞅變法”濫觴，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編民耕戰，構成了秦漢以降近半王朝臨民理政的主導性模式。它歷經秦至西漢的鼎盛、北朝至隋唐賴“均田”“府兵”“租庸調”再造復興和明代“配戶當差”為特色的最后“輝煌”，在兩千年的歷史舞臺上不同凡響。編民耕戰模式，重在對百姓及地主經濟實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戰”。其目標是舉國動員和富國強兵，本質又在于和郡縣官僚制配套，構建直接役使百姓的國家農奴制秩序，進而為皇帝專制集權提供最大化的社會資源平臺。該模式以授田暫時解決地主經濟的“瓶頸”難題，充任皇權官僚政治與農民之間統制、隸屬的“鏈條”，對多民族統一國家延續發展和重大工程營造等，厥功甚偉。但“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為奴隸”及強制析產分戶，往往帶來“逃戶”脫籍、人口與資源失衡等后果，又客觀上助長君主及官僚的權力膨脹，或濫用戰時體制，或強化徭役，進而釀成暴君禍害天下和官民極端沖突，增大帝國風險系數。其“公權力”被濫用等缺陷，又需要“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模式來尋求緩沖或出路。

“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作為帝制國家臨民理政及管轄地主經濟的第二種政策模式，肇始于齊國四民“通貨積財”，中經兩漢的起落浮沉，定型于晚唐至兩宋。它主要在晚唐到清的多數時段施行，又以晚唐至兩宋最為典型，“兩稅法”為其開辟道路，“不抑兼并”充任基本導向，實乃“唐宋變革”在臨民理政及社會結構層面的成果表征與最終勝利。其內涵精髓在于：兼容行政和經濟手段，將身丁管控改為財稅為主的調節掌控，不搞授田，不抑兼并，徭役及兵役或轉變為差役雇傭，或基本消失，鼓勵農商并重和藏富于民。四民較自由地致力于本業，自前而后的貴賤等級排序及相應管制不復存在，士人、富民又構成政治、經濟兩大支配勢力。該模式較多祛除借重役濫稅將“井疆耕耨之丁壯”抑為“國家農奴”之弊，較多祛除過度管制經濟和妨害民營“造血”原動力之弊。但皇權最高所有、土地周期兼并、“權力商品化”和官商榷賣勾結等，基本沿襲耕戰舊制，只能算是前者的變通而已。

我還專題撰寫《試論元明戶役當差與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剖析元明役法背棄兩宋的進步，進而充任明編民耕戰“最后輝煌”的基礎性內容。這又算得上蒙古等北族入主帶給“政治支配”的一份沉重遺產。

我探討的第二組問題是“南北地域”。

據我接觸的元明史、隋唐史等重要問題，幾乎都和中原、江南、塞外等南北地域緊密相關。這也是萌發第二組討論的緣起。被稱為“母親河”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還有草原兒女游牧天地的塞外大漠，既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輝煌5000年的疆土故園，也是古代地域及族群互動交融的廣袤平臺。自古以來，我國疆域所在的東亞大陸，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皆有萬里之遙，地域、風土、人情各不相同，族群習俗千差萬別。觀察5000年的悠久歷史，全國或總體的視野固然重要，這也體現于以往古代史研究的主流話語及主要成果。然而，一味簡單使用全國或總體的觀察角度，有些史事往往難以看得清楚、說得明白。況且，第一組討論中的“編民耕戰”、“士農工商”較自由發展及元明“戶役法”等，似乎都離不開東西或南北地域聯系的大背景。早在20世紀中葉，日本學者桑原隲?藏、中國學者張蔭麟等業已關注歷史上的南北地域關系。傅斯年先生也曾說，東漢以后常常表現為南北關系。正因為如此，關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塞外大漠等南北三大地域板塊相互關系的研究，就成為牽連中國古代史全局的重要問題了。

“南北地域”的探討，由五篇文章組成：前兩篇考察魏晉到元明1300余年間南北差異的博弈整合，第三、四篇探研江南居中角色和元明江南政策比較，第五篇則揭示大運河漕運命脈對南北社會的深刻影響。

《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一文提出，兩個南北朝所造成的隔離與差異，直接影響中古以來的歷史進程。恰恰在“唐宋變革”前后，歷史發展是呈現南、北方復合狀態而非單一。第一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的歷史，是循著“南朝”“北朝”兩條并行的線索而發展演化的。隋及唐前期基本實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統一國度內實施“南朝”“北朝”二線索的整合。中唐以后整合完畢，整體上向“南朝化”過渡。第二個南北朝及并行的兩條線索確鑿存在。南宋承襲“唐宋變革”的成果，所代表的南朝線索充當主流趨勢，遼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線索也作用顯赫。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經歷元朝、明前期以北制為主導及明中葉以南制為主導等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終匯合為一，此乃宋、元、明、清歷史的基本脈絡和走勢。

作為上文姊妹篇的《元和明前期南北差異的博弈與整合發展》進而認為，元朝統一后，國家制度層面的南、北制因素依然并存博弈。此時的北制，是指蒙古草原制度與中原漢法等混合物，南制則反映原南宋社會經濟體制。由于北制因素過分強大，北制向江南的推移明顯多于南制因素保留及北上滲透。朱元璋、朱棣的個人因素與社會關系等交互作用，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占優勢。明中葉后，南制為主導的另一次整合，重新回歸到代表“唐宋變革”的軌道且得以升華。

《中古以來南北差異的整合發展與江南的角色功用》主張，因北方民族兩次大規模南下而造成中原殘破及兩次南渡，5世紀以后的江南遂成為中國經濟重心和文化主脈所在。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載著經濟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代表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推動經濟文化在南北統一國度下繼續繁榮，厥功至偉。

《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與社會發展》的論題是：元世祖等實行南北異制，客觀上維持和保護了江南“富民”農商經濟且有所發展；明前期衛所軍戶、“均工夫”“配戶”、里甲“畫地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政策，起步和重點實施于江南且觸動極大，使江南幾乎倒退至自然經濟狀態。元朝征服江南與寬縱豪富相“背反”，官場腐敗與貧富懸殊相疊加，招致經濟畸形和“官逼民反”“富逼窮反”。明初富民農商經濟秩序被破壞及戶役法南北通行，改變了江南延續近千年以富民大地主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取而代之的是與北方相差無幾的“配戶當差”。元明江南社會發展因寬縱豪富和管制農商兩種政策的更替，居然走上了畸形繁榮和鎖國蕭條的不同道路。

《大運河的漕糧北輸與中近古南北社會發展》指出，大運河的修鑿和營運，既是帝制貢納漕運及徭役物化的新發展，又是中古經濟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經濟中心錯位的派生物。維護南北政治統一，促進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等地緣整合，推動南方、北方經濟社會的結構性演進，大運河的歷史功用無與倫比。大運河有利于中原先進經濟文化南傳和江南逐步開發，有利于拉動商貿商幫、催生運河城鎮和帶動北方經濟恢復，更有利于以運河為南北通道的全國性市場的發展。元代海運未成之前，大運河利大于弊。漕糧海運與客商河運分類配合已成及大航海時代到來之際，統治者廢止海運而一味固守河漕，其濫用徭役，耗米、造船、官吏侵蝕等成本代價甚巨，損害黃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態環境等負面影響凸顯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

我探討的第三組問題是“民族融匯”。

在討論“政治支配”和“南北地域”之際，我深感5000年中華文明的發展繁榮，不僅是由不同地域子文明的碰撞整合而造就，也是由不同族群的交融合匯而造就，這兩類造就又經常復合交織發生作用。可以說，各地域子文明和各兄弟民族的互動匯聚，血脈交融，共同締造了中華文明的5000年輝煌。其間，塞外北方族群的南下，大多牽連或影響前述黃河、長江與塞外等三大地域板塊相互關系及發展走向，更容易直接引發演繹出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融匯，甚而引致編民耕戰模式的復興或最后“輝煌”。于是，“民族融匯”自然成為第三組討論的聚焦點。

《民族融匯與中國歷史發展第二條基本線索》主張，5000年來，“歷時性”地呈現先秦、魏晉南北朝、晚唐遼宋金元和明中葉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匯。基于長城內外農耕、游牧生產方式的世代并存，漢族與各兄弟民族攜手創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及璀璨文明。元和清王朝的建立，體現北方民族向中原內聚的歷史主動性和漢、蒙、滿輪流為天下主的趨勢。蒙古人、滿族人較多漢化，與漢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滿族文化影響，相互激蕩，構成了元、清兩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風貌及走向。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社會經濟固然充當主要原動力或主線，同時還應格外重視民族融匯第二條基本線索及其與社會經濟互為交織的作用。

針對海內外有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及漢族等56個民族間關系的迷茫，《秦漢以降“大一統”秩序的華夷交融演進》和《元明清“華夷一統”到“中華一統”的話語轉換》二文，予以溯本窮源的歷史學解讀。首次提出秦漢至明清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分為郡縣制單一式和囊括中土（概指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漢族等農耕區。書中“中土”一詞內涵同此）、塞外的華夷多元復合式兩階段的新觀點。著重闡明秦漢“中國一統”以單一式的“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及郡縣官僚制管轄編民，將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農耕區整合為一體，為漢唐文明的輝煌及輻射周邊提供了必要秩序和演進基礎。元明清“華夷一統”形成了囊括中土和塞外的華夷復合式共同體。先有元朝制度、文化、族群的“華夷混一”，繼而是明成祖爭奪主導權未果及“華夷一統”說辭連篇累牘，最后是清統治者對“華夷”二字諱莫如深卻有了較成熟的“華夷一統”建樹。由于元明清“華夷一統”演進，復合式共同體的中國由“小”變“大”，多民族統一國家、中華文明結構及傳統王朝序列等，皆得到了相應的完善升華。進而指出，“華夷一統”“中外一統”和“中華一統”，都是對元明清多族群復合共同體的話語轉換，實體卻始終未變。這類話語轉換，對“中華民族”命題面世及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堪稱階梯準備。現代中華民族或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直接前身，就是元明清“華夷一統”復合共同體及其更新話語“中華一統”。

以上三組討論，說來事出有因，也有幾分遭逢際會。

1978年，我考入南開大學歷史學系。因年屆而立，頗珍惜讀書的機會，課余時間在圖書館閱讀了《史記》《漢書》和《資治通鑒》的隋唐部分，尤其是被司馬遷《史記》深深折服，遂萌生了繼續學習中國古代史的意愿。我原本想報考先師楊志玖教授指導的隋唐史碩士，不料那年只招元史，于是聽取南炳文先生的忠告，考入楊師門下。畢業留校任教，又在職攻讀元史博士學位。我非常幸運的是遇上了博學卓識而又堪稱學界楷模的好導師楊志玖教授，有幸得到先師的耳提面命，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及《行省制度研究》等。尤其是跟隨先師學到從原始資料實證考據、鉤沉索隱、建構新說之法。這確實令我受益終身。在此前后，我拜讀唐長孺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和《三論》，非常欽佩且偶有效法。在理論著述方面，我還粗略讀過《資本論》第三卷和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等。我曾承擔劉澤華先生主持的“君主官僚政治”和“中華文化通志·社會階層制度志”子項目，又申報并完成教育部青年項目“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受到探研古代史的初步鍛煉。對兼治非元史的課題，楊志玖師抱寬容態度，我自己卻心懷忐忑。一次，去看望蔡美彪先生，向他匯報沒能專注元史，有些“不務正業”。蔡先生當即指點：這樣做也是正業。承蒙先師的寬容和蔡先生的鼓勵，我的心緒才踏實下來。20多年來，我招收元史和古代政治制度史兩個方向的博士生，尤其在指導秦漢以降政治制度史論文過程中，委實是教學相長，學到了許多東西。我還參加“富民社會”“農商社會”等學術會議，與師友同好切磋交流。我覺得：主攻元史與兼治中古史（尤其是與元代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相關聯的部分），相得益彰，既可自元史切入去融通綜觀古代史，又能用古代史視野去鳥瞰理解元史。對克服元史研究選題單調，也大有裨益。

21世紀初，我年屆花甲，打算在從事元史斷代研究的同時，稍多做一些貫通性探討。當時主要有如下考慮：第一，改革開放30年間，沖破“五朵金花”范式羈絆，斷代史實證研究呈井噴式發展，但斷代之間各自為戰、溝通偏少等問題日漸突顯，這無疑是史學繼續繁榮的一種障礙。實際上，無論是社會經濟抑或政治文化，往往會超逸斷代，呈現諸多的上溯或下延。而那些超逸部分，或許就是古代史研究的未知或薄弱環節。既重視斷代史基礎性研究，又超越斷代和融通古史，應是史學發展的迫切需要。第二，20世紀以王國維、陳寅恪為代表的大師前賢，兼具微觀考據和宏觀縱論的雙重功底，既能“沙里揀金”，又可“鳥瞰四海”，堪稱治史的垂范楷模。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其博通與橫通的取徑，同樣是對吾輩的鞭策。第三，就歷史學者而言，60歲左右學術積累有所增多，又兼自身專通“周折”及社會閱歷，兼做貫通性探討，既有可能，又是某種責任或義務。盡管史學發展日新月異，各斷代成果層出不窮，貫通探討常有風險，很容易“撞到他人槍口上”。但我愿意做一名探索者，在這條路途上，跌跌撞撞，蹣跚而行，又何嘗不是一種有益的磨礪？

海內外一些新方法和新研究動向，也曾給予我有益的思維啟示或方法論營養。前述法國年鑒學派和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的較多影響，以及傅斯年較早倡導“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自不待言。哈佛大學楊聯陞“擅長于融乾嘉考據、實證史學與社會科學為一體”，施堅雅關于中國市場體系的核心與邊緣結構說，等等，是為新方法。史樂民（Paul Jakov Smith）、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宋元明過渡說”，竺沙雅章的遼、宋、金、元“北流”“南流”說，“新清史”學者所持“滿洲”或內陸亞細亞自成體系說，王明珂對華夏與其邊緣共生互動的論說，等等，是為新研究動向。可以說，上述三組討論，多半是在海內外新方法和新研究的刺激啟發下的再思考，或者是對某些說法的回應批評。

涵泳其間，我有兩點體會：其一，較多從唐、元兩個斷代切入，既瞻前顧后，又左顧右盼，著意厘清上述三組論題的來龍去脈及各時期表現，努力把握政治支配與地域差異、族群關系的錯綜交織或相互影響，尤其重視地域差異與族群關系兩類考察相結合。通過多維度的融通探研，盡可能在中古史認知上有所推進。其二，不搞脫離實證的概念名詞推理演繹。即使是宏觀視野的論述，也要積極面對諸多史料的主次混存和繁復衍變，花大氣力辨識并運用普適性的典型材料，綜合考量其在“已然”和“所以然”邏輯鏈中的角色及與他者聯系。即或引入模式分析之際，依然立足史料實證，盡可能在理論思維與文本實證的會合疏通基礎上成一家之言。

說來也是巧合。楊志玖師曾撰《元史三論》，唐長孺先生曾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二者皆為論證精彩致密的傳世之作。如今我卻因政治、地域和族群三組問題的討論，襲用“三論”之名。冥冥之中，又像是先師、前輩的教澤汩汩而至，靈犀有通。我襲用的不僅僅是“三論”之名，更重要的是希冀承襲、弘揚先師立足實證、勇于探索、不斷進取的學術精神。果能如此，或許也是對先師當年精心教誨的最好回報和告慰。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作為一名古代史研究者，不僅要還原千百年前的真實故事，而且要用21世紀的眼光去聚焦原創新題，追溯探索疑難未知，精心解析疑難未知。融通古史，探索未知，并非易事，肯定會遭遇不少波折或失誤。即使偶有心得，抑或只是更接近歷史真實，未必就是歷史真實的全部，況且還會有新的未知。期盼同行師友和讀者隨時賜教，助我匡正失誤，在探索古史未知的道路上一步一個腳印，不斷攀登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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