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運歷史起步很早,北京周口店,舊石器時代的龍骨山遺址,人們發現了海洋生物骨骼,推測當時已有初步航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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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可見于書籍中的航海記錄,是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著當時從廣東沿海經東南亞到達“黃之國”和“已程不國”的航海圖。據考證,“已程不國”便是現在的斯里蘭卡。斯里蘭卡曾出土“半兩”錢,可以作為秦至漢初與中國實現經濟文化聯系的文物實證。
到了明代,更有鄭和下西洋,其中1405年7月11日的第一次出使西洋,鄭和率2.7萬多人,乘大船62艘。到如今,每年的7月11日確立為中國航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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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大海并不遙遠,也不陌生。
但是,自古以來,中國的海運就不發達。這種情況在明清尤為明顯。
政府對于運河的依賴日益增強,尤其是在糧食運輸方面,運河成了連接南北的主要通道。
如果我們仔細梳理線路,會發現:漕糧進京,京杭大運河的路線與海洋運輸的路徑幾乎沒有太大差別,就是距離也相仿。
朝廷寧愿選擇花大錢維護運河,而不投資海運,這是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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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漕工綁架帝國。
明清時期,運河已經發展成了一種重要的產業,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從漕工到朝堂。
道光四年(1824年)冬,江南高堰泛濫,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潰決。清江浦一帶,河道淺且不通,水船擱淺。無法通過河運糧食。
文孚提議"借黃濟運",結果黃河泥沙反將運河淤塞更甚;孫玉庭的"搶水"方案預算失控,預算竟比漕糧本身還昂貴;安徽巡撫陶澍提出的海運方案,不僅成功運糧抵京,還節省了36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江蘇省全年賦稅的三分之一。
這場海運的完美試水,促使道光皇帝試圖推行海運。但是,他的決定遭到了運河沿線的總督們紛紛反對,在"百萬漕工衣食所系"的魔咒前,海運無疾而終。
中國的漕運系統始于第一條運河邗溝,發展到明代永樂年間成型,是中國封建王朝通過官方組織的水路運輸體系。
明清漕運,每年南糧北運高達400--600萬石,巔峰時期直接依賴漕運為生者超百萬,包括12萬運軍、30萬纖夫以及無數造船工、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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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總督衙門作為"天下第一肥缺",控制著相當于朝廷年收入三分之一的漕糧調撥權。
清朝頒布停漕改折令前,維持漕運每年需投入600萬兩白銀,相當于北洋水師兩年軍費。
而早在明代,思想家袁黃曾測算:海運成本僅河運三分之一,陸運十分之一。更關鍵的是,海運能避開運河沿線層層盤剝,僅"浮收勒折"一項,每年就可為朝廷省下百萬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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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蜿蜒幾千里的人工水道,維系帝國命脈的運河,早已不是單純的水道,締造了史上最龐大的"水上公務員"體系。也成為一個吞噬白銀、豢養百萬漕工的龐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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