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盡一生的幸福，只為照亮黯淡千年的石窟

他在法國畫壇聲名鵲起，卻因為一幅畫冊而毅然回國；

他離開繁華都市扎根西北邊陲，一去便是大半輩子；

他的妻子為此棄他而去，他縱馬去追，卻因傷心絕望過度而墜馬昏厥。

為了他所守護的事業，大女兒中學輟學，成為他手下的“童工”；

他的兒子無人關照，留下深深的心靈創傷。

這片荒涼的西部大漠，貪婪地吞噬了他的青春、他的愛情、他一生的幸福，可他還是沒法離開。

他就是被譽為“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

敦煌莫高窟官方網站曾刊載一篇紀念他的文章——《信仰有力，敬畏無量》，其中寫道：

“對穿越時光而來的莫高窟而言，千年只是一瞬，但對于守護它的人來說，要做成一件事，可能就是一生，甚至是幾代人的傳承。”

從最繁華的法國巴黎到最荒涼的西北戈壁，從優渥幸福的藝術之家到妻離子散的人生悲劇，常書鴻燃盡一生的幸福，卻照亮了黯淡千年的敦煌石窟。

接下來，就讓我們走近那段歲月，看看這位“敦煌守護神”的傳奇故事吧。

一見敦煌誤終生

常書鴻，1904年出生于杭州。他從小就喜歡繪畫，但對宋元時期的文人畫并不感冒，而更喜歡偏寫實的歐洲畫，因此一直夢想著去歐洲留學。

1927年，他終于得到去往法國留學的機會。在赴法前，他和表妹陳芝秀結為連理。

第二年陳芝秀也來到法國，與他一起學習藝術。

常書鴻擅長油畫，很快就成為油畫大師勞朗斯的高徒，還連續四年奪取法國學院派最權威的畫廊——巴黎“春季沙龍”的金、銀獎。

而妻子陳芝秀擅長雕塑，在法國藝術界也是小有名氣。

后來女兒常沙娜出生，一家三口過著富足和美的生活。

然而，這種美好的生活卻被一次意外的邂逅打破了。

1935年秋，常書鴻在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翻開了一部畫冊——《敦煌石窟圖錄》。

一個全新的藝術世界就這樣猝不及防地進入了他的視野。

他從沒想過，在西方立體化的油畫之外竟然有這樣一種奇妙的傳統繪畫，只憑單線條的勾勒，就能散發出攝人魂魄的力量。

常書鴻像著了魔一樣地惦記著敦煌，很快他就決定回國了。

但當時國內戰亂頻頻，道路不通，去敦煌的條件并不成熟。他只好先在北平國立藝專任教。

剛一安頓下來，他就開始寫信，敦促妻子帶著女兒回國。

1937年，陳芝秀帶著常沙娜返回故國。

但當時正值抗戰爆發，山河動蕩，一家人剛團聚，就不得不踏上逃難之旅。

他們一路上躲避日軍空襲，差點被炸死。

直到抵達重慶后，一家人才安定下來。就在這時，家里又多了個成員——兒子常嘉陵。

但常書鴻始終沒能忘掉敦煌。

1943年，在梁思成和徐悲鴻的推動下，常書鴻當上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所長，歷經千難萬苦終于來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敦煌莫高窟。

在敦煌，常書鴻除了震驚于石窟藝術之美，也頓感身上的擔子之重。

當時敦煌石窟受破壞很嚴重，其中收藏的經卷、佛像被英、法、俄、日等外國強盜洗劫一空，許多珍貴壁畫被直接用化學膠帶貼走。

一些洞窟甚至住著人，墻壁被燒火做飯的炊煙熏得漆黑。

還有大漠的流沙堆積掩埋了不少洞窟，卻無人清掃……

常書鴻沒有被艱巨的任務嚇倒，他決心扎根于此，保護和研究敦煌藝術。

于是不斷給妻子寫信，希望一家人能夠在敦煌團聚。

陳芝秀終于被說服了，帶著一雙兒女趕來團聚。

他們來時正是冬天，一路都是銀白色的鉆天楊，枝干直指藍天，是那么的挺拔俊逸。

而那些遠看破舊不堪的石窟群，走近看卻滿是五彩斑斕的景致，美得讓人停止了呼吸。

安頓下來后，陳芝秀除了臨摹洞窟里的雕塑，還精心打理他們的小家。

對于飽經戰亂的一家人來說，現在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妻子離開，一生的傷痛

但這種愉快的日子沒持續多久，陳芝秀就開始和常書鴻頻繁爭吵起來。

因為敦煌的艱苦是她始料未及的，那里人煙稀少，滿目荒涼，還嚴重缺水，人們接一盆水擦臉、擦身、洗完腳之后還舍不得倒掉。

而且當地的水堿性很大，又苦又澀，連水杯上都是堿凝固后留下的白印。

還有一次，研究所有位同事得了急病，需要搭牛車走6小時才能抵達最近的醫院。

臨行前病人流著淚囑托工友：

“萬一我死了，不要把我扔沙子里，請務必把我好好地葬在泥土里啊！”

病愈后不久，他就辭職回內地了。

在常書鴻當上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時，就有位老前輩語重心長地對他說：

“這是個不易久居的地方，需要那些對藝術具有像宗教信仰一樣虔誠的人。

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從藝術寶藏中得到安慰與快樂，從而抵消孤僻生活帶來的苦悶。”

常書鴻的確是這樣的人，他一到敦煌便全身心投入保護和研究工作中，整天忙著整理壁畫，排沙修窟。

為了給洞窟安上大門，他還動員敦煌縣的官員、商人們做功德，搞捐獻。

此外他還得應對土匪和軍閥的侵擾，帶領工作人員輪流守衛石窟。

可他的妻子陳芝秀不一樣，她是個時髦的都市女郎，習慣了大城市的生活，實在吃不消敦煌的艱苦環境。

更讓陳芝秀痛苦的是，她已經皈依了天主教，信的是上帝。

之前無論是在北京、昆明還是重慶，她都堅持每周五去神父那里懺悔，每天早晚在圣母像前畫十字、做禱告。

但敦煌是千佛之國，沒有神父，只有神佛。

對神佛藝術，陳芝秀是無感的。

所以在遍布佛像的敦煌，她還是堅持在家中擺著一尊圣母像。

生活的艱辛讓陳芝秀日益痛苦，這座圣母像成為她唯一的慰藉，唯一的傾訴對象。

想想看，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卻孤身處于神佛間，找不到能有共同語言的人，內心會有多苦悶！

而作為丈夫的常書鴻卻完全忽略了妻子的痛苦，他一心撲到工作上，沒有時間照顧家庭，甚至工作不順心時，還會與妻子發生爭吵。

常書鴻與妻子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就在這時，一個叫趙忠清的國民黨軍官出現了。

他是陳芝秀的同鄉，共同的鄉音拉近了他們的距離。

趙忠清經常陪陳芝秀一起說話，時常在生活上幫助她，慢慢地走進了她的心里。

陳芝秀恨透了敦煌，把趙忠清當成了逃離那里的救命稻草。

終于，在1945年，陳芝秀拋下一對兒女，和趙忠清私奔而去。

常書鴻聞訊，縱馬去追時，已經趕不及了。傷心絕望之下，他在戈壁灘上墜馬昏厥。

堅守一生，生死不棄

妻子的離去讓常書鴻悲痛欲絕，可敦煌這座民族藝術的寶庫還亟待有人去保護和發掘。

因此，常書鴻堅持著站了起來，留在敦煌繼續未竟的事業。

妻子離開不久，常書鴻又迎來另一道晴天霹靂——國民政府宣布解散敦煌藝術研究所，研究經費頓時沒了著落，所里的研究人員也有了離開的心思。

常書鴻知道，要是自己也離開了，敦煌石窟必將遭到滅頂之災。

于是，他帶著孩子四處奔走，先后在蘭州、重慶舉辦敦煌藝術展覽，努力讓人們意識到敦煌的重要性。

最終，在常書鴻的努力下，敦煌藝術研究所得以維持下去，還得到了更多人員、資金支持。

常書鴻滿載而歸，帶著招募的研究人員和新購置的設備回到敦煌，繼續投身莫高窟的保護和研究事業。

為了敦煌，以往文弱敏感的藝術家，化身勇敢堅韌的“守護神”。

而在常書鴻將自己的青春年華和愛情都奉獻給這片大漠時，不知不覺中，他的兒女也為敦煌事業犧牲了自己的人生。

妻子離開后，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不得不退學照料年幼的弟弟常嘉陵。

不僅如此，她還要幫忙臨摹壁畫，成了研究所里的一名“童工”。

后來，常沙娜意外得到一個機會，奔赴美國留學，偌大的石窟就只剩下常嘉陵一個小孩。

大人們忙于工作，無暇照顧他，他便經常獨自一人在各個洞窟中游蕩，困了就在漫天的飛天花雨中睡去。

常沙娜學成歸國后才悲哀地發現，弟弟郁郁寡歡，他的人生已被這片戈壁悄然吞噬。

此后數十年間，常書鴻年復一年地帶領著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投身那片無人問津的大漠，默默無聞地堅持著研究工作。

直到1962年，著名作家徐遲發表了報告文學《祁連山下》，人們才了解到在那些艱難歲月里，常書鴻為保護敦煌莫高窟做出的巨大貢獻。

常書鴻晚年時，有位朋友問他來生之事，他說：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但如果真能再一次來到這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他還說：

“我的佛就是莫高窟，我的至愛就是莫高窟！”

1994年，這位敦煌的守護神離開了人世。

在最后一刻，他留給后人的，是一個慈祥而安寧的微笑。

人們把他葬在莫高窟對面，遙遙相對的是九層樓檐下的鐵馬風鈴，隨風叮咚。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它曾輝煌過，也曾被遺忘而歸于黯淡。

它無情地吞噬著常書鴻的青春、愛情乃至一生的幸福，但他還是無法離開，因為總有一些事情，值得用一生去守護，去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