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大赦功能的傳承演變

唐宋時期的大赦，又稱“恩赦”、“赦降”，是朝廷對犯罪人免除或減輕其刑罰以及給與官員賞賜、百姓蠲免債負的制度。唐宋時期制定的赦書是大赦令的載體，也是法律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事實上的一種法律形式。特別是宋代，歷朝立法大都有整理赦書的活動，編修成《赦書德音》頒布執行。

唐安史之亂后，政治和社會問題不斷涌現，唐朝廷企圖借助大赦，以整飭行政。皇帝頒布的大赦內容，除了減免罪刑、賞賜、蠲免外，申禁處分的內容逐漸增多，成為唐后期大赦的一個突出現象，如唐昭宗《改元天復赦》有關申禁處分的內容有：

……自今以后，畿內軍鎮不得擅于要路及市井津渡，妄置率稅雜物及牛馬豬羊之類，其有違犯者，有人糾告，以枉法贓論之。諸鎮縣節度級及諸津渡訪聞，每年興販百姓廣有邀求，致令滯停，切令兩軍、京兆府差人覺察，顯行痛斷。都市之內屋宇未多，聞浮造之人，常須更出地課，將期招葺，宜有指揮。應諸坊于公私地內浮造屋宇，每月地課，不得更有收征。……其兩軍元造曲，制下后便勒逐斤減價，六月三十日已前貨賣官曲，其私不得更貨賣，至七月一日以后不得更賣官曲之限。……其傳典賣奴婢，如勘問本非賤人，見有骨肉證驗不虛，其賣主并牙人等節級科決，其被抑壓之人便還于本家，委御史臺切加察定。其天下州府，如有此色，亦仰本道觀察、防御、刺史各行條制，務絕沉冤。（卷五《改元天復赦》）

這次大赦包含了多項申禁內容，非常詳盡，是唐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大赦令。

入宋以后，大赦的申禁職能是否為宋代所繼承，成為學界的一個疑問。事實上，唐大赦的申禁職能被延續了下來，同時大赦制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一、大赦申禁功能的傳承

入宋后，大赦的申禁功能有所減弱，從傳世不多的較為完整的宋大赦材料來看，整體不像唐后期大赦文那么冗長繁雜。宋代南郊赦文的內容通常也不像唐代南郊赦文那樣，事無巨細，無所不包，總體來說趨于簡略，這與宋代中央專制集權統治得以強化不無關系。對于日常國家政策，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頒布執行，無須都借用大赦的形式去完成。然而簡略中，仍包含有申禁內容，如宋仁宗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頒布的《蝗旱后赦天下制》曰：

可赦天下……在京諸班直諸軍，并特支賜，災傷地分，欠去年夏秋稅及借種貸糧，悉與降放，今年夏稅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萊、濰、密、衛、青州，免十之四，仍不得折變及支往他處。欠負物色，未得依限科校，候豐熟日漸次催納。修造上供，追集百姓工匠，有妨農業，并令權罷。

赦文規定“仍不得折變及支往他處”及“修造上供，追集百姓工匠，有妨農業，并令權罷”等皆為申禁內容。又如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欽宗即位大赦云：

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其余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應諸路人戶所欠今年夏秋租稅及送納錢物，并自來倚閣稅物，并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并仰招誘歸業。

應今日以前天下諸色欠負，并令逐處依今年冬祀赦書例，疾速保明聞奏。今來邊之際，諸路州縣應有合行寬恤事件，仰逐路帥臣監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訖奏。

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坐今來赦宥，招誘歸業，如愿在軍者，許諸軍內安排給與衣糧。

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處并禁樵采。如祠廟破損，令逐州以系省錢修葺，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隳壞。

欽宗即位大赦雖簡，但備載了11條大赦規定，內容涉及豁免罪刑、推恩施賞、蠲除逋欠、申禁飭戒，頗具典型意義。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一日即位大赦，共計73條赦文，可以稱得上是宋代條文最多、涉及面最廣的大赦令。其中事關申禁飭戒的條款有：

訪聞自來赦書所放逋欠，轉運司及州縣迫于調度，依舊催納，至民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語，甚失朝廷寬恤愛民之意。今來大恩與常赦不同，兼務節用，可以裕民。如監司州縣輒敢故違，巧作名目，依舊科抑，被科人戶越訴，其官吏當重行貶竄。

應近年以來，州縣緣應奉之費用度窮迫，至有前期括借民間二稅、免役坊場課利等錢，顯是違法。自今須管依條限催納，不得預借。

祖宗以來，天下上供，委有常數。自熙寧后因臣僚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取索轄下應于（干）、見今上供物數，開具祖宗舊制及熙寧以后增添數目聞奏，當議并行裁損，以紓民力。

諸路常貢之內，有時新果味之類，所在因緣貢奉外，取索多歸空庫，更有饋送，騷擾為甚。仰禮部勘會，除緣天地宗廟陵寢供獻所須外，余并罷貢。

自崇寧以來，州縣困乏，拋買上供綱運，取辦民力，或以和雇為名，科差鄉夫，般擔挽運，極為騷擾。自今后并不得以和雇為名，科借鄉戶，以代兵役。州縣故違，或監司強抑州縣應副者，并許人戶越訴，當議重行竄黜。

高宗即位大赦是在北宋遭遇滅頂之災、高宗父兄被擄掠的非常背景下頒布的，所以內容特別繁雜和詳備。岳珂《愧郯錄》卷一二《開禧復泗州赦》載：

應泗州見禁罪人，除犯劫謀故斗已殺依法，余雜犯死罪以下并放。

應本州民間合納租可與放免三年。應本州民戶并特與賑給一次，合用錢米申宣撫司支破。

應本州居民屋宇曾經焚毀者，官為日下修蓋，內無己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毋令暴露。應本州居民遺下屋業田土，限一季許元主召保識，指實給還，限滿無人識認，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勘會今來本州歸正、歸附等人，曾授偽命，赍到付身并令有司依格換給，更與轉官，已換給者，與添差差遣，若人材卓異委堪任使，即仰守臣具名實來上，當議旌擢。

應本州屯守官兵等人并特與犒設一次。

應本州父老，令長吏致問，優給錢酒，年九十以上者，給賜束帛，百歲以上特與官封，婦人與封號。

應本州神祠感應者，仰守臣日下契勘具靈驗事跡申宣撫司，備申三省、樞密院，特與初封，已封爵者，更與加封，內廟宇損壞如法修葺，仍嚴潔致祭。應本州內忠臣義士，并與表式墳墓。

除了減免刑罰及推恩、慶賞外，赦文規定“應本州居民屋宇曾經焚毀者，官為日下修蓋，內無己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毋令暴露”。“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皆與申禁旨意相符。總之，唐后期大赦的申禁職能為宋代大赦一直沿用。

二、南郊、明堂大赦制度的完善

在唐代，雖形成三歲一郊祀之制，但并未形成定期南郊大赦制度。經過五代發展，南郊大赦制度逐步固定下來。同光二年（924年），唐莊宗頒南郊大赦，《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載：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應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

應自來立功將校，各與轉官，仍加賞給。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御、刺史、軍主、都虞候、指揮使，父母亡歿者，并與追贈，在者各與加爵增封。諸籓鎮各賜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號。留后、刺史，官高者加階爵一級，官卑者加官一資。

應本朝內外臣僚，被朱氏殺害者，特與追贈。

應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禁工人熔錢為銅器，勿令商人載錢出境。近年已來，婦女服飾，異常寬博，倍費縑綾。有力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繡，宜令所在糾察。

應有百姓婦女，曾經俘擄他處為婢妾者，一任骨肉識認。男子曾被刺面者，給與憑據，放逐營生。召天下有能以書籍進納者，各等第酬獎。仰有司速檢勘天下戶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憑條理，以息煩苛。”

是日，風景和暢，人胥悅服。議者云，五十年來無此盛禮。

這一南郊大赦在當時兵荒馬亂之際具有重要意義。所謂“五十年來無此盛禮”，道出了人們對此大赦的認同。這一大赦有免刑，有推恩，有申戒，特別是對被朱溫殺害的唐朝官員家屬的厚恤，釋放被販賣為奴婢的良人百姓，實在是人心所向。后唐通過南郊大赦，蕩滌亂像，穩定人心，起到了鞏固政權的作用。

周世宗顯德元年（954年）三月頒布大赦令曰：

兩京及諸道州府人戶所欠去年秋夏稅租及沿征物帛，并與除放……內外見在文武職官、致仕官及諸軍將校，并與加恩。

化理之本，孝弟為先，茍或虧違，實亂名教。其有士庶之內，兇率之徒，不順于父兄，不恭于尊長，狂悖難狀，訓誨莫從，親族容隱而不言，里巷畏避而不告，傷風敗俗，莫甚于茲。今后或有不孝不義之人，違戾尊長，喧悖毀辱，及父母在異財別居略不供侍，如此之輩，不計官宦軍人、百姓之家，宜令御史臺及本軍本使所在州縣廂界彈舉覺察，如或容縱，不切檢舉，罪有歸處。

此大赦令，除蠲免、加恩外，還有強烈的申禁處分內容。

自五代始，每三年南郊大祀，祀畢行赦，遂成定制。宋龐籍奏言：

臣竊見南郊禮畢行赦且禮行于郊，而勸賞、賜赦者，古之人無有也。……有唐兵興以來，事天之祀，歲或廢之。迄于五代，三年之行，還必大賞，所以勞衛兵也；必大赦，所以蕩亂獄也。然則所賞既大，不可以歲舉，故必三載而躬祀也。圣朝承五代之弊，興千齡之統，應變以制事，酌中而立治，遠遺前古之法，近擇后王之跡，是以間歲報本，就陽位而展禮，一朝錫福，御端闈而行赦。慶賞二柄，行慶之道也。

五代前后總計50余年，換了13個皇帝，政權更替頻頻。那些登上皇位的統治者，無一不是靠著軍權的掌控才得以黃袍加身，所以每每進行南郊大祀，行赦加賞。企圖通過頻繁的郊赦行賞，籠絡軍隊，清理獄政，以穩固政權。宋政權也是靠兵變建立的，五代郊赦行賞的做法自然被宋政權所承襲。宋人云：“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并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賜諸軍賞給，遂以為常。”宋大體三年一郊祀，祀畢行赦，成為國家固定制度，賜賞軍隊成為郊赦的一項重要內容。

宋每次大赦，規定的內容不盡相同，通常都有各自的側重點。紹興九年（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議后，宋大赦天下，赦文曰：

……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并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

應陜西掌兵官，昨緣撫御失宜，致有離散，非其本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

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偽命得解者，并與理為舉數。

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

應兩淮、荊襄、川陜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并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并與犒設。

張邦昌、劉豫僭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并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并與敘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偽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并放逐便，未經敘用者，與收敘。

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并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絹，每匹特免一貫文。

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并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這一大赦文內容主要為推恩、免罪，然申禁條款闕如。下面將唐宋時期南郊、明堂大赦作一統計：

唐宋南郊、明堂赦統計表

與唐相比較，宋代大赦制度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南郊、明堂大赦的固定化。縱觀唐代皇帝親祀南郊行大赦，始于武則天，先后有過二次。唐玄宗、唐德宗時期分別有過三次、四次南郊赦，其余各朝皇帝，或僅有一次南郊赦，或最多二次南郊赦，中宗有過一次。從上表可以看出，宋代南郊赦次數遠多于唐，宋帝親祀南郊，還京必大赦天下。南郊大赦成為宋代大赦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制“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如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仁宗《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云：

其今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并特支，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

這一事例表明，宋三年一郊，郊必大赦，大行慶賞，已成慣例，即使一時無法行南郊大禮，但慶賞卻不會因此而中斷，照常實行。

除南郊赦外，明堂赦也是宋代大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趙升云：“京城之外大祭祀，皆謂之郊祀。如三歲南郊圓丘大禮，如昔時北郊祀后土皇地祇。明堂則就內中，謂之明堂大禮。”唐明堂大赦，始于武則天，“永昌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然終唐之世，明堂大赦僅見于武則天與中宗二朝，其余唐帝未見行明堂大赦。唐明堂赦雖很少，但仍有申禁職能，中宗神龍元年《親祀明堂赦》所載，除了減免刑罰、推恩外，也有申禁內容：

如聞天下諸觀，皆畫化胡之變，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尊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后十日，并除卻，有故留者，即科違敕罪。其化胡經，先有明敕禁斷，如聞在外，仍頗流行，自今諸部化胡經事，及諸凡說化胡事處，并宜除削。

在外百姓之家，百兩未行，二親俄殞，停哀之際，便即成婚……敗俗傷風，莫過于此。自今后宜令懲革。

唐之明堂赦與其他大赦一樣，亦具布告天下、令行禁止、移風易俗之功能。

至宋，明堂大赦被承襲了下來，已成為固定制度，宋先后41次行明堂赦。如熙寧四年九月辛卯，神宗大饗明堂后，“御宣德門，大赦天下，本朝嘗任中書、樞密院官及節度使、勛臣之家，后嗣無人食祿者，量材錄用；無子孫者，錄有服弟侄。”元豐三年九月，神宗大饗明堂，御宣德門大赦，“民欠元年以前二稅、免役、常平息錢，及在京免行月納百錢以下者，皆除之”。宋代明堂赦制，繼承唐代赦制，亦具有減免刑罰、推恩和申禁的功能。

三、大赦功能的評價

大赦因其頒布的范圍廣、時效快，唐末以來遂成為朝廷推行行政命令、解決社會疑難問題的重要手段。對于大赦，唐人云：“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將大赦令視作皇帝取信于天下百姓的重要手段。無獨有偶，宋人也是如此奉行的。歐陽修曾云：“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神宗曾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訟獄；茍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于天下。其申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南宋大理卿王尚之奏言：“近以民間詞訴，官司按劾多有連及赦前事者，復送有司根勘。如此則與不曾經大赦無以異，非所以示信也。”前文所謂“國家大信”，“使吾號令不信于天下”，“非所以示信也”，說的都是大赦令的公信力。換言之，朝廷重大政策，通過頒布赦令的形式貫徹執行，并以此來獲取天下百姓的認同。

大赦還有一個重要功效，因其公布對象的廣泛性，常帶有監督官吏依法辦事的內容，例如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即位大赦令第29條載：

訪聞自來赦書所放逋欠，轉運司及州縣迫于調度，依舊催納，至民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語，甚失朝廷寬恤愛民之意。今來大恩與常赦不同，兼務節用，可以裕民。如監司、州縣輒敢故違，巧作名目，依舊科抑，被科人戶越訴，其官吏當重行貶竄。

大赦令是要公布于天下的，對于赦書中各項命令，官吏不敢違犯，以免被人越訴治罪。這種監督功效因而十分顯著。

赦書與法令規定之間，有時會發生抵牾，一般而言，大赦的法律效力高于常法。但如果一味照赦書要求去做，有時會影響到大赦的整體效果。南宋侍御史張釜奏言：

國家三歲一郊，霈曠蕩之澤以幸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與令甲抵牾者有失參考。乞預飭省、部，令將各按具到赦文內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見行條法，法意寬而條或從窄，則改定赦文，令舍窄而就寬；赦文本寬而法或從窄，則明載赦書，令舍法而從赦。毋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以傷恩，如此，則國家曠蕩之澤不為虛文。

張釜的建議被朝廷采納。所定原則為就寬不就窄，赦文寬，從赦文；法令寬，則從法令。這樣就把赦書規定與法令有機地統一起來。

由于赦書頒布的頻繁，宋代在修纂敕令格式時，通常要將已經頒布的赦書、德音進行整理，刪修為具有指導意義的法典。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五月一日，“以皇太后疾，赦雜犯死罪已下”，“應有配流人及流貶官在邊遠處者，并與移置近地。如見在近地者，不在更移之限。所有移置處所申奏取裁。應配流人除刺面及曾任職官人別行指揮外，其余不刺面及配役婦人，并放逐便。其后《赦書德音》，約此著條。”宋太祖的大赦令后編入正式的法典《赦書德音》。從此將大赦令進行整理，編纂入《赦書德音》，遂成為一項制度。如太宗淳化修編敕時，編有《赦書德音目錄》五卷。咸平元年編有《續降赦書德音》一卷。天圣修編敕，修有《赦書德音》十二卷，慶歷修有《續降赦書德音》三卷，嘉祐修有《續赦書德音》二卷，熙寧、元祐、政和、紹興年間都修有《赦書德音》。《赦書德音》成為宋代法典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紹圣四年（1097年）哲宗詔云：“元祐赦文‘戶絕之家官為立繼’指揮勿行。”哲宗為何下詔取消元祐大赦中的有關規定？究其原因，在于赦文一經頒布，其中的命令具有不可違抗的法律意義，并具有普遍適用性。故宋歷朝都有編纂《赦書德音》的立法活動。赦書中某些規定的廢罷，也必須由皇帝頒布詔書來實現。

大赦令具有巨大的政策包容性，“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它承載了國家重大政策信息的發布重任，除了減免刑罰、推恩施賞外，還發布國家申禁處分信息，以便及時調整社會關系。這是唐以來國家運行機制的一個顯著變化。大赦令文發布的空間和范圍是一般詔敕所不能比擬的。宋規定：“《赦書德音》，州以黃紙印給縣鎮寨鄉村曉示。”“諸被受手詔，士庶應合通知者，并依《德音》宣示于眾”。這里的《德音》指大赦令。可知宋代的大赦令是要宣示于眾的。大赦令的受眾為普天之下所有人，不分罪犯、平民、官僚、男女、老少。

宋代由于頻頻行赦，使得大赦的原有權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這種狀況到了南宋較為突出，《文獻通考》卷一七三《刑考》云：

（紹熙五年）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親）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后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于黃牒前云。蓋前所未有。

所謂朝廷指揮，是指政府行政命令。宋規定“諸翻錄赦書、德音，其紙用黃”。赦文以黃紙印制頒下，其規格是最高的。而行政命令只能用白紙。在規章制度上，赦文的公文等級高于政府行政命令。在以往宋代政治社會中，用白紙書寫的指揮是不能與赦文同時頒布的，而寧宗紹熙五年明堂赦文破天荒與政府行政命令同時頒布于天下，反映出南宋中期大赦泛濫的趨勢。（節選自《云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