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數字經濟，前景為何不妙？

賽格特約作者 張同 余紹清

4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讓越南從貧困國躍升為制造業新秀，也讓它盯上了數字經濟的下一波紅利。

然而，人才短板、人口拐點、制度管控三重困境，讓這場雄心勃勃的數字化轉型更像是一場高風險豪賭。越南能否跨過這些門檻，關系到它是迎來新騰飛，還是面臨“未富先老”的困境。

越南胡志明市 圖源：視覺中國

從廢墟到騰飛：承接溢出、精兵簡政

50年前，越南戰爭硝煙散盡，留下了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

戰后，越南一度試圖徹底清算私營經濟、推行高度計劃經濟制度、實行配給制與統購統銷，結果短缺與饑荒并存。

到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的衰落減少了對越南的援助，由此，越南的經濟困境也進一步加劇，年通脹率一度飆升至454%，全國一半人口陷入貧困狀態。

1986年，領導層的更迭為越南帶來轉機，“革新開放”（Doi moi）正式實施，私營經濟合法化，市場機制被引入。自此，越南開始了向全球經濟體系融入的征途。

越南革新開放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給予很大的稅收優惠，具有吸引力的土地政策等，讓越南的經濟發展更加活躍，外資樂于吃到越南的政策紅利。

加入東盟自由貿易區（1995年）、簽署美越雙邊貿易協定（2000年）、加入WTO（2007年），此后，東盟又與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簽署了更多協議。2018年，修訂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正式生效，推動越南經濟迎來高速增長。

2010年以來，越南GDP年增長率至少達到5%，憑借快速的經濟增長，越南也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一躍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1985年，越南的人均GDP僅為230美元，而2024年則增長了二十倍之多（4700美元），這一成就甚至超過了同期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

新任總書記蘇林（To Lam）上臺后精兵簡政，裁撤5個部委、撤銷全國705個縣一級行政架構，并計劃將省份數量從63個減少到34個，一次性削減10萬個公務員崗位，同時承諾減少30%的行政審批環節。

這種“瘦身”不僅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更是為了釋放私營經濟活力。他的目標是將私營經濟占GDP比重從目前的50%左右提升到70%。

中美博弈的受益者：供應鏈轉移與中高端產業起步

貿易關稅、科技封鎖、投資審查等手段，促使跨國公司加快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越南正處在這一歷史機遇的中心，成為電子、服裝、家電、家具等領域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是全球供應鏈重構的直接受益者。

2007年至2024年，越南出口總額翻了8倍，達到3850億美元，增速遠高于鄰居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尤其是在電子產業，越南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的智能手機、電腦組裝中心。三星、蘋果的供應鏈企業紛紛在越南布局工廠。

當然，跨國企業選擇越南，除了勞動力成本較低，還看中了它與東亞核心零部件生產國（中國、韓國、日本）的地理接近，以及與歐美市場的貿易協議優勢。

越南是東南亞少數既加入CPTPP，又與歐盟、英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經濟體。這意味著越南在對外貿易中享有顯著的關稅優勢，可以無縫進入北美、歐洲和亞太多個主要消費市場。

“革新開放”后，越南開啟了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2007年越南加入WTO，此后外資大規模流入，如今其工業產值中的一半由外企創造。

對于依賴出口的越南而言，這種制度紅利，不僅能緩沖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沖擊，還能吸引更多外資將越南作為“全球出口跳板”。

在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這一制度優勢尤為重要。例如，越南對美出口若因關稅受阻，企業仍可通過CPTPP框架下的其他成員國市場消化部分產能；同時，與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合作，不僅是貿易，還涉及技術轉移、人才培訓和投資資本流動。

但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制造業90%以上的崗位是低技能工種，單位工時產出要比亞洲中上收入國家平均低37%。越南本地企業在跨國企業的本地采購比例，是東亞和東南亞最低的，大部分零部件依然要從國外進口。

三星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其位于河內附近Pho Yen的工業園區，雇傭16萬名工人，生產全球大部分的三星手機。但其核心供應商里沒有一家越南本土企業，所有零部件都來自中國或者韓國。這也反映越南在全球技術擴散背景下的缺陷。

越南政府深知，如果不能實現產業升級，隨著工人工資的提高，低端制造的比較優勢將很快喪失。為此，越南提出要防止“只做組裝、不學技術”的陷阱。越南批準了對研發投入的稅收減免，并鼓勵外資與本地企業合作進行技術開發。

相比馬來西亞和泰國，越南的外資依賴度更高，但本土配套產業更薄弱；相比印尼，越南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更穩定，但市場規模較小。這種結構既是優勢，也是隱患。

“國家安全型”的數字化路徑

此外，越南政府已將數字經濟提升為國家戰略核心。

2020年，越南發布了《2025年國家數字化轉型規劃》（展望2030年），其中重點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和國內企業產能。越南預計，到2025年，其數字經濟將占GDP的20%，到2030年將占GDP的30%。這一目標涵蓋了數字金融、智慧城市、跨境電商、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領域。

越南范明政總理特別強調：“以特殊待遇吸引科技核心人才”，他在發言中指出，“領導要做‘總工程師’，干部要做‘數字公民’”。

根據 e-Conomy SEA系列報告（由 Google、Temasek 與 Bain & Company 聯合發布）中的數據，越南被認為將在未來多年成為東南亞互聯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2024年9月20日，美國商務部官網發布的《越南商業指南》稱，到 2030 年，越南數字經濟市場規模或達 900–2000 億美元。

目前，胡志明市和河內已成為創業活動的主要集聚地：在線教育平臺如Topica在東南亞市場具有一定知名度；支付和電商平臺MoMo、Tiki活躍在移動支付與電商領域；一些為跨境電商提供定制化服務的物流科技初創公司，直接對標新加坡的同類企業。

這樣的創業氛圍也說明，越南在數字經濟上并非“零起步”，而是在學習制造業承接經驗的同時，探索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建設中的“西貢硅谷”，越南政府在2021年吸引了26億美金，目標到2030年數字經濟占GDP40%。

值得注意的是，與新加坡或印尼的“市場主導型”不同，越南的數字經濟模式更接近一種“國家安全型”數字化路徑。

越南首個“超大規模”數據中心由軍方背景的越南電信Viettel建設，而非由國際云計算巨頭亞馬遜或阿里巴巴；AI與半導體研發中心則由越南國內科技集團FPT承建，但該集團即將由公安部控股。

這種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雖然能確保數據安全和政治穩定，但也意味著民營資本在關鍵數字基礎設施中難以占據主導地位。這種格局在短期內有利于國家戰略部署，但長期可能喪失市場的多樣性以及限制市場創新的速度。

雖然國際投資機構普遍對越南數字化未來持樂觀態度，理由是其互聯網用戶群體年輕、移動互聯網普及率高、宏觀經濟環境穩定，但也有分析也指出，越南的互聯網滲透率在東南亞并非最高，其數字人口的規模仍落后于印尼、菲律賓等大國，而且本土互聯網公司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有限。

換言之，越南在數字雄心與現實基礎之間，還存在一段需要跨越的“能力缺口”。

難以邁過的三道“硬門檻”：人才、人口與制度

越南數字戰略首先受制于人才短板。從制造業升級到數字經濟，關鍵是工程、軟件與芯片等復合型技能，但越南在高等教育質量、產學結合與人才回流三方面同時偏弱。

越南并無世界一流大學，其頂尖院校的排名也低于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同類院校。且多數高校受國家主導，課程受意識形態的審查，有越南學者指出，其工科學生最多要把四分之一時間用于政治理論課，專業訓練被“掏空”。可以明顯看到，越南的人才培養水平落后于其他亞洲國家。

就其雄心勃勃想要打造的半導體產業來看，目前約有5000名芯片工程師，但到2030年，僅芯片設計就需要15000名，封裝/組裝工人需要10000名，人才缺口巨大。而落后的教育水平，使得高校與企業之間缺乏系統化的實習與聯合培養機制，加劇了人才的斷檔。

此外，制造端也不樂觀。正如前文所述，90%以上制造業崗位屬于低技能工種，產業向中高端升級的動力不足。

在這種供給結構之下，這些意圖發展數字經濟的企業很難有充足的人才供給。本土創業公司雖活躍，但規模化與技術深度受限，難以在AI、半導體、工業軟件等領域形成“平臺級”的技術突破。

第二道門檻來自人口拐點，面臨“未富先老”的困境。經濟學家研究預計，越南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30年前后見頂；屆時青年人口的占比將會下滑，且目前“數字原住民”規模偏小，既影響數字產品需求側的擴張，也抑制供給側的創新活力。

雖然工人的工資在上升，但產業尚處于組裝環節，一旦失去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能力未能及時提高，越南將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分析認為，越南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將在未來幾年顯著上升，預計到 2029 年將比當前再增加 48%。

這意味著越南很可能出現“對勞動密集型制造過貴、對技術密集型產業不夠強”的“雙重擠壓”格局，既難以留住低端制造，又尚未具備高端產業全面承接能力。

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鏈瞄準了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國家

人口的“量”與“質”的雙重壓力，會直接體現在數字經濟的滲透率、活躍用戶規模與付費能力上，將會延緩本土數字巨頭的誕生。

第三道門檻最為關鍵，正如前文所述，其數字基礎設施和平臺層由國家/軍方主導，不可避免地會限制市場的活力。

而在電力、網絡與平臺監管方面，也并不樂觀。國家對互聯網的審查與對科技企業的“緊箍咒”并行，使得數據、算力與平臺生態難以形成充分競爭的市場選擇，直接影響云計算與AI等新型生產力的迭代速度。

當然，問題不止在于“所有權”與“誰來建”。越南電力系統不夠穩定也是個大問題，加上能耗指標的收緊，面向AI/大模型的算力中心難以獲得可預期的擴容路徑。此外，數據跨境與商用合規機制不透明，跨境SaaS與跨境電商平臺便難以做大。這些都是擺在眼前的困境。

可以看到，越南過去四十年的在經濟上的發展，源自承接中國制造業的外溢+多邊貿易的開放，但隨著數字時代的來臨，產業結構的升級，將考驗的是“人—技—制”的協同演進。

如果越南的勞動力與教育水平仍止步在低技能，在人口紅利消失后，越南將會在“未富先老”中放慢經濟增長的腳步，甚至被后來者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