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豐水期向四川“反向輸電”，釋放什么信號？

8月4日晚，一場反常的電力調度悄然完成——重慶向四川輸送了 100 多萬千瓦電力。

重慶作為西部唯一的能源凈輸入省市，卻在豐水期向全國水電第一大省四川反向輸電。意味著，重慶的能源角色正在發生顛覆性轉變。

另一個故事幾乎同步上演：7月，賽力斯與寧德時代以 “廠中廠” 模式深度合作。

過去重慶雖是全國重要的新能源汽車基地，卻難以吸引足夠的動力電池企業落地，產業鏈上這塊關鍵短板始終未能補齊。如今頭部電池企業的產線直接嵌入整車工廠，這般協同過去幾乎難以想象。

這兩個看似無關的場景背后，是 “疆電入渝” 工程帶來的系統性變革。自6月10日投產以來，該工程每年可向重慶輸送 360 億千瓦時電能，占2024 年全市用電量近四分之一。川渝電網的 “反向輸電”，便不再是偶然。

對重慶而言，“疆電入渝”不僅是電力保供的“壓艙石”，更是產業躍遷的“催化劑”。該項目綠電占比達70%。綠電的核心價值不僅是“替代傳統電力”，更在于重構產業的碳競爭力。

它不僅降低了動力電池生產的高耗能成本，還幫助寧德時代滿足國際市場的 “綠色準入” 門檻，讓 “重慶造” 新能源汽車在沖擊歐美市場時更具優勢。

川渝能源角色反差的深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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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川渝能源互動有著清晰的 “慣性劇本”：四川豐水期當 “供血方”，通過水電支援重慶，每年向重慶供電 200 億度；重慶枯水期當 “受援方”，用火電勉強回補，每年年均送電量僅5億至8億度。

但8月4日的 “反向輸電” 打破了這一劇本，而現象背后，是兩地能源結構的固有短板與 “疆電入渝” 帶來的格局重構。

四川的能源困境，始終繞不開 “水電依賴” 與 “外送剛性” 的雙重約束。自用和外送矛盾加劇。

四川作為青藏高原江河奔流入川形成的 “水電富礦”，四川水電裝機量達 1 億千瓦，占全省電力裝機七成以上、全國水電裝機 23%，看似手握能源王牌，卻因 “一電獨大” 的結構暴露致命脆弱性。

2022 年 8 月的極端高溫干旱，將這種脆弱性推向極致：上游來水驟減，額定容量 8000萬千瓦的水電設施，實際出力腰斬至不足 4000萬千瓦；而同期四川瞬時用電負荷飆至 6500萬千瓦，2500萬千瓦的供需缺口逼得工業停產、居民限電，“靠天發電” 的短板暴露無疑。

更棘手的是，四川作為 “西電東送” 核心電源地，向家壩、白鶴灘等大型水電站的電力消納由國家統籌分配，即便自身告急，外送履約也不能停 —— 且這一任務還在持續加碼：2024 年外送電量1788 億度，比2020 年外送電量1300億度，增長超37%，年均增速約8.2%，近三分之一的發電量需向外輸送，持續擠壓本地用電空間。

與此同時，隨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推進，四川用電需求增長迅速，2024年四川全社會用電量突破 4000 億度，較2020年的2865.2 億度年均增幅達8.8%，外送與自用的矛盾愈發明顯。

更嚴峻的是，2030年后四川水電開發將基本見頂，火電發展空間受限，供需矛盾只會更尖銳。

為填補電力缺口，四川近年轉向外購電，2024年外購電規模首次突破百億度。同時加速推進跨區電力互濟，推動 “隴電入川” 工程盡早核準開工。

反觀重慶能源對外依存問題尤為突出：以2024年為例，重慶市外購電量292.1億度，占全社會用電量的 20.8%，來源包括四川、西北和三峽新增電。新增電力主要依靠市外輸入，電力保供形勢嚴峻。

深究根源，重慶先天存在 “貧煤、無油、少水、有氣、弱風、光差” 的能源稟賦不足 —— 作為西部地區唯一的能源凈輸入省區市，重慶長期處于 “需外購電力才能維持供需緊平衡” 的狀態，屬于典型的受端電網。

受西南工業重鎮發展的驅動，重慶用電壓力近年持續攀升。2024年重慶全社會用電量達 1612.6 億度，較2020年的1186.5 億度增長 35.9%，年均增幅約 8%，其中2024 年增速更是飆至11.0%。傳統工業與新興產業的用電需求疊加，與能源稟賦的短板形成尖銳矛盾，進一步放大了對外購電的依賴風險。

而重慶應對這一困境的思路，遠比當下更具前瞻性 —— “疆電入渝” 的布局可回溯至 2010 年：重慶率先提出建設準東 - 重慶 ±11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計劃由新疆電力公司負責工程建設、重慶全額接收電力。這種 “提前鎖定外部能源供給” 的主動規劃，既體現出重慶對自身能源短板的清醒認知，更凸顯出應對未來用電壓力的緊迫性。

正是這份早年間的遠見與當下的能源困境疊加，讓 “疆電入渝” 工程的投產更具破局意義：每年360億度的穩定輸入，不僅補上重慶近四分之一的用電缺口，還與川渝1000千伏特高壓交流工程形成互補：前者強化火電與新能源互濟，后者保障水電消納，增強能源安全韌性。

在此基礎上，重慶以打造 “西電東送” 能源配置樞紐為目標，謀劃藏電、青海等西北電力入渝通道，推動與貴州等周邊電網互聯互通、提升外電入渝能力，主動構建更安全的能源供給體系。

格局轉變的關鍵，在于川渝電網一體化的深化。2024 年投運的川渝 1000 千伏特高壓交流工程已率先發力，借助這一工程，川渝斷面輸電能力從600萬千瓦提升到1000萬千瓦、四川每年向重慶輸送的電量可達 400 億度；

而即將建設的南疆入川渝特高壓直流工程，將進一步強化這一格局 —— 該工程從四川換流站向重慶輸送電力，建成后不僅能將川電送渝能力提高 1000 萬千瓦，還將為重慶新增年均約 180 億度的送電量。

過去 “四川豐水期支援重慶、重慶枯水期回補” 的單向模式，正升級為 “雙向互濟、動態平衡” 的新格局。8月4日重慶向四川的 “反向輸電”，正是這一格局的生動縮影。

疆電入渝：重慶產業升級的“綠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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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雙碳” 目標與全球低碳競爭背景下，綠電已成為產業發展的 “硬通貨”：它不僅是高耗能產業降碳轉型的核心支撐，更是企業突破國際綠色貿易壁壘、提升產品碳競爭力的關鍵要素。

對重慶而言，“疆電入渝” 絕非簡單的 “電力補給”，其 70% 的綠電占比，恰好契合產業升級對清潔電力的迫切需求，成為重構產業碳競爭力的關鍵，為重慶產業轉型升級注入強勁動力。

重慶正全力打造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之都，聚集了長安、賽力斯等整車企業，且出臺專項政策，引導電池項目布局涪陵、兩江新區、璧山等區域，本應是動力電池企業的優選之地。

但現實卻事與愿違：政策引導收效有限，直至今日，重慶新能源汽車所需動力電池仍高度依賴長三角與宜賓供應，垂直整合模式始終難以落地。

這種反差在與宜賓的對比中更顯突出：論產業集群效應與市場輻射力，宜賓遠不及重慶；但宜賓依托緊鄰金沙江、岷江的水電優勢，能提供穩定且低成本的綠電 ——這正是寧德時代選擇在宜賓大規模投資建設全球最大動力電池生產基地的核心原因。

對動力電池企業而言，充足綠電是 “剛需”：單條 10GWh 生產線年耗電達 2 億至 3 億度，且需滿足歐美市場嚴格的碳溯源要求，若依賴火電生產，產品將直接被排斥在國際供應鏈之外。

而重慶此前的電力格局，恰好卡在了這一 “剛需”上：自身電力供應緊張，且本土發電以火電為主，根本無法滿足動力電池企業的綠電需求，成為產業鏈布局的 “致命瓶頸”。

“疆電入渝” 的落地，徹底打破了這一困局——穩定的綠電供應，讓賽力斯與寧德時代的 “廠中廠” 合作成為可能：電池產線直接嵌入整車工廠，既減少了跨區域物流成本、提升供應鏈響應效率，更讓重慶本土生產的動力電池有了穩定的綠電來源，為后續更多電池企業落戶奠定了基礎，

這種動力電池企業的聚集效應，正間接帶動更前沿產業的發展：eVTOL（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與具身智能機器人的核心驅動力均來自動力電池，前者的續航測試、安全驗證需適配高容量動力電池，后者的高精度運行也依賴穩定的電池供電。可以說，“疆電入渝” 為重慶搶占 eVTOL、具身智能機器人等未來產業賽道，搭建了 “動力支撐平臺”。

綠電對重慶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價值，更延伸至整車出口環節：當前歐美市場對新能源汽車碳足跡要求嚴苛，若生產環節依賴火電，也會因 “組裝高碳” 面臨碳關稅、市場準入風險。

而 “疆電入渝” 提供的綠電，大幅降低 “重慶造” 新能源汽車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更容易滿足歐美市場準入標準，而且車企需繳納的碳關稅也將大幅減少。

重慶的鋼鐵、化工、電解鋁等傳統高耗能產業，過去常因高碳排放卡殼轉型。如今有了疆電的綠電，情況大不一樣：鋼鐵用 “綠電 + 氫冶金” 能減 90% 以上碳排放，電解鋁每噸碳排從 8 噸降到 1噸以下，既能符合國內 “雙碳” 要求，還能躲開歐盟碳關稅，在國際市場更有底氣。

對芯片、氫能這些高附加值產業，綠電同樣少不了：芯片制造對電力要求極高，一點波動都可能影響良品率，疆電配合儲能能提供穩定綠電；而想做零排放的綠氫，也得靠綠電來制，疆電充足供應，正好幫重慶在這些新賽道上搶得先機。

“疆電入渝” 帶來的不僅是電力供應，更是重慶在全國能源與產業版圖中角色的重塑。隨著全球碳中和進程加速，這場由綠電引發的變革，還將持續為重慶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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