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篇 | 民國時期成都茶館里的「黑話」

到“安瀾”吃茶的顧客大多是本街上擔二分公事的有臉面的人物，因此它經常成為街坊上的議事場所。街坊鄰里間有什么糾紛，總愛說：“走！到‘安瀾’講理去！”遂由雙方當事人出面，約請一位街坊上的頭面人物擔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葉一發起，雙方當事人就分別陳述事情經過，然后由仲裁人評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虧，茶錢就由哪家開了。

正所謂：一張桌子四只腳，說得脫來走得脫。

——劉振堯

這是一個老成都人關于西御街安瀾茶館的回憶，記敘了這個茶館作為社區中心的角色。人們將茶館作為解決爭端和糾紛之地，稱“吃講茶”或“茶館講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員的介入，反映了強烈的社會自治的觀念和廣泛的實踐。這個傳統產生于中華帝國時期，那時國家權力很少深入到地方社區和鄰里。“吃講茶”成為一個普遍的工具，給地方精英一個極好的機會在地方社區建立他們的影響和主導權。袍哥是茶館的常客，他們甚至把茶館作為公口，“吃講茶”的活動經常有他們的參與。

在成都，作為公共空間的茶館成了袍哥的碼頭或公口。從一定意義上講，袍哥促進了茶館的繁榮，因為他們不僅自己開辦了不少茶館，而且還為很多茶館提供保護，再加上他們以茶館為據點，在那里聯絡、聚集和開會，給茶館帶來可觀的客源。雖然人們知道袍哥是一個非法組織，但大多數茶客并不在意。那些需要袍哥保護的普通人，通過堂倌或其他茶客，在茶館里很容易便能與袍哥建立聯系。因此茶館也使袍哥的社會影響得到擴展，茶館成為袍哥社會網絡的一個重要部分。學者習慣于稱袍哥為“秘密會社”，但實際上這個組織在相當長時期，特別是在民國后期，在四川幾乎都是公開活動的。

袍哥在茶館里的活動形成了獨特的語言和行為，“擺茶碗陣”便是他們經常使用的聯絡方法。這種秘密語言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把本組織成員與他人區別開來的工具，與此同時也促進了袍哥成員的身份認同。

當一個袍哥進入另一公口勢力范圍時，必須拜碼頭，那么“擺茶碗陣”便是拜碼頭的必要儀式。這個儀式中的“陣”顯然是來自古代戰場上軍隊的陣勢，借用這個字顯示了當袍哥在茶桌上用茶碗進行對話時，猶如戰場上的廝殺，是生死的力量角逐。袍哥把秘密社會的活動帶到這樣的公共空間，使茶館的社會角色更為復雜。但對一般民眾來說，茶館是一個令人充滿好奇的地方，他們的活動也為人們增加不少話題，添了幾分興奮，使日常生活多了一些色彩。

袍哥為何喜歡以茶館為基地

哥老會在四川稱袍哥，社會動亂給了這個秘密社會組織擴大勢力和影響以極好的機會。雖然袍哥在清代即被禁止，但他們在茶館、煙館、飯館以及戲園等公共場所都很活躍。晚清制定的《清查窩賭、燒香結盟、傳習邪教規則》稱：警察如果發現任何三五成群、著怪服、表情兇惡、有暴力傾向者，必須截住盤查。這種描述告訴我們當局是如何辨別袍哥成員的。辛亥革命中袍哥與四川保路同志會及保路同志軍合作，得以公開活動，但革命后又成為非法組織。不過，盡管政府進行控制和打擊，但他們的勢力仍繼續擴大。在成都地區特別是成都附近的小場鎮，袍哥控制了地方社會，經常以茶鋪、酒館、旅店作為其活動的公口，這些地方亦成為地方社區非官方的權力中心。這些組織也從事非法交易，諸如鴉片走私、賭博等。

作為一個秘密社會組織，人們可能會以為袍哥情愿選擇比較隱秘的地方進行活動，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大多數袍哥把碼頭設在熙熙攘攘的茶館里，甚至不少茶館就是袍哥開辦，他們把茶館作為一個理想的活動場所。人們經常可見茶館外掛有牌子或燈籠，上書“某某社”或“某某公口”，這必是一個袍哥碼頭無疑。袍哥在茶館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其視某地段為自己的“碼頭”，并承擔維持那一地區公共安定、化解沖突以及保護經濟利益等職責。

為什么袍哥喜歡以茶館為基地呢？第一，政府從來就沒有能力對茶館進行全面控制，即使制定了不少禁止袍哥的規則，也未能認真執行。第二，茶館是袍哥聚會和社會交往最方便的地方。第三，只要袍哥不給當局惹麻煩，政府和警察實際上對袍哥活動采取睜只眼閉只眼的態度。第四，雖然茶館是公共場所，但熱鬧的氣氛、三教九流的混雜可能更有利于秘密活動，在一個擁擠的茶館里，袍哥的接頭反而不大引人注意，他們更覺得安全。第五，在公共空間進行與同黨的聯系，策劃各種秘密行動，如果事情暴露，也不容易使家人受到牽連。

袍哥組織是非法的，而且也經常從事非法活動。例如，袍哥在安樂寺茶社走私黃金、白銀、美元、香煙等，在正娛花園及白玫瑰、紫羅蘭等茶館進行金條交易，槍支、彈藥、鴉片走私則在品香、槐蔭、宜園、魏家祠、葛園等茶館進行。地方當局意識到茶館作為其活動中心的重要性，不時采取措施，試圖割斷茶館與袍哥的聯系。民國初年，警察要求各茶館簽署具結，保證不與哥老會及土匪來往。據檔案記錄，共有二百多家茶館簽署，以下是倣隨園的具結書：“具切結，民何倣隨，今于臺前為切結事,緣民在會場開設倣隨園，并無容留哥匪秘密集合栽培弟兄申登上復情事，如違甘究，中間不虛，切結是實。中華民國三年三月×日虔民倣隨園。”

袍哥成為茶館最經常的保護傘

嚴酷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使袍哥發展了自己獨特的動作和語言，當任何一個袍哥成員進入茶館時，堂倌從其動作、端茶的姿勢很快便能辨認其身份。在江湖上的袍哥都持有“紅飛黑片”，即他們的身份證明。袍哥在茶館中的聯系又稱之為“亮底”。如果是緊急重要的信件，上面打洞，還貼有一片雞毛。

老茶客李英說，成都郊區的茶館幾乎都是袍哥的碼頭，這可能有些夸張，但也反映了茶館與袍哥關系密切的社會現實。袍哥利用茶館開展各種活動，袍哥的“龍頭大爺”在茶館召開會議、舉行儀式、歡迎訪客、懲罰違規的成員等，在中元節、團圓會、關帝會等都有慶祝活動。此外，有的公口每三五天召集成員在茶館議事，由于提供免費茶水，因此參加者踴躍，此活動稱為“茶哨”。據一個老茶客的描述，第一泉是袍哥一個支部的公口，每天從早到晚總是顧客盈門，煙霧繚繞。每當一個重要人物進入，大家都向他點頭哈腰打招呼，一邊向堂倌大叫為他付茶錢，有時還為此爭執起來。不過，堂倌知道應該收誰的錢，不會得罪任何人，一切都會很快回復原樣，咳嗽、聊天、叫茶的聲音，與瓜子、花生、香煙等小販的叫賣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

作為小生意者，茶館經理人經常成為地痞流氓和其他地方惡勢力欺辱的對象，他們或不付茶錢，或“借”桌椅不還，或損壞器具，擾亂生意，甚至導致茶館關門。因此，茶館力圖尋求保護，不論是官員、警察、軍人還是袍哥，都可以是他們依附的對象。在民國時期，袍哥成為茶館最經常的保護傘。除那些由袍哥開辦的茶館，大多數茶館主人加入袍哥以求得安寧。作為回報，他們不斷宴請保護人并送禮、提供免費茶水等。例如華華茶廳為袍哥和特務專撥一筆費用，以免受他們以及地痞和小偷的騷擾。不過，有的茶館不會有這樣的麻煩，因為它們有權勢人物作為后臺，如那些在春煕路的大茶館多是由軍官、政客、特務所開辦的。

1940年代，袍哥的影響達到最高峰，其勢力擴展到政府、警察甚至軍隊里，以至于地方當局有時也得讓他們三分，與其建立互助的關系。一個調查顯示，在所知地址的119個袍哥公口中，有36個明確是在茶館里，其他只是注明在某某街，可能它們大多也以茶館為總部。同期另一個資料顯示，1949年成都有176個袍哥總社和支社，其中許多公口沒有明確的地址，但所知有地址者，72個在茶館。在各大街小巷的茶館里，到處可見他們的公口，一般認為90%的袍哥以茶館為碼頭。有時，一個茶館可以作為幾個袍哥支社的公口。例如，新南門外的一家茶館是群益總社第四和第五支社的公口。四支社有一百多個軍人，以楊森部下的一個團長為頭目，而五支社則有上百個特務。

袍哥在茶館中溝通的主要形式

嚴酷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使袍哥形成一套獨特的規則和行為方式，這對其生存和發展都至關重要。創造他們自己的黑話，以及一整套秘密聯絡的方式，便是其組織擴張的重要手段。在19世紀，W.斯坦通（William Stanton）調查并記錄了秘密會社成員間拜見和盤問的具體方式：“有時盤問使用律詩，但經常并不把詩吟全，僅一兩個字，便會其意。”斯坦通還描繪了各式各樣的盤查方法，例如“放置、遞交茶杯、煙桿、鴉片煙槍等，互相觀察其動作”。“擺茶碗陣”便是袍哥在茶館中溝通的一個主要形式。

如果一個袍哥成員同當地袍哥首領在一家茶館會面，他進入茶館后，找一張空桌坐下。茶端上來后，他并不著急喝，而是把茶蓋斜放在茶托上，不吭一聲地坐著，表示等著什么人。從其姿勢，堂倌便知道他可能是袍哥成員，便裝著不經意地問道：“從遠方來？”于是造訪者報出姓名、公口，而“熟悉袍哥這種程序”的茶館老板則報告給管事，管事出來“向那位避難者盤問各種問題，回答必須恰當，用詞準確。如果他證明他冒犯了政府法令（即哥老會同道），管事便將收留他，或給他提供盤纏、衣物等，使他能夠到達另一目的地”。晚清反滿運動興起，也為袍哥擴展實力提供了新的機會。在此過程中，各公口間的交往日益增多。對于袍哥來說，特殊聯系方式對他們的活動特別是反清活動，變得十分重要。

有關“茶碗陣”的許多詩都表達了反清復明的意識，從清初其組織成立到辛亥革命爆發這個長期的歷史階段，這種意識和目標始終存在于這個組織之中。即使是辛亥革命之后，雖然清廷已經覆沒，但那些“擺茶碗陣”的反清詩句，仍然被沿襲下來。加入袍哥的幫會成員，必須從他們的經典文獻《海底》中，熟悉這一整套程序。“茶碗陣”千變萬化，許多是用于聯絡和判斷來者身份及資歷的。主人可以把茶碗擺成各種陣式，而來訪者則必須有能力進行回應，并以暗語或吟詩作答。如果主人想測試來人的身份，他先來個“木楊陣”：茶杯兩只，一在盤內，一在盤外。飲者必須將盤外之茶移入盤內，再捧杯相請，并吟詩曰：“木楊城里是乾坤，結義全憑一點洪。今日義兄來考問，莫把洪英當外人。”他也可能擺一個“雙龍陣”，即兩杯相對，來者則誦道：“雙龍戲水喜洋洋，好比韓信訪張良。今日兄弟來相會，暫把此茶作商量。”如果一個袍哥到異地尋求援助，他會擺一個“單鞭陣”，即一茶杯對一茶壺，能助一臂之力者，主人則飲其茶，反之則把茶倒掉，再傾茶飲之。其詩云：“單刀獨馬走天涯，受盡塵埃到此來。變化金龍逢太吉，保主登基坐禪臺。”

擺茶碗陣與反清復明

“擺茶碗陣”、吟誦相對應的詩，表達了袍哥的思想、價值觀、信仰和道德準則。他們的許多思想來自流行小說、地方戲、傳奇故事等。例如“雙龍陣”所提到的幫助漢高祖劉邦打天下的韓信和張良的故事，便家喻戶曉。還有不少詩涉及龍，袍哥用龍來表達其力量和政治抱負，這也反映了他們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把自己視為龍的傳人。袍哥認為他們是漢的遺族，自然便同龍聯系在一起。在中國，龍代表一種征服的力量和精神，能彰揚正義，鏟除邪惡，這與袍哥的信仰相符，或許有助于使他們反清大業的正統化。袍哥中地位最高的決策者，也稱為“龍頭”或“龍頭大爺”。

特殊的生存環境和社會地位，以及與國家力量長期腥風血雨的搏斗，使袍哥形成了崇拜暴力的傾向，迷信通過暴力可以解決問題。因此他們的語言和詩中有許多與暴力有關。例如“寶劍陣”稱：“七星寶劍擺當中，鐵面無情逞英雄。傳斬英雄千千萬，不妨洪家半毫分。”他們還相信超自然力，因此大眾宗教在他們的溝通儀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的信仰往往無一定之規，經常是佛道雜陳，如“生克陣”宣稱：“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力如來五行真。位臺能知天文事，可算湖海一高明。”五行概念來自道家，而如來卻是佛主。從根本上來講，袍哥力圖吸收各種對他們有用的東西，包括各種宗教。他們也經常借用歷史來為自己的事業服務。“六國陣”便是依據戰國時代蘇秦游說六國聯合抗秦的歷史：“說合六國是蘇秦，六國封相天下聞。位臺江湖都游到，你我洪家會詩文。”袍哥把蘇秦視為英雄，因為他合縱各國的能力，是他們所求之不得的。

這些詩更多的是表達“反清復明”的思想。在所謂的“忠心義氣茶”中，有三個茶杯，一滿一半一干，來訪者應將那半杯飲之，并曰：“我亦不就干，我亦不就滿。我本心中漢，持起飲杯盞。”雖然這里的“滿”表面上是說茶水，卻暗指“滿清”。在“五魁茶”的詩中，闡明了類似的思想：“反斗窮原蓋舊時，清人強占我京畿。復回天下尊師順，明月中興起義人。”每句詩的第一個字連在一起，便是袍哥長期的“反清復明”的宗旨。還有“轉清明茶”，茶擺好后，若要飲，則需說“復明滅清”，詩曰：“江山開基本是洪，五湖四海共一宗。殺絕滿洲西韃子，洪家兄弟保真龍。”在“一龍陣”的詩中，表達了同樣的宗旨：“一朵蓮花在盆中，端記蓮花洗牙唇。一口吞下大清國，吐出青煙萬丈虹。”

同時，袍哥也在酒店、飯館中舉行類似的儀式，也伴隨吟詩的過程，酒杯和飯碗取代了茶碗。如果一個袍哥在酒席上，見一只筷子放在碗面上，他可用三個手指拿起筷子，然后吟道：“單手使金槍，手執是雙锏。打破你城池，救出我真主。”如果見五碗菜擺成梅花形，中間一碗被蓋住，他便詩曰：“四方疆土盡歸明，唯有中央未滅清。未必忠良分疆土，兄弟齊心盡反清。”如果一個袍哥請來者抽煙，他把煙筒扔給客人，客人用雙手接住后誦詩：“雙手抱住一條龍，如今到來扶明公。莫說此槍無用處，反清復明第一功。”雖然推翻清王朝是其自清初建立以來一貫的宗旨，但直到辛亥革命袍哥才有機會施展抱負，他們在這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擺茶碗陣”和吟詩外，袍哥也用手勢，即使“對面不相識、不相交一言之人，賴一舉手之微，即知其為自己弟兄，而發生‘生死與共’之義氣”。據稱手勢是“百千萬變”，不像隱語可以寫出，而“必須親為傳授，親為指點”。例如關于“五行”是如此表示的：兩腳并攏，雙手在頭頂相交，代表“金”字；站立，雙手在腹部交叉，代表“木”字；蹲下，雙手放在膝蓋上，代表“土”字；馬步，雙手舉至耳，手心向上，代表“火”字；馬步，雙手叉在腰部，代表“水”字。如果說隱語受標準語言和行業語言影響的話，那么肢體語言則是由秘密社會自行發明的，充分反映了其采用各種手段進行溝通聯絡、生存以及開展各種活動的能力。

作者簡介：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歷史學者。1978年進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師從隗瀛濤先生。1985年碩士畢業后留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1989年完成第一部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1991年赴美，師從羅威廉教授，1998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