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北大才子悲壯離世！知情人曝：沒熬過非升即走，他選擇了跳樓

看到一則令人心痛的消息。

8月19日，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官網顯示，該校化學專業副教授黃愷的介紹頁面已變為黑白。知情人士透露，黃愷已于8月12日去世，年僅41歲。

知情者稱，黃愷系跳樓自盡身亡。

更令人唏噓的是背后的原因。有人透露，同批入職的同事中，黃愷的履歷最強，“結果就他沒有通過非升即走考核”。

公開資料顯示，黃愷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博士師從諾獎得主John Polanyi。他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回國后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科技部高端人才項目等多個重要項目支持。

如此優秀的學者，為何會選擇這樣一條不歸路？“非升即走”制度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

精英學者的璀璨履歷

黃愷的學術背景堪稱完美。

2006年獲北京大學理學學士，師從吳凱教授；2011年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理學博士，導師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ohn Polanyi。這樣的師資配置，在學術界可謂頂配。

畢業后，他先后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德國馬普協會Fritz Haber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回國前，任職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副研究員。

他的研究成果在Nat. Commun., J. Am. Chem. Soc., ACS Nano, Angew. Chem. In. Ed. 等頂級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15篇，其中8篇為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1篇為共同通訊作者。參加國際國內學術會議14次。

回國后，黃愷也展現出強勁的學術實力，成功申請并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技部高端人才項目（青年）、廣東省特色項目（創新、青年）、李嘉誠基金會交叉研究等多個項目的支持。

他主講的《物理化學》課程還入選了廣東省一流本科課程。

從任何角度看，這都是一份令人羨慕的學術履歷。然而，即使如此，他仍然沒有通過“非升即走”的考核。

“非升即走”的圍城之困

“非升即走”制度源自美國大學的tenure-track制度，旨在篩選出最有能力的學者，保證師資質量。但在中國落地后，這一制度逐漸變異為一種高壓考核機制。

根據這項制度，新入職的教師會簽訂一個3-6年的合同，到期時若未達到晉升標準（通常是晉升為副教授或教授），就必須離開。考核標準往往包括論文數量、科研項目、教學課時等多重要求。

理論上，這是一種激勵機制；實踐中，卻常常成為壓垮教師的最后一根稻草。

尤其是對于那些已經年到中年，拖家帶口的學者來說，“非升即走”不只是一份工作的得失，更意味著整個職業生涯的崩塌。

黃愷今年41歲，這個年齡的學者通常正處于事業黃金期，但也面臨著家庭、健康等多重壓力。一旦失去教職，重新尋找合適崗位的難度極大。

學術內卷與心理健康危機

有知情人談及黃愷離世原因時支支吾吾，只是說了一個字：“卷”。

這個字背后，是當今學術界殘酷的競爭現實。

即使是黃愷這樣擁有諾獎得主弟子光環、北大背景的學者，也難以在日益內卷的學術環境中安身立命。

實際上，青年教師因“非升即走”壓力導致的心理健康問題乃至極端事件，已不是個例。

2021年，某高校教師因“非升即走”制度不幸離世，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然而四年過去了，情況似乎并未改善。

學術界的“內卷”已經導致了一種怪圈：要求越來越高，資源越來越少，競爭越來越激烈。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優秀的學者，也可能在某種評價體系中被認定為“不夠好”。

制度與人性的平衡

“非升即走”制度本身并非惡制，它在國際一流大學中已有多年成功實踐。問題在于如何實施這一制度。

合理的“非升即走”應該是有合理考核標準、有充分學術支持、有透明評價過程的機制，而不是簡單粗暴的“發文量淘汰制”。

更重要的是，學術評價應當多元化，允許不同類型的學者發展不同的學術道路。有的人擅長科研，有的人專注教學，有的人長于應用轉化。單一的評判標準必然會導致人才浪費和悲劇發生。

高校應當為青年教師提供更多心理支持和職業指導，幫助他們應對壓力，規劃職業發展。同時，也應當為那些未能通過考核的教師提供合理的退出機制和轉崗機會，而不是簡單地一走了之。

生命與制度的權衡

黃愷的離世，再次敲響了警鐘。

當我們談論“非升即走”、學術評價、大學排名時，不能忘記這些制度背后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是有家庭、有情感、有夢想的學者。

學術制度不應該成為摧毀學者的機器，而應該成為培育學術的沃土。一個健康的學術環境，應當允許失敗，包容多樣性，關注人的全面發展。

黃愷生前曾在代表學校參加的專業解讀活動中，向學生和家長介紹化學專業的魅力。誰能想到，短短兩個多月后，這位充滿才華的學者會選擇以這樣一種方式離開他熱愛的學術世界。

希望他的離世能夠引起更多對學術評價體系和青年教師生存狀態的關注與反思。

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綜合自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小紅書、溫柔看世界、百度百科、雙一流高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