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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執行總會因為各層級的各種短期目標而變形。更何況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一個極度的短期目標,那就是現收現付制度。
文丨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遠舉
近日,“社保新規”引發了廣泛關注。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一紙《勞動爭議案件司法解釋(二)》規定,自9月1日起,任何“自愿放棄社保”的協議,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形式,都將被認定為無效。
勞動者以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為由解除勞動合同,要求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用人單位按照行政機關的要求補繳后,如果用人單位已經把社會保險費以補助的方式,支付給了勞動者,可以要求返還。
說是新規,其實嚴格地來說并不是。人社部的官方微信曾回答過這個問題。根據相關的法律,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不繳社會保險,是無效的。之前也曾有多起,約定不交社保,最終用人單位敗訴的案例。不過與此同時,也實際存在的是,很多地方在執行過程中,是承認這種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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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社保部門的動作較為克制。前段時間,騎手、快遞員的社保問題,成為社會熱點。其實社保部門一直在探索新辦法,靈活地解決這一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強制性的一律按城鎮職工全額社保。
從這個角度看,此次新規并不新,而是高法從自身工作需要,對法院工作面臨的爭議,從法律的技術層面,給出的回應。畢竟,相關法條是非常清晰的。
約定不交社保,一種情況是,用人單位根本沒有出這一部分錢;另一種情況是,用人單位給了一部分給勞動者,但顯然,金額沒有交社保那么多。否則用人單位不會愿意承擔風險。這就意味著,此次司法解釋,會形成一種道德風險,員工最初和老板簽訂不交社保的協議,然后離職后要求用人單位補上,用人單位一開始就不得不交全額社保。這會導致用人單位的成本上升。考慮到社保占工資總額比例大,這就形成一種實質性的高額加稅。
對于這個情況,相關的技術分析很多了。這里我想說說背后的局部和整體,長期和短期理性之間的博弈問題。
中國社會沒有小政府的經驗和常識,社會觀念對政府的要求很多,對“政府來養老”是有高度社會期待的。但很多人收入不高,再加上人總是注重短期利益,而缺乏長期理性的,所以,無法做到計劃性的長期養老儲蓄。一邊是無法自行儲蓄養老,一邊是對政府的期待,
很多人忽略了的是政府并不創造財富,“政府來養老”和“強制儲蓄”,幾乎是一個同義詞。那么,一個幾乎必然的結果就是,政府來強制儲蓄。
這種強制儲蓄,長遠來看,勞動者未來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與之相伴的醫療保險,也能為日常就醫和重大疾病治療提供了報銷保障,減輕醫療費用負擔。這就是社保政策的長期理性,這也是大家認同的選擇。
不過,初心總是好的,但從頂層設計的初心,到具體執行,總是會在時間長河中因為各層級的各種短期目標而變形。更何況,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一個極度的短期目標,那就是現收現付制度。
根據《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2019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為4.26萬億元,此后持續增長到2027年達到峰值6.99萬億元,然后開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盡累計結余。
精算報告還顯示,由于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在職參保職工與退休人口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2025年是2.7,就是2.7個在職職工對應1個退休人口,但到2060年,潛在支持率就降到1。如果考慮到實際繳費人數少于登記參保人數,一部分靈活繳費人員到了最低繳費年限就不繳費了,那么,潛在支持率就會進一步降低到0.89。
那么一個社保本身部門,就會想辦法在自身范疇內解決問題,提升繳費人數。這是社保這種長期理性政策的短期理性。相對而言,正如前面所說,從實際執行看,社保部門相對比較克制。但對于司法部門來說,回應各層級法院面臨的爭議,這是一種短期的、局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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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這種局部的、短期的理性,很多時候,會同時損害政策的長期理性與短期目標。
1974年,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里,和后來成為副總統的切尼談起了“較高的稅率是如何導致較少的政府收入”這個話題。拉弗順手在餐巾紙上畫出了一條倒U形曲線。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
按照拉弗曲線,過高的稅率會抑制稅基擴展,進而損害稅收總額。
一開始,稅率增加,政府稅收會增加,但隨著稅率上升,超過一定限度后,稅收收入會隨著稅率的提高而減少。這是因為高稅率降低了稅后工資,會影響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高稅率會降低投資收益,企業會減少投資,個人會減少培訓投資,進而降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過高的稅率,還會中止一些本來可以繼續進行的交易,很多企業會經營不下去。于是,總稅額開始減少,政府自身也會成為利益受損者。
這條倒U型的曲線最極端的兩頭,說明了一個最簡單明了的道理,“當稅率為零時,稅收為零;但當稅率為100%的時候,稅收同樣為零”。所以適度減稅能激發經濟活力。該理論構成里根經濟學政策基石,里根經濟學又為克林頓時代美國IT產業的爆發,打下了經濟基礎。
毋庸諱言,因為國內外的各種因素,中國經濟現在仍處于承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都應降稅以刺激投資、刺激經濟、增加就業。這是短期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么,面對司法解釋引發的實際問題,當局部的、短期的目標傷害到全局性的短期目標,并最終損害長期目標時,就需要增強各部門政策的短期與長期,局部與整體的協調性。這或許是此次司法解釋背后的更深層次問題。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責任編輯 閆曼 man.yan@FTChinese.com
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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