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的稅收架構和問題

接著昨天寫的清末的稅收問題，說說當前中國的稅收架構和模式（部分內容取自中金的報告）。原因是昨天有人私信問為什么GDP還維持著5%左右的增長水平，但稅收卻在下降？

稅收的增長與GDP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對照關系，因為國家可能會推出減稅措施，也可能有新的政策與加大征收力度。

例如2019年曾下調增值稅稅率，當年稅收增加幅度就落后GDP約5個百分點；2022年推出4.6萬億元的減稅退稅政策，稅收增長幅度相比GDP也大幅減少。

但總的看，這些年的絕大多數情況稅收增速是高于GDP增長率的，原因也不是國家加稅了，而是這些年金稅三期和四期的全面推行后，電子化征管系統的效率和覆蓋面持續提升的結果。例如在2017年金稅三期全面運行后，稅收增加額就比GDP高了3.8%，2021年四期啟動，增加額又高了3.8%。

但從2024年開始稅收增速卻斷崖式下跌并一直持續到2025年，稅收落后GDP的增長幅度一度達到了-8.9%。這表明整體的稅收架構出現了問題。

中國的政府財政收入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稅收、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財政）、資本收益（國企利潤上繳）和社保繳費。在這里我們只說稅收，也是國家級別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

稅收的征收方式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

直接稅可以理解為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及財產稅等，是直接對人的收入或資產征收，稅負不能輕易轉嫁，因此通常被認為具備收入再分配功能。

間接稅則是在商品和服務交易中征收，如增值稅、消費稅等。征收相對方便，但稅負更容易被轉嫁給消費者。低收入群體反而可能因為剛性消費支出更多，而相對承擔更高比例的稅負。

而國內稅收來源的大頭是國內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這兩者合計約為全部稅收收入的一半，其中主要又是間接稅即增值稅。所以說中國的政府收入高度依賴于間接稅。

間接稅的問題在于

• 首先它削弱了稅的再分配能力，低收入者消費占收入比重大，反而交的稅更多。
• 其次間接稅不能隨著經濟的好壞進行彈性調整，反而可能放大宏觀經濟波動。
• 第三間接稅因為隱蔽性強，征收過程對納稅人幾乎“無感”，因此也削弱了公眾的納稅意識。

而根據稅務部門公開的數據，從2022年開始增值稅收入開始持續下降。

從2021年到2024年中國增值稅的收入分別是：61982億元、48717億元、69332億元、66672億元。中間2022年因為疫情和減稅有明顯下滑，然后從2023年四季度開始出現持續下降。

至于下降的原因，根據中金公司的解釋為：

• 出口退稅規模擴大，中國出口退稅占整體稅收的比重從9%上升到11%左右。擴大原因在于當投資和消費相對停滯的情況下，出口在經濟中的比重開始增加。
• 其次是房地產相關稅收的大幅萎縮。因為房地產屬于全產業鏈產業，從土地出讓、建材生產、施工建設到房屋銷售及裝修家電，每個環節都是增值稅的重要來源。且制造、批零、金融、房地產、采礦五大行業合計貢獻了77%的稅收，所以房地產行業的整體萎縮，直接導致了增值稅收入的減少。
• 三是是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持續通縮，而增值稅是以企業銷售商品和服務的含稅價作為征收基礎的，PPI連續負增長意味著工業品價格持續下跌，企業的應稅銷售額自然萎縮。
• 最后是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而大規模實施的稅收優惠和補助政策。特別是過去幾年，各地出臺的激勵措施定向于“出口導向型企業”和“先進制造業”。而這些領域目前普遍陷入產能過剩的狀態，反而加劇了稅收流失與資源錯配。

除了增值稅再說下企業所得稅。

從2022年開始，工業企業利潤開始轉為負增長（-4%），于是從2023年開始，企業所得稅收入同比下降17.8%。房地產市場的急劇收縮導致房企普遍虧損，而制造業持續承受通縮壓力，利潤率顯著壓縮。與此同時，政策上鼓勵企業研發投入，研發費用100%加計扣除的優惠政策雖然促進了創新，卻也大幅壓縮了企業應稅利潤。2024年到2025年，制造業通縮和房地產虧損持續，企業所得稅同比也是一降再降。

與此同時，隨著土地出讓收入在2024年和2025年前五個月分別下降了18.3%和11.9%，進一步削弱了地方收入來源，不得不更加依賴稅收。在當下全球市場不確定性上升、內需疲軟、產業利潤趨緊的背景下，當前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已經開始支撐不住目前的發展需要。

那么結構性稅改和以直接稅為主的模式就必須要進行推進，于是各種包括房東稅征收、房產稅試點、擴大個稅覆蓋面、調整出口退稅比例等等都開始擺上臺面了。

例如最新的金稅四期系統與社保系統進行聯網，可以自動進行大數據比對，盤查社保線索，并自動向企業主發出警示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全民社保早就開始進行系統性的安排和部署，目前相關工作已經完成。法院的通知只是通知大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