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電器大王”破產啟示錄，“追臺風”的鄭元忠，

1974年，溫州柳市青年鄭元忠在湖北修水閘時聽聞家鄉通電，于是連夜逃票回鄉。

其他人都只顧著看稀奇，只有他買了一個開關回家研究。

“三個銅片一個膠模搞在一起，就要好幾塊”，鄭元忠發現成本還不足售價的十分之一。

做生意的機會不就送到面前了嗎？

鄭元忠跑到義烏聯系了一家電器開關廠，以低于市價一毛錢的價格，承包了開關銅鍵加工。

靠著從民間收購銀元，加上從臺灣走私而來的白銀，鄭元忠的地下作坊24小時趕工。

等到改革開放，昔日小作坊早已變成了三家大廠。

80年代初的溫州商鋪林立，市場繁榮，最出名的就是“溫州八大王”。

彼時溫州“八大王”各顯神通： “螺絲大王”劉大源工廠里的螺絲種類是上海國營廠的兩倍，“合同大王”李方平的合同遍布全國。

作為柳市鎮第二富，鄭元忠還新蓋了一幢3層洋樓，院子里足足可以停12輛轎車，只有這樣這才配的上他“電器大王”的名頭。

“先富起來”的鄭元忠還騎著一輛走私摩托，每天穿行于柳市鎮的街頭，派頭十足。

“香港九龍，臺灣基隆，柳市里隆”，這是溫州人敢闖敢做的真實寫照。

誰都沒有料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畢竟闖“禍”也是闖。

1982年4月，國務院《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如同一把鍘刀落下。

一場嚴厲的經濟整肅運動在全國蔓延，一批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以“投機倒把罪”被逮捕。

這場運動中，浙江的重點是溫州，溫州的重點是樂清，樂清的重點是柳市，柳市的重點則是是“八大王”。

第一個“開刀”對象是柳市鎮首富、“五金大王”胡金林。不過泥菩薩過河的他見審查風頭不對，第二天就拔腿跑路了。

鄭元忠原本以為自己沒問題，可他卻被關在柳市工商所寫檢查，一寫就是28天。

到了第29天，他終于忍不住砸了審訊室的墨水瓶后奪門而逃。在隨后的逃亡路線上，他和胡金林都默契地選了水路。

他先是乘船逃往臺州玉環縣，一個月后見風聲依舊，于是從杭州坐火車跑到柳州。

可即便如此謹慎，一年后鄭元忠卻“自投羅網”。

1983年中秋節，鄭元忠悄悄返回柳市，他特意選擇月圓之夜：“警察也要過節”。

結果凌晨兩點半，手電筒刺破黑暗，他成了“八大王”中最后一個落網者。

這一關，就是186天。

在獄中，鄭元忠用報紙裹著圓珠筆芯寫了幾十封申訴信，但無一寄出。比起悔恨，他的心底更多的是不解和委屈。

就在他近乎絕望之際，轉機出現了。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釋放私營經濟解凍信號，因“投機倒把罪”相繼被抓的“八大王”，此時依然在看守所度日如年。

在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的力主下，溫州“八大王”得以平反。

獲釋回家的鄭元忠發現小洋樓已經成了水田，可他顧不上難過，而是跑到當年寫檢查的工商所逐字研讀中央一號文件。

他確定政策已經轉變，也弄清楚了自己為何會突然被無罪釋放。

跟其他決定“急流勇退”的“大王們不同，沒有后顧之憂的鄭元忠決定繼續辦廠。

當他的樂清精益電器開關廠成了業界風向標時，兩個晚輩——胡成中與南存輝也以5萬元本金辦起了樂清求精開關廠。

一個精益，一個求精，從名字上妥妥地算是“蹭”了。

1991年，39歲的鄭元忠突然宣布要讀大學：“連財務報表都看不懂，算什么企業家？”

他高薪聘請了一名職業經理人打理精益，自己則脫產入校讀書。

在溫州大學課堂上，他啃著《國際貿易實務》，筆記本上卻寫著 “西裝批發利潤30%，是電器的三倍。”

當時的神州大地，西服開始流行。溫州松臺山妙果寺的服裝批發市場內，每天西服的走量更是驚人。

真正的商人從來不說“沒機會”，只會問“怎么干”。

1993年，大學結業的鄭元忠二次創業，他拉上了自己的大學班主任周德文，注冊了“威麗斯服裝”，還借著一個華僑朋友身份拿到了中外合資資質。

在周德文的建議下，鄭元忠從日本和意大利分別引進西服生產流水線，以高薪從上海、寧波挖來老技師，主攻中高端西服。

第一年這家新服裝廠就完成了1000萬產值，商業嗅覺得到驗證的鄭元忠免不了得意。

但好景不長，鄭元忠與其他股東因為利益糾葛逐漸產生矛盾，最后不得不對簿公堂。

官司打完了，人心也散了，不過生意還要繼續。

鄭元忠重組公司，改名為莊吉服裝，還請來了有著溫州服裝“少帥”之名的陳敏。

陳敏本有自己參與創辦的服裝品牌“金頂針”，最后也被鄭元忠的誠意打動。

為了引入陳敏，鄭元忠放棄了很多，包括公司的大股東和董事長之位。

事實證明，鄭元忠看人很準。

1997年，莊吉斥資300萬請周華健代言，廣告片里明星撫過西裝駁領的畫面，讓鄉鎮企業家們集體患上“領口焦慮”。

短短的幾年時間，陳敏就在全國建起了400 家門店的終端渠道。

代理商拉著現金來要貨，西裝做出多少就能賣出多少。

順境想要多掙錢，逆境想要少虧錢，這也是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的通病。

因為患得患失，人和企業總會習慣多留一條路，鄭元忠自然也不能免俗。

他先是在天津投資建設10萬平米購物中心，轉手賣給花旗集團凈賺2億；又在云南普洱圈下2000平方公里礦區，接二連三還投了物流和發電。

這時陳敏因反對多元化辭去董事長職務，轉身出任溫州服裝商會會長。

獨掌大權的鄭元忠，將莊吉年利潤的70%投入其他業務。

2006年，鄭元忠高調宣布進入造船業。他在辦公室里用紅筆圈住“造船業”三個字：“一艘貨輪利潤抵5萬套西裝！”

他沒有看到——有的代理商已經改換門頭，掛上了“報喜鳥”或“雅戈爾”的招牌。

在熱鬧的鞭炮聲中，鄭元忠開始了他的第三次創業。

他斥資3億收購樂清三家瀕臨倒閉的船廠，重組為“莊吉船業”，豪奪1.8公里海岸線和472畝海域使用批文。

2007年，莊吉船業正式開工。

鄭元忠很快接到了不少訂單，其中最大的是香港巴拉哥集團的兩艘8.2萬噸輪級散貨船訂單。

當這兩艘溫州、臺州地區噸位最大的船舶訂單落地時，船塢里的焊花飛濺如同煙火。

鄭元忠胸有成竹:2007年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沖破11000點，全球航運業正如烈火烹油。

他抵押莊吉服飾股權，撬動12億銀行貸款，將全部身家押注在兩艘大船上。

偏偏太平洋那頭吹來的強風，逆轉了甌江的東流。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的金融風暴颶風席卷全球航運業。

BDI指數從11793點斷崖式暴跌，次年2月觸底于773點，跌幅超93%。

香港巴拉歌集團熬不住了，當巴拉哥集團CEO致電鄭元忠時，背景音是香港中環的風雨交加：“鄭先生，違約金我照付，但船，不要了。”

此時兩艘貨輪已完成80%建造，12億資金已經化作20層樓高的鋼鐵巨輪。

鄭元忠此時如同那道家燒名菜爆墨魚花，一整個水深火熱。

嗅到血腥味的銀行集體抽貸，18家債權銀行組成“討債聯盟”，每天蹲守莊吉總部。莊吉服裝也受影響，現金流日益緊張。

2012年11月，鄭元忠向溫州市政府遞交《緊急報告》，字字泣血：“船東棄船、銀行抽貸、互保鏈斷裂，請協調暫緩還貸！”

關于莊吉破產的傳聞越來越多，鄭元忠抵押私人別墅、股票賬戶甚至收藏的12輛古董摩托，但債務就如同黑洞吞噬所有籌碼。

2013年，希臘船王喬治·埃克諾莫收購一艘8.2萬噸貨輪，但要求砍價30%。鄭元忠咬牙簽字，7.2億回款瞬間被銀行劃走抵債。

負債經營本就如逆水行船，風浪一大距離沉船只是時間問題。

2015年溫州中院啟動破產重整，昔日的“西裝大王”鄭元忠已經擋不住破產的臨近。

這里還有個小插曲——溫州當地多家銀行得知鄭元忠申請莊吉集團破產，認為他涉嫌“惡意避債”，曾聯名向市政府提交報告，要求不予批準破產。

不過，當地政府還是批準了莊吉集團破產方案。因為政府也不希望這事鬧出壞影響，畢竟莊吉也是當地知名企業。

最終曾是莊吉供貨商山東如意拿下服裝資產，也讓這個傳承了20多年的西裝品牌，終于被保留下來。

在“破老板不破企業”的思路下，鄭元忠就此江湖別過，消失在公眾視野。

鄭元忠好比“追臺風的人”——他總能在風暴前嗅到商機，卻又總被巨浪掀翻船舵。

他本可以成為柳市鎮的門神，最后卻活成了臺風天的漂流瓶。

那些未寄出的申訴信、生銹的船錨、抵押的房產，拼湊出溫州一代闖將的浮沉圖景：既要與政策博弈，又需對周期低頭。

1984那年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兩個小子，如今卻成了中國低壓電器產業的豐碑。

因經營理念分歧，求精開關廠在1990年一分為二。

胡成中繼承原工廠設備與部分市場資源，以 “德報人類，力創未來” 為理念，開啟品牌化之路。南存輝則另起爐灶，強調 “正行天下，泰然萬家”，聚焦低壓電器主業。

三位同鄉的分叉口始于1990年：當南存輝抵押祖宅建檢測實驗室時，鄭元忠已脫下工裝換上西裝；當胡成中收購國企布局全產業鏈時，鄭元忠正站在船塢前暢想萬噸貨輪。

2024年，正泰營收突破1780億，德力西與施耐德合資公司銷售額超725億，而鄭元忠的“莊吉”二字，僅剩平陽智能工廠的縫紉機在輪轉。

溫州的土地滋養了他們相似的草莽基因，但戰略定力形成分野。

歷史沒有平行宇宙，但柳市鎮的電器流水線仍在發問：若鄭元忠當年堅守開關廠，溫州是否會多一個千億巨頭，少一聲時代嘆息？

海風裹挾著咸澀水汽掠過甌江，吹散豪賭的煙塵，只留下實業者堅實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