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組織：“打狗團”

《劍吼西風：中央特科紀事》封面

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組織：

“打狗團”

作者｜何振羽

原載｜《文史精華》

刊期｜1999年第4期

圖源｜網絡

編輯｜策山

（本文約6600字）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催生“打狗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樁樁慘案突然出現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中國革命失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慘，幾乎遭到滅頂之災。從4月12日到14日，三天之內僅上海一地便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而蔣介石又與汪精衛聯手，“寧可枉殺一千，也不使一人漏網”，一時間，中華大地，到處是共產黨人和進步群眾被殺的場面，到處懸掛著被殺的共產黨人的頭顱。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共產黨被迫處于地下活動狀態。但是為了徹底消滅共產黨，國民黨蔣介石絞盡腦汁，命令特務到處搜查共產黨，不少投降國民黨的中共叛徒——有的甚至是知曉許多秘密的黨的高級干部，他們為了在蔣介石的面前邀功請賞，或者茍延殘喘，帶著兇殘的國民黨特務到處抓人，白色恐怖籠罩全國。

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使周恩來感到迫切需要建立必要的機構對付這些特務和叛徒，同時還認識到，蔣介石早就預謀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而中共方面卻蒙在鼓里，全然不知，無一點防范措施，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自己專門的情報機構，情報工作嚴重不足，無法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

在周恩來的親自謀劃下，1927年5月在武漢建立了中共歷史上第一個情報機構——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同年11月，又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嚴密的情報機構——中央特科，一方面通過打入敵人內部，收集情報，一方面嚴懲特務、叛徒，以保衛黨的安全。

特科下設四個科和若干個小組，其中第三科為行動科，又叫“打狗團”，由譚忠余、王德明等人負責，有成員20多人。這些成員一部分來自原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一部分來自上海武裝糾察隊。他們在大革命時期及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經受過血與火的考驗，對黨絕對忠誠，且人人都英勇善戰，個個都有百步穿楊之神功。

中央特科將刺探情報和嚴懲特務、叛徒兩項工作結合起來，情報部門向“打狗團”提供特務、叛徒活動的準確情報，使得“打狗團”如虎添翼，每次行動都馬到成功，一時間名揚上海。

二、堅決鏟除何家興、白鑫等中共叛徒

1928年，廣袤的神州大地仍然陰云密布，寒氣逼人，白色恐怖像幽靈一樣，緊緊地籠罩在黨的周圍。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人出賣了。

羅亦農在屠刀面前大義凜然，英勇不屈，慘遭殺害。出賣他的叛徒不是別人，就是羅亦農的貼身秘書何家興。

何家興1920年代初曾留學蘇聯，1921年他在莫斯科認識了正在蘇聯留學的羅亦農。善于鉆營的何家興在交往中逐漸取得了羅亦農的信任，回國后擔任了羅亦農的秘書。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何家興就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成為無恥的叛徒。羅亦農被害之后，何家興為了邀功請賞，又準備出賣黨的機密。

對這樣一個出賣過黨的高級領導人并知道許多秘密的叛徒，若不及時鏟除，將會對黨造成極大的危害！黨中央指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堅決鏟除何家興！

任務下達后，中央特科情報科迅速摸清了何家興出入的規律，并秘密轉告“打狗團”。“打狗團”成員日夜守候，尋找機會，張網以待。

4月的一天，機會終于來了。在一條嘈雜的街道里，何家興坐在黃包車上正興沖沖地哼著小調，化裝成拉車的、做小生意的、叫花子的“打狗團”成員迅速圍了上去，神槍手們突然開火，無恥的叛徒頓時斃命在“打狗團”的槍口之下。

初戰告捷，真是大快人心。“打狗團”乘勝追擊，又連續處決了被捕投敵的戴冰石和陳尉年。

殘酷的斗爭環境考驗著每一位革命者。那些為了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一旦發現風聲不對，或者對自己不利，便調轉方向，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黨的秘密和革命同志的生命討取高官厚祿。

1928年8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白鑫家里開會。下午四時許，會場突然被國民黨特務團團圍住，正在開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農委書記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人楊殷，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軍委委員顏昌頤，中央兵運工作負責人邢士貞及軍委秘書長白鑫等五人全部被捕。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原計劃也要參加這次會議，因參加中央更重要的會議才幸免于難。

六天之后，即8月30日，除白鑫之外，其余四位領導全部慘遭殺害。

軍委主要領導被害，黨內同志極為悲痛。一定有叛徒，否則，這樣小范圍的絕密會議，國民黨特務是無法發現會場的。中央指示特科：迅速開展偵察，查清叛徒，予以嚴懲。

特科按照黨的指示，通過安插在敵人內部的國民黨駐上海反共特派員楊登瀛的關系，迅速查明白鑫就是叛徒。早在一個月前白鑫便已向國民黨自首，并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兼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員、上海市黨部情報處處長范爭波秘密策劃，內外接應，乘我中央軍委在其家開會的機會將他們全部逮捕。

叛徒白鑫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1927年曾在葉挺領導的二十四師教導營任黨代表，1928年隨彭湃一起參加了廣東陸豐農民革命運動。這個投機分子在起義當中表現得積極，并且與彭湃也比較熟悉。彭湃來上海工作后，白鑫亦調來上海，擔任中央軍委秘書。當時中央軍委經常在白鑫家里開會。

大革命的失敗，使白鑫感到革命并不是原來所想象的那樣浪漫、那樣豐富多彩，而是充滿了艱難困苦、流血犧牲。他完全失去了斗志，喪失了信心，不久，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自首叛變。8月24日，中央軍委決定在白鑫家里召開重要會議。白鑫與特務約定，當他外出泡開水回來時，特務便立即包圍會場。狡猾的國民黨特務為了不暴露白鑫而達到長期利用的目的，當場也將其逮捕，然后暗中放出。

特科對叛徒的偵察，白鑫已有所耳聞，他知道“打狗團”遲早會找上門來。為了保命，他偷偷地躲進了范爭波的家中。11月初，他準備于11日晚乘火車離開上海去南京，然后出國。特科得知消息后，決定在白鑫離開上海前動手。

11日下午，“打狗團”作了周密的布置：先派一批人埋伏在霞飛路和合坊4弄43號范爭波家附近，專門執行鎮壓的任務；另一批人監視范家附近馬路上的巡捕。打入敵人內部的楊登瀛去范家，名為送行，實際上是為了證實白鑫是否尚在范家，以及出逃的具體時間。

夜間11時左右，正當白鑫在門口與范爭波拱手告別之時，一輛汽車風馳電掣馳到跟前，不待停穩便跳下三個人來，同時揚起右手開槍。眨眼工夫，白鑫連同范爭波都已躺倒在血泊之中。隨后行動隊迅速撤退，消失在夜色里。

“打狗團”的神槍手百發百中，神出鬼沒，每戰必勝。消息傳遍上海，使得叛徒、內奸、特務一提起“打狗團”，就心驚膽戰，魂飛魄散，不敢輕舉妄動。

三、顧順章、向忠發的叛變帶來嚴重威脅

“打狗團”打擊了敵人的兇焰，伸張了革命的正氣，保衛了黨組織的安全。但是，“打狗團”的工作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充滿了艱難險阻，也曾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1931年4月25日，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機要秘書、主持調查科日常工作的錢壯飛正在辦公室值夜班。夜已經很深了，錢壯飛正準備和衣而臥。突然，連續從武漢發來六份特急電報，而且都注明“徐恩曾親譯并轉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

徐恩曾是蔣介石的親信，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主任，因為是周末，他早已跑到上海十里洋場尋花問柳去了。

什么事這么急？一定是出了大事！錢壯飛當機立斷，用破譯徐恩曾與國民黨高級官員之間往來電報的專用密碼本迅速將電報譯了出來，看罷不禁大吃一驚，頓時渾身冒出了冷汗。其中一份電報是：“黎明（顧順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即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顧順章已經叛變，中央危在旦夕！錢壯飛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劉杞夫連夜乘火車去上海，將電報內容報告上海地下黨李克農。李克農猶如五雷轟頂，馬上安排好劉杞夫，立即與中央聯系，幾經周折，終于在27日（星期一）晨與周恩來取得了聯系。

顧順章曾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創建中央特委的時候，他是中央特委之一，并負責中央特科的具體工作。1930年因支持“左傾”冒險的“立三路線”，犯了不小的錯誤，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只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他仍主持中央的保衛工作及中央特科的日常工作，中央的各種機密、中央領導的住址、中央工作的規律他都十分熟悉。這樣一個人叛變，若不立即采取行動，后果將不堪設想。

中央決定，委托周恩來全權處理這一事變。周恩來在陳云的協助下，果斷采取一系列緊急措施，把顧順章知道的所有關系和線索全部掐斷，顧順章知道的所有聯絡暗號和接頭方法全部作廢，立即撤出在上海的中央機關、江蘇省委機關、共產國際機關；人員全部轉移；并布置從各個方面了解國民黨特務活動情況，以便進行反擊。

27日上午8時許，錢壯飛若無其事地把壓放了一天兩夜的六份電報親自交給了徐恩曾，然后乘火車去了上海。他知道自己已經暴露，再在南京待下去已經不可能了。

徐恩曾譯出電報后，馬上向各方面作了通報，并迅速與陳立夫一道奔往上海。顧順章帶著陳立夫、徐恩曾立即向各個目標撲去。

一處處人去樓空，一個個希望化成了泡影。顧順章所熟悉的人一夜之間消失得干干凈凈。

顧順章的叛變，使中央特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已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地下黨員不得不撤出，苦苦建立起來的各種情報關系也全部作廢，“打狗團”沒有了很好的情報來源，好像變成了盲人。

繼顧順章叛變不久，6月份又發生了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的事件，更對“打狗團”造成了嚴重影響。

自從顧順章被捕后，中央作出嚴格規定，中央機關所有人員不能隨便與人來往，以免發生意外。然而身為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根本不聽中央作出的規定，仍然與從前便姘住的妓女楊秀貞來往。

顧順章從自己給向忠發介紹的保姆（已被解雇）口中得知楊秀貞有件衣服在某裁縫店縫制尚未完工，即帶特務在裁縫店附近守候。果然不久楊便去取衣服，特務們一路跟蹤楊秀貞，等待向忠發的出現。6月21日，向忠發悄悄溜出與楊秀貞幽會。22日清晨，當向忠發到“探勤”車行叫出租車準備返回時，被叛徒葉榮生發現。一聲呼哨，特務們蜂擁而出，將其抓住，押解到善鐘路法租界巡捕房。

向忠發被捕后，周恩來迅速組織人員進行營救。6月23日，向忠發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中央準備在向忠發被押出白云觀偵緝隊時在途中用武力劫持營救。

為此，中央指示特科派人與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員王斌會談，要他提供押解的時間和路線，王索價三萬元，先給一萬元作保證。特科還答應，萬一出事可送他去蘇聯。協議達成后，先付了一萬元。但王斌根本就沒有把押解時間和路線告訴特科，以致營救未成。向忠發被殺后，特科派人與王聯系，要他退還一萬元，王支吾搪塞，拖延不還。

與此同時，中央得知，向忠發被捕不久即叛變，并供出了許多黨的秘密。行刑時，作為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竟然還跪地求饒。

國民黨特務王斌此時趁火打劫，騙取我有限的巨額資金，不除其人于理不容。

接受任務后，特科人員劉鼎很快在南京路一家照相館設法搞到了王斌的照片，特科負責人之一的潘漢年通過舊交光華書店熟人了解到王斌的家庭地址——白爾路永安里5號及住宅電話號碼。“打狗團”又派李士英在王斌家附近租房居住，并在高臺上放了鏡子，以便觀察王斌每日進出的行動規律。

1932年4月22日下午，“打狗團”負責人小朱、老鄺分別帶領阻擊和掩護兩組隊員進入維爾蒙路和愛米格路埋伏。不久，王斌坐著考究的人力車過來了，當經過國恩寺門前時，小朱等乘車追了上去，利用超過王車之機，迅速抽槍瞄準，一槍擊中王的頭部，王當場斃命。剎那時，人流四散，車馬混亂，老鄺帶領其他隊員掩護小朱等迅速撤離現場。

這次鎮壓活動取得了預期目的，打擊了顧順章的囂張氣焰。顧叛變后曾吹噓中共特務工作是他主持的，現已土崩瓦解，擊斃王斌證明特科的力量依然強大，仍在活動，使得叛徒不得不有所收斂。

四、接連消滅馬紹武、黃永華等“反共高手”

1931年，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是黨誕生10周年紀念日。然而，與1927年一樣，這一年對黨來說，同樣是一個大災之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叛變，使黨中央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特科的工作幾乎全部被毀：6月，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更使遭受嚴重摧殘的黨組織雪上加霜，特科工作幾乎夭折。

為了恢復和加強特科工作，黨中央派中央委員陳云、康生和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潘漢年領導特科工作。他們首先協助周恩來處理顧順章叛變所引起的一系列緊迫問題，重新組建中央機關，調整特科組織。這時，中央特科經過調整，縮編為三個科：一科（總務），二科（情報），三科（“打狗團”），科長分別由陳云、康生和潘漢年擔任。特科在他們領導下繼續與敵人作堅決的斗爭。

王斌被鎮壓后不久，國民黨調換了楊登瀛，派黃河清擔任上海反共特派員，希望他能夠在上海這塊中共地下黨活動最頻繁的地方有所作為。豈知黃河清根本就不是中共地下黨的對手，很長一段時間毫無建樹，就連中共地下黨的影子也沒有找到。蔣介石氣急敗壞，撤換了黃河清，派遣長期從事特務工作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處特務組主任馬紹武為上海反共特派員。

馬紹武一上任便表現得十分積極，叫嚷要在六個月內消滅上海共產黨，破獲中共領導機關，并立即行動，大肆搜捕地下黨，氣焰十分囂張。一時間恐怖氣氛籠罩整個上海，部分地下黨組織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這時，蔣介石在江西蘇區幾次“圍剿”紅軍失敗，使他更加害怕上海地下黨力量的壯大。為此，他決定趁熱打鐵，在馬紹武工作的基礎上，再大幅度增加上海反共力量，爭取早日消滅上海共產黨，于是上海警備司令部、警察局、巡捕房、幫會、復興社等特務增加到了3000多人。這些特務對黨的機關和革命者進行偵察、盯梢和逮捕，使黨的組織不斷暴露，活動更加困難。

如果不消滅馬紹武，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損失將不可估量。于是，中央指示特科要積極、穩妥、迅速地鎮壓馬紹武，改變黨組織的被動局面。但是，馬紹武十分狡猾，行蹤不定，經常更換汽車，很難掌握他的行動規律。

1933年6月，特科情報部門終于從上海市警察局三科幫辦陸元虎口中打聽到：馬紹武于14日晚將與丁默邨等人一道到廣西路小花園弄“甜心”妓女家吃花酒。

“打狗團”迅速行動，立即派人了解該妓女家附近的環境，并選擇最恰當的地方埋伏起來。

晚上七時許，馬紹武坐著自備的汽車前去赴約。當到達小花園弄時，汽車停穩，馬紹武整冠下車，突然從不遠的地方射來多發奪命的子彈，一彈中頭頂，一彈中左耳，一彈中腦部，當場一命嗚呼。

馬紹武被擊斃之后，國民黨又派警察局督察處特務組主任黃永華任上海反共特派員。

黃永華與馬紹武一樣，是一貫反共且十分兇殘的家伙。馬紹武被殺，使他變得更加謹慎，行動十分詭秘，其住處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并化名姓譚，在南京路新新旅館內將618房租下，作為其從事特務活動的場所。黃永華出入從不坐別人的汽車，經常帶著保鏢，上下汽車必先命保鏢持槍監視。

不管他如何謹慎小心，處處提防，仍然逃不脫應有的懲罰。1933年8月25日晚11時10分左右，黃永華正在新新旅館電梯旁等候時，被早已守候在此的“打狗團”一槍斃命。

此后不久，“打狗團”又除去與馬紹武、黃永華并列“反共高手”的上海市警察局的密查員雷大甫。

五、李竹聲、盛忠亮的叛變結束“打狗團”

馬紹武、黃永華、雷大甫等連續被“打狗團”鎮壓后，國民黨感到十分震驚，派彭公哲為駐上海反共特派員，彭之后又派游定一為反共特派員，并且指使上海特別黨部調查科、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隊、市警察局督察處特務組，采取各種措施，破壞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

這樣，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已無法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遷往中央蘇區，在上海只成立中央局，由李竹聲、盛忠亮負責領導白區工作，同時管理特科。這時，特科再一次調整，縮編為兩個科：二科（情報科）和三科（“打狗團”）。

1934年，江西蘇區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轉移長征，中央對上海黨組織的領導減弱。此時國民黨特務逐步改變策略，采取放回組織、長期跟蹤、留根、精神壓力、突擊等多種狡詐手法，對中共地下組織進行破壞。他們或把一些黨員在叛變后釋放出來，待與我黨接上關系后再進行破壞活動；或讓叛徒帶路指認；或由叛徒在馬路上守候、盯梢，有的甚至盯梢長達幾個月，待把黨組織和地下黨員的活動情況掌握后才下手。

另外，特務在得知中共領導機關或聯絡點后，并不全部破壞“一網打盡”，而是保留其中的一些地方，破壞其余的地方，對保留的地下黨員，繼續跟蹤，擴大線索，然后再破壞一批，保留一批，又繼續跟蹤，實行狡詐的“老鼠籠”辦法。對一些他們認為可疑的對象，在弄堂口派人監視，并且故意露餡，引起被監視人精神緊張，有的甚至因此搬家等，于是敵人立即派特務跟蹤、盯梢、抓捕。或者已知某人是共產黨員，但并不立即逮捕，而是派幾個特務到這人家中，在數小時內逼其叛變，并答應為他們做事，然后留在黨內暗中進行破壞。

自從特務們采取了這些狠毒的辦法后，使上海地下黨組織又受到了極大的破壞，1934年6月和10月，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盛忠亮被捕叛變，這樣，“打狗團”的工作再也難以繼續下去了。這年底，名噪一時、威震敵膽的“打狗團”停止了活動。

（文中小標題系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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