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學者劉占鋒：百年大變局下中華文化的特殊使命

據中國民族博覽訊：科技革命帶來的變化是基礎性、全局性的，同時它又是深層次、充滿不確定性的。經過250多年的反復，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發展—危機—再發展—再危機”的惡性循環，已經使其成了人們心中既充滿希冀又滿是恐懼的怪物。如何找到造成這種循環的規律與原因，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使科技革命成為人類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主流推動力，是當前全人類都應該關注的重大課題。

迫在眉睫：人類社會隨時可能走向崩潰。加速度是科技革命的一個基本特征。科技發展步伐在不斷加快，新的科技成果日新月異，呈現井噴式增長，同時也為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政治集團和人群實現自己的目的提供了更多的利器，各種矛盾更加復雜、深刻、尖銳。

以互聯網為鑒。在國內，人們在享受著互聯網帶來的種種神奇的同時，消極、頹廢的東西大行其道，鬧心的事也越來越多，層出不窮的網絡犯罪、網絡暴力、網絡安全問題似乎一下子把人類社會推到了令人不安的恐怖世界。在國際上，西方文化借助這個幾乎不存在邊界的技術平臺，強勢推進“文化霸權”或“文化殖民”，并將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強加于其他國家和民族。它不僅加劇了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緊張，而且使人類文化多樣性面臨嚴重威脅，各民族的原生態文化正在分崩離析。一些西方國家甚至把互聯網用作顛覆他國政權的工具。

再看當前最熱的人工智能。無論是其強大的功能，還是發展速度、普及速度，這在過去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是它的無所不能，使其潛伏的危機令人擔憂。它的深度推理功能足以使人懶惰，一切事物的“傻瓜式”操作，可以使人變成真正的傻瓜。久而久之，必將導致整個人類生理機能的退化。它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功能，輕則滋生弄虛作假之風，破壞社會誠信，污染我們的生態系統，甚至危及未來人類社會的知識系統；重則易被不懷好意者利用，給國家、社會和民眾的生命財產等帶來毀滅性災難。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昌祥直言，人工智能有滅絕人類的風險，危險程度如同核戰爭。馬斯克則預言：人類因此面臨20%的滅絕風險。AI安全研究員亞姆波爾斯基則認為這個概率高達99.999999%。

人類現在面臨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態：一方面，在高科技推動下，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物質財富“充分涌流”，馬克思描繪的“勞動不再是被迫的謀生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共產主義理想，終將成為現實；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危機、世界大戰、人類毀滅等等駭人聽聞的字眼，猶如一把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人們心頭。

生死與共：人類社會無法更易的基本走向。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難以破解的困局。這里既有人類自身發展中的平衡問題，更有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人類自身發展中的平衡問題，既有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有人的精神生活問題。

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關系問題，前面已有論述，這里不再贅述。單說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問題同樣嚴重。社會生活中赤裸裸的拜金主義，不擇手段的爾虞我詐，人際關系的冷漠，孤獨，精神空虛，人格分裂乃至殺人或自殺，加上防不勝防的恐怖襲擊，等等，正在使人失去應有的快樂和生命的本來意義。久而久之，人類社會最終解體也未必是聳人聽聞的臆想或胡說。

另外，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更多更突出。如氣候變化、環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態平衡、資源枯竭，等等，看似氣候與資源的沖突，但都能升級為局部戰爭。最近的印巴沖突，就是水資源爭端所引起，甚至雙方直接用核武器相威脅。

如果說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尚屬個性問題的話，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等問題則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團體、個人可以孑然世外，獨善其身。人類已經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深層原因：關鍵在于人類社會主導文化。縱觀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歷程，其規律也是清晰可循的。正如蘇軾所說，“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于成功。”（見《晁錯論》）人類當前困局看似無解，但只要追根溯源，標本兼治，困局還是可以破解的。造成歷次惡性循環的深層原因是什么？我們稍作分析就可發現，這些問題的產生和發展與西方文化主導世界發展的周期是基本一致的。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也一再證明，一味崇尚“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便是產生這些問題的文化源頭。

對此，一些有識之士早就開始從文化方面找原因了。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提出了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的概念之后，被人簡化、曲解為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并機械套用于人類社會，強調競爭至上。1871年，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一書，證明人類之所以能夠生存，不僅靠競爭，靠斗爭，還必須團結互助，甚至自我犧牲。一戰過后，西方思想界就對歐洲人為何自相殘殺進行了反思，并掀起一股仰望東方、學習東方文化的熱潮。當時《老子》《莊子》非常流行。早期德國學者甚至將老子神圣化，視其為“先知”，僅《老子》德文譯本就有五六十種。二戰以后，歐洲再次出現了這種反思熱潮，除《老子》《莊子》外，又增加了禪宗、中醫、《易經》等等。據南開大學美籍學者邰謐俠研究，截至2023年，《道德經》已有97種語言的2052個譯本，其中德語譯本數量長期居于前列。

可見，即使在三次工業革命發源地，諸多學者也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如果不從文化根源上反思，就不可能走出這個魔咒。人類發展困局不可能通過西方文化這個始作俑者來破解，而應是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文化。

中國入局：結束惡性循環有了政治前提。如前所述，對于250多年來科技革命帶來的惡性循環，在其發源地，100多年前就有學者進行了反思。但為什么后來的實際狀況依然如故？其原因在于，這些學者只是把這種反思停留在思想認識階段，忽視了弱肉強食文化對國家政治的影響，而后者才決定著弱肉強食文化發揮作用的方向與力度。因為科技革命帶來的危機，受害者只能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對于執政者及其所代表的統治階級并無根本性影響，甚至是進一步獲得暴利的機會。所以，只要信奉弱肉強食文化的國家占據著世界主導地位，這個惡性循環就永遠不可能終止，只會愈演愈烈。

幸運的是，在科技革命發生的250年后，人類終于等來了終結這種惡性循環的基本條件：中國入局。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科技力量，已是變局的關鍵變量和重要參與者，扭轉了那些信奉弱肉強食文化的國家可以任意霸凌弱小國家與民族、隨時可為轉移危機發動戰爭的局面。這才使人類社會有了用中華文化取代西方弱肉強食文化的政治條件，有了從底層消除這種循環的中國方略。這是結束惡性循環的基本前提。

中華文化：破解危局的中國方略。對于科技革命，如何消除它所帶來的文化根源，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結束250多年來的惡性循環，將是人類發展必須面對的長期課題。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主導世界發展數百年，既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同時也給人類的精神生活留下了難以化解的惡瘤。西方文化正以自己的狹隘快速終結其文化主導地位。取得代之的正是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文化。這是破解當前人類危局的唯一成熟的中國方略。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生態智慧、“仁愛”與“和而不同”的社會倫理觀、“中庸之道”的實踐智慧、“天下為公”理想與“和合共生”理念、“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的進取與包容精神、“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等等思想智慧，為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復雜挑戰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和獨特的東方智慧視角。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結合新的時代要求進行重構表達，這不僅是中華民族重鑄輝煌，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人類發展困局的唯一正確途徑。

當前波詭云譎的國際形勢正在證明這一點。中華文明作為唯一未曾中斷的原生型文明體系，正是破解上述困局的鑰匙，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略”。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構表達，加快大眾化普及與國際化傳播，既是國內文化建設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也是中華民族為破解人類發展困局貢獻中國智慧的歷史責任。

作者簡介：劉占鋒，著名文化學者，中華文化主題化重構首創者、執行總編纂。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受聘于《人民日報》理論部特約高級編輯、河南大學新聞編輯出版研究所特邀研究員。1999年評為中國書業網絡十大風云人物。其編著（主編）的《中華語匯通檢》（《中國成語通檢》、《中國名言通檢》、《中國名詩句通檢》、《中國辭賦詞曲名句通檢》），結束了我國大型語文工具書沒有任意字檢索的歷史，人民日報稱其“為亟待規范的辭書出版提供了范例”。季羨林、張岱年、郭預衡等著名學者贊其“功德無量”。2002年獲河南省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2023年以來，與著名學者趙德潤、王錦貴、郝振省、李巖共同作為總編纂，先后編寫出版了國內第一部大型類編詩詞典籍《中華詩典》之黃河（5卷18冊）、歲時（30卷100冊），為新時代修典做出貢獻。北大、北師大三次舉辦座談會，充分肯定其團隊的卓越貢獻。

【網易新聞網 周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