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良 | 《近代博物館史料輯錄》序言

二〇一二年以來，中國博物館事業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并逐步形成新時代背景下具有中國特色的又一次博物館建設高潮。一方面，博物館事業被納入國家戰略，成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推動力量和關鍵組成部分，并且隨著各種“國潮”文化創意産品日新月異地推出，博物館文化已成爲人人共享的大衆文化；另一方面，隨著不同規模、不同領域、不同屬性博物館的建設與發展，中國博物館體系日漸成熟，全民高質量共建、共用博物館的社會氛圍愈加濃厚，博物館理論探討、博物館學學科建設也在時代要求下呈現出新的發展面貌。每年連續出版的中國文化遺産和博物館事業發展報告，既是中國博物館事業在新時期創新性發展的真實記録，也預示著中國的博物館事業在全面的回顧與展望中走上了健康、高質量且可持續的發展之路。

當代中國博物館事業的成就既體現在實踐層面，也體現在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層面。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業界、學界及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歷史的積澱與升華。晚清時期發生的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促使中華民族開始尋求強國御侮之道，現代博物館事業就是在這一時期在中華大地建立、發展，并在步履蹣跚中承擔起諸多的社會使命，引發了各界人士的關注、思考和參與。中國博物館事業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形成了第一次建設高潮，留下了極爲豐富且珍貴的歷史文獻，這些文獻見證了中國博物館事業的早期發展，承載著國人對博物館的諸多認識與探索，爲今天中國的博物館事業奠定了歷史根基，積纍了豐富經驗，提供了思想源泉。由此而論，當代中國博物館事業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對歷史文獻的深入研究。但是，當前中國博物館領域的研究更多地聚焦在實踐與技術層面，對於基礎理論的研究始終顯得薄弱，尤其是對博物館發展歷史的深入挖掘與系統研究則更是僅有爲數不多的學者在從事或曾經從事，這并不符合博物館的實踐規律與博物館學的學術邏輯。

古埃及亞歷山大城的繆斯神廟被視爲世界博物館的源頭，在當時其實是一座學術研究機構；中國山東曲阜的孔子故居可謂中國名人紀念館的濫觴，在當時則是一處供世人觀瞻祭拜之所。也許，正是學術研究、人文實踐的不同傳統形成了中西方博物館彼此相異的發展路徑。西方的博物館是在理論重於實踐中發展，而中國博物館則是在實踐重於理論中前行，不同發展路徑得出的研究成果也自然各有側重。《博物館起源：早期博物館史和博物館理念讀本》（休·吉諾韋斯等）、《博物館變遷：博物館歷史與功能讀本》（愛德華·P.亞歷山大等）、《一部博物館學史：博物館學理論的重要學者》（布魯諾·布魯隆·索耶斯）、《博物館的起源：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珍奇屋》（奧利弗·英佩等）、《喬治·瓦薩里和博物館的誕生》（瑪雅·威靈頓·蓋哈坦）、《第一座現代藝術博物館》（卡羅爾·保羅）、《博物館對外開放：一七五〇—一九四〇年的博物館歷史轉向》（安德烈·邁耶等）、《收藏與博物館學》（弗洛里安·多貝爾等）、《珍奇屋：收藏的激情》（克里斯蒂娜·達韋納）、《大英博物館：第一座公衆博物館的誕生》（詹姆斯·漢密爾頓）、《博物館：歷史》（約翰·E.西蒙斯）、《關於收藏》（蘇珊·皮爾斯）、《博物館學基礎：不斷演進的知識體系》（基爾斯滕·F.萊瑟姆等）、《博物館的誕生：歷史、理論與政治》（托尼·本尼特）等西方博物館學研究專著，不僅從多個角度深入探討了博物館産生、發展的歷史，而且通過梳理、展示大量的歷史文獻，生動地呈現了西方博物館的歷史演變?！吨袊┪镳^史》（包遵彭）、《博物館與近代中國公共文化（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徐玲）、《名山：作爲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徐堅）、《從私藏到公共展覽：民國時期廣州的博物館和展覽會》（丁蕾）、《浙江博物館史研究（一九二九—一九六六）》（蔡琴）、《民國時期的中國博物館協會與中國博物館學（一九三五—一九四九）》（吳昌穩）、《博物館的歷史：從歐洲原型到本土化發展的中國博物館》（李萬萬）、《近代天津地區博物館史研究》（張寧等）等，則是目前爲止國內僅有的從歷史角度探討中國博物館或區域性博物館起源與早期發展的專著，因各有側重，并不能呈現完整、系統的近代中國博物館史，這對於勾勒中國博物館早期發展歷史的全景來説不無缺憾。

衆所周知，中國的博物館誕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一方面，當時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削弱，各類資源不斷被掠奪；另一方面，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并逐漸意識到了中外之間的不同與差距，進而在痛恨與羨慕、抵抗與學習相互交織的複雜心態中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公衆性的陳列、展覽活動及博物館很快進入了國人的視野，國人在紛紛付諸行動之際，也對其寄予了諸多的期待：商品類陳列被視爲商戰的一種戰略；國貨類和教育、文化類展覽被譽爲“使全民覺悟之最善方策”和“富強之端”，能夠“激發愛護國家的觀念，是精神總動員方法之一”；博物館被視爲“製造文明的場所”和“發展地方文化及普及教育的大本營”，作爲“文化的推動力及社會精神生命的表徵”和“文化傳布及孕育的活動機構”，是“現代教育最有效的工具”，“走向十字街頭，而願爲社會服務矣”。關於博物館、陳列、展覽的實踐和理論性思考，幾乎貫穿了晚清民國時期，以報紙、期刊、專著等多種媒介爲載體，形成了一個至爲珍貴的中國博物館史料寶庫。對這一史料寶庫進行系統性挖掘、整理與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價值、作用及意義。

一、有利於進一步推進中國博物館發展史的研究

中國人自主創辦的博物館誕生於鴉片戰爭爆發、國門洞開之後，并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了中國博物館發展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峰。目前學界公認，一九〇五年由愛國實業家張謇創辦的南通博物苑是第一家中國人自創的博物館。聚焦於張謇等人博物館理論的研究成果堪稱海量，基本厘清了這一階段代表性實踐與理論成果的核心面貌。不過，據散見於近代各類圖書、報刊中的與博物館、陳列、展覽相關的文獻顯示，早於南通博物苑建立的博物館綫索有跡可循，然而更多的文獻目前尚未被納入中國博物館史研究的視野與範疇之中，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呈現出“衹見主幹，未識枝葉，失其全貌”的現狀。

所幸近些年來，近代中國歷史文獻數據庫逐步問世，各類近代文獻影印彙編次第出版，這爲全面、深入、系統研究中國博物館早期發展史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這些寶貴的歷史文獻資源，建構一部多元豐滿、基礎扎實的中國博物館發展史就有了極大的可能性。同時，在中國博物館早期發展所處的特殊時期，陳列機構、展覽活動與博物館建設此起彼伏、互有交織，陳列、展覽甚至早於博物館而興，三者是廣泛且長期流行於近代的“熱詞”，均留存有極爲豐富的文獻資料。鑒於此，陳列、展覽，尤其是與歷史、文化、藝術、社會等相關的陳列、展覽，應將其一并納入博物館的視域進行整理與研究，纔能呈現出一部多角度、全方位、立體式的近代中國博物館發展史。

近代博物館歷史文獻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國人出境考察、游歷期間對域外博物館、展覽會的即時記録、所思所想，以及受到觸動或啓發而進行的最早的中國博物館籌劃方案；其二，國人創辦不同規模、形式各異的博物館、陳列機構，舉辦展覽活動等所留下的與之相關的理論與實踐探討。上述舉措極大提高了社會認知水準，使得博物館文化得到了廣泛傳播，推動了中國博物館建設形成第一次高潮。一大批關於陳列、展覽及博物館的學術專著、專業期刊紛紛問世，海量關於博物館的考察實録、見解主張、回顧梳理等文章也在各類報刊發表，見證了這一時期中國博物館的發展盛況。由此而言，近代中國博物館發展史的研究，應從實踐、理論兩個角度出發，以博物館、陳列、展覽作爲三個切入點，將目的、內容（方式、主體等）、實施（建設、管理等）、成效（規模、觀衆、評價等）作爲四個主要研究內容，建構起“二三四”的研究框架。同時，對中國博物館起源的進一步探索也應從思想啓蒙、實踐行動兩個維度同時展開。這些研究的理論基礎建構和不斷深入探索，皆有賴於相關歷史文獻的持續性拓展及有力支撐。

二、爲當代中國博物館實踐與理論提供歷史借鑒

當代中國博物館事業的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兩個結合”，既要繼承歷史，從歷史中汲取養分、吸取教訓，也要立足當前實際，錨定總體布局、特色，努力解決博物館發展不充分、不均衡的現實問題。近代是中國博物館起步并取得一定發展成果的重要歷史階段，儘管沒有形成科學的總體規劃與布局，基本處於各自爲政、單打獨鬥的狀況，但博物館建設依然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它們共同繪製了一幅近代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壯麗圖景。其中不少博物館理念在今天已成爲現實，很多做法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鑒。

列強的入侵、日寇的殘暴使近代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之中，這促使當時的博物館建設及各類展覽活動，大多深層次聚焦於救亡圖存、民族復興。其一，近代國人普遍認識到，如果全國遍設陳列館，工商業就能逐步得到改進，從而“同進於發明與進步之域，則國貨不復有落伍之慨，利權不復有外溢之虞”，“工商之發達自速”。其二，陳列館“不但爲文化品物的儲存地方，研究人才集中的場所，普通及專門教育的輔助機關，也是民族復興與國家元氣的大本營”，其“於教育上之功效，誠爲偉大”，普通學校的教育展覽可以“博社會之信用，增學校之價值，促教育之進步，法至良、意至美也”，職業學校的專業展覽不僅是“辦學者的考鏡”，也可以“促生産界的奮鬥”。其三，國貨展覽會堪稱“我國工商戰勝之基礎，國貨暢銷之權輿”，“其意義不僅單純的提倡國貨、發展特産，且可恢復國人之自信，激起其愛國之熱忱”，從而解民族之危。其四，博物館和歷史文物展覽對區域開發和民族復興的作用重大。如西北文物展覽會有利於促進“國人一致奮起，合力開發西北，非惟國難可以解消，民族可以復興，即俯仰之間，亦不愧爲黃帝之子孫矣”。南通博物苑的創立者張謇率先確立了啓發民智、救亡圖存的辦館宗旨。王幼僑、謝康等學者和從業者進一步闡釋了博物館對民族復興的作用，他們認爲“博物院之使命，實與民族復興有至密切之關係”，“博物館的功用……對於人類社會的利益，其實是整個的……在這個艱難苦戰的大時代裏面，也許還可以借此提高民族國家的意識……這可貴的價值，是不可以數字來計算的”。限於動蕩的國內外局勢，這些期待在當時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但在今天，這些理念已經變成了現實，中國的博物館正在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履行重要使命。

近代中國的各級各類學校也都十分重視舉辦展覽活動及建設博物館，紛紛成立學校博物館，開辦各類展覽會，比如廈門大學文化陳列所、燕京大學古物陳列室、黑龍江省立女子中學成績品陳列室、蘇州中學社會學科陳列室、全紹小學成績陳列所、嘉興縣立集賢小學陳列室、江蘇職業學校手工成績陳列所等陳列室（所），北京大學圖畫展覽會、中華藝術大學美術展覽會、東吳大學科學展覽會、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戰展覽會、滬南城東女學社女藝展覽會、天津普通女學展覽會、香港各校學生圖畫展覽會等展覽會，復旦大學商業博物館、鐵道管理學院鐵路博物館、河南福中礦務大學博物館、南通中學史地博物館、宜興中學鄉土博物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校教育博物館、山東省立第一實驗小學博物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兒童博物館、中華職業學校圖書博物館等博物館。學校博物館的建設和展覽會的開展，對於改善學校教育方式、拓寬學生視野、提升學生動手能力、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增進學校與社會的溝通、提高學校教育水準與效果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些做法應該成爲當代中國教育改革的重要參考。

三、爲中國博物館史料學分支學科建設立基賦能

當下，中國博物館學已成爲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在不少大學的學科設置中，博物館學科都具有較爲健全的人才培養體系，理論研究、專業實踐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中國博物館學有多個分支學科，依據不同的分類方法，可分爲理論博物館學、應用博物館學、歷史博物館學、專門博物館學、信息博物館學，或者博物館藏品管理學、陳列學、博物館教育學、博物館管理學等。相較博物館學理論建設，博物館專業實踐不一定具有成體系的學科思維，但能夠通過實踐與思考，踐行并驗證博物館學科的理論，豐富博物館學科的內涵。

目前，在中國博物館學分支學科之一——歷史博物館學的研究任務中，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的當代中國博物館發展史的研究，得益於黨和政府的統一規劃與科學領導，文博及相關行業的緊密配合、積極參與，文博人的開拓進取、努力拼搏，各類相關檔案的妥善保管和深入開發，所以相對比較容易開展?！懂敶袊牟┪镳^事業》（呂濟民）、《博物館與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化建設（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徐玲）等成果的問世，可謂基本完成了當代中國博物館史研究的部分學科目標。相對來説，近代中國博物館史的研究，由於跨越時段長、涉及領域廣、時局動蕩久，且相關內容具有分散性、多樣性、複雜性、易變性等特點，使得對其研究與書寫存在一定的困難，但它是歷史博物館學中不可或缺的內容要素，研究者必須迎難而上，纔能真正成就歷史博物館學的學科地位。

歷史博物館學的學科建設離不開深厚史料基礎的支撐，因此博物館史料學的建立既具備相應的基礎及條件，也具有必要性。中國博物館學的發展壯大，無論何時都需要史料的助力，以獲得相應的歷史借鑒。博物館史料學不僅僅聚焦於對文獻資料的搜集與彙編，也重在對這些文獻進行深入研究，并産出相應成果，促進中國博物館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的發展。建構中國博物館史料學最大的潛力，就在於對留存豐富的近代博物館史料進行挖掘與整理。儘管其分散且複雜，但恰恰展現了博物館建設、展覽活動在這一時期的廣泛性、多元性，及其深遠影響與重要意義，更折射出近代中國人對博物館與國家、民族關係的深刻認知與理解，并借此表達出的強烈的救亡圖存意願和迸發出的巨大辦展建館熱情。這些具有明顯時代烙印的敘事性、抒情性、學理性文本表達，種類多樣、內涵豐富，對於研究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面貌極具價值，既是歷史博物館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更是中國博物館史料學建構的重要基石。

近些年來，隨著晚清民國時期歷史文獻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開展，相繼出版了許多有關近代博物館建設及陳列、展覽文獻資料的彙編，例如《民國展覽史料彙編》（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四年）、《近代博物館文獻叢編》（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中國博物館學歷史文獻選編》（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八年）、《民國考古文博期刊彙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一年）、《近代博覽會資料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等，可謂集中再現了近代中國博物館、展覽會的歷史面貌。對於各類報刊上與博物館、陳列、展覽相關的單篇文獻的彙編整理，目前僅有《博物館歷史文選》（陝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書，由本人主持、行將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中國博物館史料整理與研究”也有所涉及，但都未能進行原貌呈現。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邀請我主持編纂《近代博物館史料輯録》，恰可彌補這一缺憾，實屬幸事。

本書主要搜集已出版彙編中未收録的與近代博物館、陳列、展覽專業相關的圖書、期刊，同時選録刊登在各類期刊上的有關博物館、陳列及展覽類單篇文獻，力求再現這一時期博物館、陳列及展覽實踐及理論思考的全貌，并希望借此爲中國博物館史料學學科的建構及中國博物館發展史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本書的文獻搜集與彙編出版得到了國家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民國文獻編輯室李強主任、蔣凱運編輯積極推進下，相關事宜均得以順利完成，值此付梓之際，深表欽佩與謝意！書中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斧正。

河南大學 王運良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近代博物館史料輯錄（全二十七冊）

編著者：王運良 編

定價：21600.00元

ISBN：978-7-5013-8597-3

裝幀：精裝

開本：16開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文獻出版中心

供稿 | 蔣凱運 編輯 | 鄧旭欣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