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香越千年，群賢論東西：評《本草環球記》

編輯推薦語

書評是思想的二次創作——它既解讀文本，也創造文本。《本草環球記》乃百衲成錦之作，其中的知識信息相當豐富。上海中醫藥大學楊渝副教授以細膩的筆觸和廣博的視野，提要鉤玄，為讀者尤其是尚未拜讀此書的讀者勾勒了清晰的思想綱領、示范了極佳的閱讀進路、提出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作者簡介

楊渝

楊渝，上海中醫藥大學副教授，英語語言文學學士及碩士、中醫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上海市哲社及參與國社重大、國社冷門絕學等各級別項目32項，在CSSCI、CSCD等各類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擔任CSSCI及ESCI核心期刊審稿專家及青年編委，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任多個學會常務理事等職，主要從事中醫翻譯、典籍翻譯、科技翻譯史、醫學史、區域國別研究。

【摘要】2018年，復旦大學歷史系、英國華威大學歷史系和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聯合舉辦了題為“貿易為健康的驅動力：近現代以來的世界貿易與醫藥產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聚集了來自中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新加坡、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的三十余位學者，從全球史角度觀察本草和醫藥產品的長時段、跨地區的流動特征。《本草環球記》正是這次盛會的余音。該書匯集了18位學者的16篇論文，研究內容時間跨度超過1600年，從不同的文化出發追蹤藥用本草的全球流通歷史，探討藥物、貿易和健康知識的生產，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藥用本草和藥物商品知識。

【關鍵詞】全球史 本草 中草藥 貿易 流通

一棵植物的根莖或汁液是如何被奉為萬靈神藥而漂洋過海，展開長達千年的全球之旅的？在一個地區被視為魔鬼糞便的臭草如何到達地球的另一端，成為廚房的香料或餐桌上的食材？人類的歷史上有多少健康知識是被生產出來的？貿易對全球醫藥史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如何準確、高效地追蹤本草的全球足跡？……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高晞教授與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華威大學全球歷史與文化中心的何安娜（Anne Gerritsen）教授主編的《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中華書局，2023年9月）在解答這些深刻而又有趣的問題的同時，也為我們呈現了醫學史研究中的新視角和新方法。

一一個焦點，多重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逐漸成為史學研究的新動向；尤其在布魯斯·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和拉爾夫·布爾金斯（Ralph Buultjens）提出全球史研究的方法論變革的歷史宣言后[1]，全球史研究逐漸成為顯學。全球史研究方法是為擺脫歐洲中心論和民族國家（the nation state）歷史敘事框架而產生的一種研究轉向，要求研究者“如同在宇宙的瞭望臺上觀察全球”[2]，超越民族國家敘事框架思考問題，擺脫單一性的歷史敘事，擁抱一種共享、交織的歷史記憶[3]，梳理全球與地方之間跨越邊界的聯系，追蹤知識從地方性到世界性的變遷。全球史方法突破了傳統的民族國家研究框架，研究者可以跳出自身的學術和語言背景進行跨越民族、文化和政治邊界的全景式的研究。全球史研究的優勢不言而喻，但是，全球史視角下的歷史敘事過于宏闊，又無研究標準可依，尤其受制于缺少中心的研究范式和不得不面對的多語種困境，這成為個體研究者難以承受之重。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本草環球記》采用匯編形式的旨趣：一個焦點，多重視角。

這本書取材于2018年一場由復旦大學歷史系、英國華威大學歷史系和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聯合舉辦的題為“貿易為健康的驅動力：近現代以來的世界貿易與醫藥產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會議的召集人，復旦大學高晞教授與英國國家學術院及歐洲科學院院士、英國華威大學何安娜教授發現，來自中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新加坡、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的三十余位學者中很大一部分“不約而同地偏重觀察醫藥產品的長時段、跨地區的流動特征，尤其是‘物’的文化史”[4]，形成了全球史方法和歷史學物質轉向的有機融合。于是，一部“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本草環球記》呼之欲出。最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本草環球記》匯集了18位學者的16篇論文，研究內容時間跨度超過1600年，涉及中文、英文、法文、俄文、拉丁文、梵文等多語種背景文化。全書以藥用本草為焦點，尤其以中藥材為重；借來自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學者的多重視角探討本草的全球貿易與流通、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的相互聯系。

二本草環游，全球對話

全球整合的過程中有五種主要的驅動因素：技術、帝國、經濟、文化和生物。[5]近幾十年來的全球史研究也主要以這五大要素為核心展開。其中，關于生物的研究更強調全球微觀史的路徑，也就是從特定的空間與社會特質來分析某個具體的主題，同時也將該主題置于全球脈絡之中。（[5]，第108-109頁）本書中出現的阿魏、中國根、大黃、丁香、人參等原是全球貿易市場琳瑯滿目的商品中微小的個案，研究者透過個體本草的全球流通探索全球進程，并尋找地方與世界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關注的問題包括本草如何構建一個龐大的商業網絡，地方性知識為何會在全球貿易交流不斷加深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世界性的知識，以及貿易如何推動新的藥物知識產生等。

本書的前四篇文章在取材和研究思路上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四篇論文都采用了知識考古的方法，通過梳理本草的全球流通史考證其名與實。阿魏、中國根和大黃在流傳過程中都存在同物異名的情況，為了揭示全球流通初期這幾種本草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真實面目，幾位學者耗費了大量心血。梁其姿和陳明關于阿魏的研究縱貫5世紀到19世紀，橫跨歐亞大陸，遍歷由梵文、中文、英文、吐火羅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葡萄牙文、日文、法文、拉丁文等文字寫就的珍貴文獻，深入貿易、宗教、植物學、博物學、藥學和醫學，發現阿魏在歷史上也被稱為興渠、阿虞、形虞和哈昔尼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不同的描述。阿魏是一種充滿矛盾的植物：其一，它在印度和波斯地區是流行的香料和食材，在東亞和歐洲卻因其惡臭而被擋在食譜以外；其二，它在中醫、印度醫學、伊斯蘭醫學、阿拉伯醫學中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市場上卻始終真偽難辨；其三，它在全球流通一千多年，近代又備受博物學家關注，但它的真實面目卻模糊不清。在中國，阿魏是一味中藥。中醫醫家認為阿魏的惡臭能抑制其他惡臭，還能殺蟲（體內的病因）和治療多種疾病——這種思維似乎符合中醫“以毒攻毒”的診療思路——因而成為昂貴的藥材。這種食材、藥物、文化的跨區域的互動讓阿魏具備了全球貿易的價值，促使其價格不斷高漲，隨之催生了行業亂象。尤其是從印度中轉而來的摻假或者假冒的阿魏進入中國市場后，因其形態各異、真假難辨，阿魏逐漸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中國民間就有俗諺道“黃芩無假，阿魏無真”[6]。因此，從16世紀開始，阿魏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的藥物價值逐漸下降。

高晞對“中國根”的知識考古研究圍繞兩個問題展開。其一，進入歐洲的“中國根”究竟是什么?其二，維薩里為何選擇“中國根”作為他那部具有“劃時代的顛覆性科學思想”的重要論著《中國根書簡》的主角？（[4]，第34頁）這兩個問題引起的深層思考包括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系、中醫西傳對歐洲文藝復興科學思想的轉變產生的影響，以及東西醫學知識體系的互動和影響等。在對“中國根”進行知識考古這一部分，作者基于四份來自歐洲和阿拉伯醫學的史料，結合中國傳統醫學及藥學著作進行了對照互證。作者考證了來自英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印地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法文、荷蘭文、波斯文、中文等十余種語言的史料，辨析了“土茯苓”“冷飯團”“土萆薢”“菝葜”的聯系與區別，最終發現初入歐洲的“中國根”可能對應的是“土茯苓”，也可能是“草禹余糧”或“土萆薢”；而在16～19世紀，歐洲藥房中的“中國根”對應的是“冷飯團”“茯苓”“白茯苓”“土茯苓”。這是本文的一大貢獻。“中國根”在歷史學家眼中的魅力在于它所展現的不僅是藥用價值，更是權力意志。恰如福柯的“知識—權力”論（pouvoir-savoir）所提出的核心理念—“權力創造知識”（pouvoir produit du savoir）[7]，如果沒有查理五世對中國根的推崇，“中國根”可能不會在歐洲建立起知識體系，與它相關的知識恐怕根本就不會在歐洲廣為人知。“中國根”不僅是維薩里御醫道路上的知識和權力的隱喻，更是“權力創造知識”的典型例證。這也就不難理解維薩里為何要在《中國根書簡》中將“中國根”與查理五世的故事置于開頭，借皇權之威為他批判當時被奉為經典的蓋倫解剖學體系和闡述自己的解剖學思想提供辯護。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作者一語雙關地提出“中國根”是維薩里批判“舊蓋倫學派”和推進“新科學醫學”的“藥引子”（[4]，第67頁）。

何安娜和林日杖不約而同地聚焦“大黃”，兩位作者共同關注的問題有三：何為大黃？大黃何來？大黃何用？17世紀以前歐洲普遍認為大黃是一種來自中國的藥材，但隨著全球貿易網絡的加強，18世紀后西方為了擺脫對中國商品的依賴，逐漸弱化產自中國肅州的大黃的正統地位。例如林奈分類系統在給出大黃的定義后將最好的大黃的產地置于中國周邊和中亞地區，因此“大黃何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大黃在18世紀與歐洲的貿易中并不占上風，在中國與俄國的貿易戰爭中，大黃曾被俄國壟斷。而中國對歐洲市場的誤判又導致中國大黃對外貿易受阻。隨著中國大黃在歐洲地位的削弱，供藥用的根部逐漸不再凸顯其價值，而其莖反而成了餐桌上的食材，同時也充當了染料、煙草，還被視為一種蔬菜或水果。全球貿易賦予了大黃更多的功能，而中國大黃原本的藥物形象逐漸被消解，“貿易推動人們對商品的新知”（[4]，第115頁）。東西方關于大黃的藥物學知識的匯通直到晚清才形成。從大黃跨越地區和文化、被各種文化認同的經歷可以看出“藥材是比較容易跨越不同文明的”，“不需要改變既有的文明體系及邏輯思維方式，也可以納入不同醫學體系”。中藥和西藥的邊界是靈活的，經過足夠的時間積累，一種藥材失去外來者的身份融入另一個體系成為地道的藥材并不罕見。（[4]，第106頁）

阿魏是中藥還是西藥？中國古代文獻中第一次使用“阿魏”這個名稱是公元7世紀的《隋書》。經過近千年的歸化，阿魏早就被中醫學視為傳統中藥材。中醫認為它味辛、性溫，有“消積、化癥、散痞、殺蟲”等功效。大黃是中藥還是西藥？大黃從傳統中藥進入傳統西藥的視野，近代又被制作成現代西藥，“中藥”與“西藥”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概念邊界，全球史框架為我們提供了重新思考中國醫學研究的方法與路徑。

全球史研究在近期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共識，即在貿易世界中，東亞并不是被動地被納入歐洲的貿易體系，而是主動構建了區域性經濟秩序，對內通過朝貢體系聯系，對外通過白銀經濟與其他經濟圈互通，其交流范圍不止歐洲，更遠達美洲。[8]中國作為東亞的中心在全球化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以丁香和人參為題的兩篇論文正是在這個角度尋求突破，將中國自宋元以來的醫學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中觀察，通過去殖民化的新的研究范式探討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地區、人群和性別。香料戰爭并不是一個新話題，但是關于這一段歷史的西方大多數研究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所關注的主要是歐洲諸國之間的香料貿易和紛爭。徐冠勉通過追蹤丁香的貿易史發現，在這場由海上強國西班牙和荷蘭為爭奪馬魯古群島的香料控制權所發生的軍事沖突中，幾乎未被關注過的中國人卻曾是重要的參與者，甚至是這場香料戰爭中的受益者。作者對此前的歐洲中心論研究視角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提出全球史視角下值得關注的不只是這場香料戰爭中歐洲各國的關系，更應該有亞洲的香料貿易史，尤其是“中國在香料戰爭中不可或缺的角色”（[4]，第126頁）。丁香連接了中國宋元以來的香藥文化和這場改變世界格局的香料戰爭，而人參則構筑了一個連接北美和中國的世界性貿易網絡。拉胡爾·馬科維茨的人參研究則更直接地采用貿易作為研究切入點。自18世紀早期來華傳教的法國耶穌會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9]和在加拿大傳教的耶穌會士約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1681～1746）[10]先后發現并鑒定了北美人參以來，這種異域本草就與中國產生了長久且巨額的貿易聯系。在中國，人參素有“百藥之王”的地位，《神農本草經》稱其為“神草”，是一種被神格化、能延年輕身的萬靈神藥。杜德美親身體驗了人參的神奇功效，在讀了拉菲托給他的信件并了解到中國人對人參的重視后，立刻意識到其中巨大的商機，美亞歐三地人參貿易快速擴張，直到18世紀40年代“世界逐漸轉換成一個龐大的市場”（[4]，第245頁）。然而，因為殖民者“欲壑難填”，橫跨美亞并掌控著亞洲商貿的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與全球人參商業網絡之間出現熔斷，巨大的商業泡沫破裂，最終導致兩敗俱傷，作為終端市場的中國也并未從中獲益。文中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識的全球化具有巨大的破壞性潛力”（[4]，第255頁）。這一議題從另一個角度為本草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考。

三貿易網絡，生產新知

1480年后，海上貿易是本草全球流通的主要推動力。《本草環球記》中大部分研究都以貿易為媒，追蹤本草的全球貿易流通史，探索傳統本草在不同文化中的對話，以及傳統本草向現代醫藥商品轉化過程中出現的新知識。尤其是埃絲特·海倫娜·阿倫斯、薩米爾·布邁丁、克萊爾·格里芬、劉士永、羅婉嫻、鄭洪、張淑卿等的研究均以貿易為直接切入點。埃絲特透過17世紀的《安汶本草》復現了交換和傳播醫藥商品相關知識的摩鹿加市集。文中列舉了人參、丁香、肉豆蔻、檀香木、芝麻、綠豆等植物對全球醫學交流的影響，連接了17世紀的安汶的本地市場和全球市場，還提出了解讀印度—太平洋地區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和知識流通，尤其是與中國的書籍文化和科學史之間的聯系的構想。薩米爾則關注耶穌會士在近代藥物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耶穌會士是如何把物品轉化為商品的。耶穌會的流動性是職責所在，而這種流動性不僅促進了科學的傳播，還參與到全球貿易活動中。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被稱為“耶穌會樹皮”的金雞納樹皮才會在1692年救了清王朝康熙皇帝的性命[11]。宗教不僅推動貿易，還主持了早期的藥物實驗，完成藥物的商品化流程，形成新的藥物知識。克萊爾的研究主要是從全球史的角度觀察俄國的外來本草的流通路徑，分析它們與地方、民族和思想的密切聯系，及其如何促進了醫療藥品的觀點的形成。劉士永觀察了西方營養學知識在中日兩國的“在地化脈絡”（[4]，第262頁），同時呈現中日兩國在營養學知識的接受過程中的認知差異。從概念翻譯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在營養詞匯方面更加兼容中西醫學觀點，而日本在術語上有刻意區別之處。羅婉嫻以“虎標”品牌為研究對象，追溯了“虎標”藥品打開南洋市場并進入中國市場，通過報刊廣告的力量打造“國貨”之光的歷程。基于民族國家概念的商業運作不僅賦予“虎標”卓爾不群的藥用價值，也制造了“萬金油”之類的深入人心的藥物新知識。與此非常相似的是鄭洪關于廣州涼茶王老吉的研究。在王老吉品牌的誕生過程中，傳說和史實交織，咸豐、慈禧、林則徐、洪秀全、羅斯福……歷史上的名人輪番登場，坊間故事中帝王、英雄與名人的親身驗證與現代商業環境一起不斷形塑王老吉所負載的涼茶知識。作為基于傳統中醫學原理的現代商品，王老吉的健康知識營銷和商業品牌建立具有學術研究價值。張淑卿以報紙為主要研究資料，對20世紀50年代（1951～1960）盤尼西林和鏈霉素在臺灣地區的流通和管制進行了探討，分析了這兩種抗生素與當時臺灣民眾疾病型態的關聯。通過全面的分析，她發現20世紀50年代臺灣抗生素的生產流通很大程度上不僅受醫療和經濟影響，還受國際政治制約，關于抗生素的知識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生成。

全球史方法賦予各位學者“廣博的視野”，但綜觀所有的研究都不能完全脫離“基于自身的文化來理解各自‘世界’”（[5]，第20頁）這一路徑。這不免引發一種思考：全球史所倡導的那種“真正公平、客觀、普世的敘述”[12]是否真的可以實現？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本書中還有幾項特別的研究，它們雖然并非在全球史框架下展開，卻對全球史研究大有裨益。王家葵從現代藥理學的角度探討了古代本草記載中的藥效毒理問題，分析了古文獻中記載的毒理學原理，為本草的價值判斷提供現代科學依據，更為現代中醫學的發展提供科學的保障。比較可惜的是這篇文章沒有提供參考文獻，針對許多有益的內容，讀者無法進一步獲取相關資料。皮國立深入研究了抗日戰爭時期中醫在“社會責任和救護工作”（[4]，第292頁）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過對當時報刊和各類文獻的查證梳理，他全面剖析了“國藥”在戰時是如何開展研究，誰在研究，如何種植及如何生產和管理等問題。戰爭時期缺少藥品，這迫使當時的政府和研究人員開始關注比較容易獲取的傳統中藥材。不過，國產藥品雖然使用了傳統中藥材，但這種研究其實是中藥材在西醫學理論框架下的科學研發，并非真正的傳統中藥學的現代化發展。盡管如此，科學的檢視和實驗分析證實了中藥材的藥性和藥效，這一段歷程對中醫藥的現代化進程產生的推動作用不容小覷。徐源的文章是本書中最獨特的一篇，作為歷史學家，他深知追蹤和解釋醫學范圍內跨時空、區域和語言的本草在史料層面的困難，因此他利用自己的計算機學科專業背景開發數字漢學新工具。他建立了一個早期漢語文本中的本草知識模型，構建了多種檢索平臺，例如與臺灣大學合作的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還將建立更為強大的文獻“訓詁引擎”追蹤藥名同義詞。近來他在南洋理工大學的跨語言藥名知識網PolyglotMedicineKnowledge Graph與邱園植物園合作完成了藥名數據的互相連接，包括科學植物名7980個，中國藥用植物名10550個。當下我們正處在前所未有的AI技術大變革的時代，“他山之石”正在推動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走向與人工智能結合的“新史學”研究。

五結語

《本草環球記》中大部分研究都以貿易為媒，從不同的文化出發追蹤藥用本草的全球流通歷史，探討藥物、貿易和健康知識的生產，尤其是研究來自中國的藥用本草和藥物商品的知識。隨著全球商業網絡持續擴大和文化交融持續加深，傳統藥用本草和藥物產品在歷史上及當下所扮演的角色開始備受關注。當中國的大黃從瀉藥變成歐洲餐桌上的水果或蔬菜，當中亞臭氣逼人的“香料”來到中國成為傳統中藥材，當平平無奇的中國根拯救了歐洲的君主，當一塊其貌不揚的北美樹皮拯救了中國的皇帝，本草在異域文化中所產生的對話就成為全球史研究格外值得關注的話題。本書的作者有歷史學家、中醫學者、西醫學者和跨學科（計算機）研究專家等，研究視角和寫作方法各有不同，但也正是這種差異豐富了本草全球史研究的視域，讓這本書具有很高的閱讀和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 Bruce Mazlish，Ralph Buultjens，ed.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

[2]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and Benjamin Sacks，“Networks，Interactions，and Connective History，”in：Douglas Northop（ed.），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Oxford（wiley blackwell）2012，pp.303-320.引文見303頁。

[3] [日]入江昭：《全球史與跨國史：過去，現在和未來》，邢承吉、滕凱煒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81頁。

[4] 高晞、[荷]何安娜主編《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北京：中華書局，2023年，第401頁。

[5] [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憲兵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85頁。

[6] 李時珍曾在《本草綱目》中記錄這個諺語，《增廣賢文》及明代醫家的書中也曾引用這句俗諺。

[7] [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9頁。

[8] Takeshi Hamashita，China，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ed. By Linda Grove and Mark Selden. NewYork（Routlege）2008，pp.14-18.

[9] Father Jartoux，“The Description of a Tartarian Plant，Call’d Gin-Seng；with an Account of Its Virtues. In a Letter from Father Jartoux，to the Procurator General of the Missions of India and China. Taken from the Tenth Volume of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y Jesuits，Printed at Paris in Octavo，1713，”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683-1775），Vol. 28，1713，pp.237-247.

[10] Christopher M, Parsons，“The Natural History of Colonial Science：Joseph -Frangois Laitau's Discovery of Ginseng and Its Afterlives，”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Vol. 73，No. 1，2016，pp.37-72.

[11] 樊國梁：《燕京開教略》，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41頁。

[12] [美]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0頁。

（本文轉載自中醫典籍與文化公眾號）

《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

高晞、[荷]何安娜 主編

簡體橫排

32開 精裝

內容簡介

本書匯集全球醫療史領域18位優秀學者和學術新秀的前沿學術成果，以本草環球史為主線，對1600多年長時段、跨地區的醫藥產品，如大黃、阿魏、人參、丁香、中國根、金雞納等進行追蹤，從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層面多維度展現貿易與全球醫藥產品流通及健康知識生產的關系。在方法論上作了兩重創新，即全球史方法和物質文化史方法。醫學史領域的未來不僅需要對物質文化展開全球史研究，還需要探索新的史料和數字模擬分析方法。本書為跟蹤本草的全球旅行足跡，作了良好示范。

作者簡介

高晞，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員，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醫學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著有《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2009）、《步行者：聞玉梅傳》（2021），主編《醫學與歷史》（2020）。

何安娜（Anne Gerritsen），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英國華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全球歷史與文化中心主任，荷蘭萊頓大學亞洲藝術系主任，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著有《宋元明時期中國的吉安士人與地方社會》（2007）、《青花之城：中國瓷器與近代早期世界》（2020），主編《書寫物質文化史》（2015）、《印度世界的健康和物質史：醫藥、物質文化與貿易，1600—2000》（2023）。

媒體評論

影響世界的中藥，影響中藥的世界！本草的研究應當是在穿越古今、橫跨中西、學科交叉中進行的。《本草環球記》正是如此做的。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教授趙中振

《本草環球記》以“背負青天朝下看”的全球史視野，俯瞰5世紀以來本草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歷史長河，追尋本草思想體系從博物傳統到數理傳統的嬗變軌跡。可謂：本草環球路，東漸西傳，開辟文化交融嶄新視界；健康世界觀，無問南北，承載跨越時空永恒夢想。

——山東中醫藥大學教授王振國

目 錄

內頁欣賞

【主編高晞老師簽名鈐印】本草環球記——5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