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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保基金的模式,還是比較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即:當前勞工繳費支付退休者),但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步發生后,將直接導致當下“繳費者減少、領取者激增,且以后的繳費者更少的問題”!
因此,強制繳納社保是維系這一體系的關鍵,不管是當下堅持的每年增長2%左右的養老金,還是像丹麥一樣在未來采用“彈性養老制”,穩定好現在都是其中的關鍵!
截至 2020 年末,中央層面已完成 93 家央企及金融機構合計 1.68 萬億元國有資本劃轉,這一規模相當于 2024 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的 19.3%。這里我要特別說明下,劃轉工作雖于 2020 年完成,但社保基金的累計結余是動態滾存的結果,劃轉的國有股權在 2021-2024 年間持續產生收益,如 2024 年收取分紅 264.22 億元,累計分紅達 1116 億元,這些收益已逐步計入社保基金資產池。因此,2020 年的劃轉規模與 2024 年的累計結余存在直接關聯性。
通過股權劃轉,社保基金獲得了長期穩定的資產收益來源。以 2021 年中央企業劃轉股權分紅為例,當年產生約 200 億元收益,未來隨著經濟結構轉變,資源集中趨勢會更加明顯,大部分大型國企的盈利能力都會得到進一步提升,預計這一收益規模也將持續擴大。這種資本性注入不同于財政補貼的 “輸血” 模式,其是通過市場化資產運作形成 “造血” 機制,能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支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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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國有企業作為全民所有制經濟的載體,其發展成果通過股權劃轉直接轉化為社保基金權益,這種安排突破了傳統財政轉移支付的間接性,將國有資本的 “全民” 屬性具象化為養老金保障能力。以 2024 年數據為例,全國 10.7 億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均可間接分享國企紅利,體現了 “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的制度邏輯,這句話我是很認真說的。同時,劃轉政策通過稅收優惠強化了這一共享機制, 免征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政策直接提升社保基金投資凈收益,也避免了因稅負侵蝕全民權益(都一樣實際上,加個稅,還有經濟摩擦損失)。
而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轉軌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雙軌制(2012年左右已逐步并軌,但單位福利的差異和補貼還真實存在),以及一定的隱性債務(如視同繳費年限政策),這本質上是歷史責任的代際轉移,且這些壓力主要集中在80后人群之上,通過劃轉國有資本彌補這一缺口,避免了通過提高繳費率或延遲退休將負擔轉,再次嫁給下一代90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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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24 年基金收支數據為例,當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 8.2 萬億元、支出 7.3 萬億元!而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預測,我國養老基金累計結余預計在2027年達到峰值6.99萬億元,隨后迅速下降,?2035年可能耗盡??。這意味著未來繳費者與退休者的贍養比將從2019年的2:1惡化至2050年的1:1?,如果按現在的模式下去,養老勢必面臨不可持續問題!
因此,劃轉資產的長期收益將逐步填補未來可能出現的收支缺口,實現代際負擔的合理分配,接著通過諸如全民強制社保,延遲退休等等政策,疊加商業養老,有望逐步建立起類似美國401K,疊加社保之類的新型養老保障體系。
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劃轉政策本質上是財政體系內部的資產負債重組,其將國有股權從企業資產負債表轉入社保基金資產負債表。一方面,社保基金通過持有優質股權增強自身抗風險能力,截至 2024 年其投資運營規模已覆蓋當年基金支出的 32%;另一方面,避免了因社保基金不足倒逼財政兜底的潛在風險。實質是通過財政讓渡短期收入換取長期風險防控能力。
最后,這一制度創新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又為全球養老金體系改革提供了 “中國方案”!而日本、美國的國企基本都是公共服務的虧損單位,而且其他大部分國家的經濟結構要么沒有股市,要么沒有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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