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老人，連廁所都不敢借了？

剛看到一個案件，廣東佛山的一位老人借用某商家的廁所，商家發現老人好久沒出來，馬上撥打120并破門查看，發現猝死在廁所內。結果家屬認為商家未盡安全保障義務，提起訴訟要求賠償21萬元，一審二審均駁回訴訟。

法院判決維護了助人者的基本權益，但這種無厘頭的訴訟，本身釋放了一個更加可怕的信號，面對老人“扶不扶”，甚至要演化為廁所“借不借”。即便法律給出大快人心的裁決，但案發至今已經持續一年，被告所承擔的時間、精力卻得不到相應補償，社會信任危機進一步加劇。

總有些人覺得，一定有責任人，但那個責任人唯獨不是自己。在一種高度講求社會聯結與集體氛圍的環境下，將風險轉嫁成為一種心理慣性。過去，人的生命歷程有“集體”兜著，婚喪嫁娶生老病死都有組織負責，這種風險轉嫁是一種應然，這也是父權式管理的義務，人們便形成了一種有事找集體并且按鬧分配的習慣。這種文化氛圍容易導致老實人吃虧，越是不好意思爭、不好意思鬧的人，越得不到更多的利益分配和補償。久而久之，在一些人心里便形成利益大于公義的處世之道。

這家人的行為便是如此。老人借用廁所，商家本來沒有義務，卻因為自己的善意而遭到訴訟。何況人家還積極施救，并沒有任何耽擱和消極行為，家屬的行為不僅寒施助者的心，更增加了社會中的信任焦慮。扶老人還需要提前拍視頻證明清白，以后借廁所難道還要老人錄個視頻聲明自己承擔后果？無盡的自證與互證，增加了高昂的社會成本，但由于維權和碰瓷的邊界模糊，老人家屬的行為很難被定性和懲戒。助人的成本越來越高、碰瓷的成本越來越低，最后“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行為準則反而成為所謂的最優解。

獎勵什么，就得到什么；懲罰什么，就失去什么。這類案件甚至超越了公正本身，而變成社會符號。如果善意得不到獎勵，反而可能因此承擔莫名其妙的成本，平白當了一年被告，要出庭、準備材料、舉證，還要承擔可能的商業損失，老人在屋內去世，加上應付訴訟，商家的業績受到多少影響。這些成本得不到補償，就成為施助者的隱性善意成本。有這個“成本”，愿意施助的人恐怕會越來越少。而那些打著“死者為大”進行風險轉嫁的家屬，卻只需承擔很小的風險，沒有因此受到懲戒，愿意搏一下的人恐怕會越來越多。

在現有制度下，無法通過顯性獎懲來實現引導，更需要多發一些聲，讓善意得到更多贊揚，惡意得到更多批評。至少讓我們多一些善意，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都會老，別讓大家連廁所都不敢借給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