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貫穿人生的HARD模式

2023年末，我在巴爾的摩參加一次學術會議的休息間隙，向一位來自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同事展示了一張《紐約時報》制作的圖表。該圖基于詳盡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2020年以來，美國人在“記憶困難、注意力不集中或決策困難”等癥狀相關的報告顯著增加——這些正是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常見表現。就在幾分鐘前，這位同事展示了一條有著幾乎相同走勢的曲線的圖片，不過它記錄的是2020年以來美國成年人使用興奮劑處方數量的急劇上升。到2023年，CDC的數據已證實，美國成年人的ADHD診斷比例創下歷史新高，達到7.8%。與此同時，谷歌上“ADHD”關鍵詞的搜索量激增，美版抖音（TikTok）上帶有。無論如何，美國或許正在經歷一場成人ADHD的流行病；至少，ADHD已在公眾視野中迅速“走紅”。然而，還有第三種可能——無論好壞，ADHD這一診斷類別可能正在變得越來越寬泛。

成年人會得ADHD嗎？讓我們探討一下成人ADHD流行的可能性。若這一假設成立，前提是“成人發病型ADHD”必須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現象。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ADHD被歸類為神經發育障礙。該手冊由美國精神病學會出版，旨在為醫療從業者提供精神障礙的規范診斷標準。所謂神經發育障礙（其中還包括智力障礙和自閉癥譜系障礙），其特征是由于神經發育異常導致的大腦功能受損。ADHD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與遺傳基因相關，同時也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包括壓力源和保護性支持等。按照DSM的定義，神經發育障礙的起病應在兒童期，但其病程通常貫穿一生。就ADHD而言，DSM要求至少部分癥狀——例如注意力問題、過度活躍、心理不安以及沖動性等自我調節困難——必須在12歲之前出現。

與DSM的描述一致，研究顯示，對于大多數被診斷為ADHD的人而言，這是一種長期、貫穿一生的狀態。探討“真正的成人發病型ADHD”可能性的研究大多并未找到確鑿證據。那么，過去五年來，美國成人ADHD診斷率上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個可能的因素是，DSM的診斷標準變得更加包容。2013年出版的第五版DSM（DSM-5）對ADHD的診斷標準做出了多項調整，正式放寬了診斷條件。然而，這些改變對之后的診斷率究竟產生了多大影響，目前仍不明確。DSM-5將發病年齡的上限從7歲延長至12歲，將成人ADHD診斷所需的癥狀數從6項降至5項，降低了對日常生活功能受損程度的要求，并允許自閉癥譜系障礙個體同時獲得ADHD的診斷。總體來看，通過擴展診斷類別，這些變化可能在成年人和兒童中都提高了ADHD的診斷率。不過，鑒于這一修訂發生在2013年，它似乎不太可能直接引發2020年代成人ADHD診斷的突然飆升。但可以預見，2013年的標準放寬或許為后來2020年代的快速增長埋下了伏筆。

雖然DSM-5將ADHD呈現為一種“非有即無”的障礙，但從科學角度看，ADHD實則并非涇渭分明的二元狀態，而是分布在一個連續譜上的一系列癥狀。事實上，ADHD的診斷更像是對某一特質在連續分布中極端端點的刻畫，這與高血壓或肥胖的定義在邏輯上相似。

醫療從業者常會使用一份行為清單來評估個體的“ADHD特質”水平。這是一種綜合性測量，涵蓋了注意力維持、任務組織、日常事務記憶以及調節語言與動作活躍度等方面的能力。每個人在這一連續譜上都有自己的位置：ADHD特質水平較低的人，在清單所涵蓋的大多數行為上表現良好；ADHD特質水平較高的人，則可能在許多方面遇到困難。如果一個人在清單上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我們稱之為“優勢”；而當其能力低于平均水平時，則會被視為“劣勢”或“癥狀”。

在美國人群中，ADHD特質呈現鐘形分布，醫療從業者需要決定在哪個位置劃定“劣勢”與“臨床診斷”之間的界限。形式上，DSM-5為成年人規定了癥狀的診斷閾值——在注意力缺陷或多動/沖動性兩類癥狀中，至少符合其中一類的5項（共9項）或以上。然而，ADHD相關癥狀在大眾中其實相當常見且容易引起共鳴——平均每位美國成年人會經歷2到3項這樣的表現。那么，癥狀的嚴重程度達到何種水平才算“真正存在”？臨床上的普遍經驗是：當一個人因多個明顯且長期存在的ADHD癥狀而難以應對日常生活時，ADHD診斷才是恰當的。然而，在基于這樣的理念而實踐的過程中，臨床醫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灰色地帶”的困擾——當個體僅表現出輕度的ADHD劣勢，卻在日常功能上并無明顯障礙時，該如何界定便成了一道難題。

對于像杰克（Jake，化名）這樣的人來說，做出成人ADHD的診斷并不存在太大疑問。我第一次見到杰克是在他三年級時——那時的他精力過剩，難以安靜坐下。假如杰克今天走進一家心理健康診所尋求成人ADHD的評估，他可以清楚地講述童年的故事：他是個熱愛運動但長期遭受嚴重霸凌的孩子，由于專注和完成學業的能力嚴重受限，不得不在學校接受特殊幫助。他的父母一直全身心投入對他的培養與支持，也能印證這些經歷——他們不僅反復督促為杰克注意個人衛生，還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為他提供學業支持，好讓他勉強完成高中學業。成年后，杰克依然住在父母家中。他性格內向，似乎沒有朋友，日常沉迷于電子游戲。雖然用了六年時間，但他最終取得了教育學學士學位，并希望成為一名教師。然而，由于求職動力不足且社交互動存在困難，他目前在當地動物園擔任售票員。杰克沒有汽車（之前兩輛車都因事故報廢，且買不起新車），每天早上都是由父親順路送他上班。

對于臨床醫生而言，杰克的ADHD所造成的功能損害十分顯著。他長期處于高水平的ADHD癥狀，并因此經歷了許多負面后果，這些后果直接導致其日常功能受損并持續受到干擾。與杰克類似，患有ADHD的成年人往往會面臨多方面的影響，包括就業不穩定、教育水平偏低、與家人關系緊張、社交圈有限、交通和安全事故頻發，以及家庭管理困難。他們還可能經歷隱性的心理困擾，例如自尊受損、壓力反應異常、焦慮與自我懷疑，以及與他人疏離的感受。

然而，醫療從業者越來越多地遇到另一類患者——他們帶著“輕度ADHD”的困擾而來。麗貝卡（Rebecca，化名）第一次走進診所尋求ADHD評估時，已經41歲了。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自己可能患有ADHD，直到新冠疫情期間，Facebook的廣告開始不斷出現在她的動態里：一則廣告寫道——“努力工作卻一直原地踏步？你可能有未被診斷的ADHD。”另一則則是——“優柔寡斷？焦慮？2分鐘測試告訴你是否患有ADHD。”有一天，出于好奇，她點開了其中一張圖片。回顧自己過去二十多年的成年生活，她開始想，也許ADHD的診斷可以解釋她曾經歷的一些困境與失落。

麗貝卡的故事中，她最在意的是自己在親密關系上的不順利。她曾有一位交往四年的男友，對方性格隨和、事業有成。他們一起住在男友自己的房子里，同居期間關系穩定。他比麗貝卡小八歲，和她一樣都認為生育是一種束縛。然而，在這段關系之前，麗貝卡曾遭遇兩次訂婚告吹，以及一段長期伴侶多年出軌的經歷。更糟糕的是，她的整個朋友圈都知道真相，卻無人告訴她。麗貝卡將這些感情挫折視為自己的過錯，卻說不清自己究竟做錯了什么。她的社交生活也并不缺少朋友，興趣愛好廣泛且頗有天賦，擅長沖浪與陶藝，其藝術作品甚至在當地畫廊展出，并為她帶來相當穩定的收入。然而，麗貝卡始終覺得自己“并不完整”。情感困擾并非她唯一的痛點。盡管她從一流的大學工業設計專業榮譽畢業，這些年的職業生涯卻并不順利，時常在為“創業還是受雇于人”等決定而猶豫不決。作為一名多才多藝的多領域從業者，她雖能輕松在多個不同領域獲得工作機會，但其職業軌跡最終因頻繁中斷工作、赴海外長期旅居的傾向而受到制約。如今步入中年，她開始反思這些決定，讓自己沒有積蓄也沒有資產，依然月光的生活。

對于臨床醫生而言，麗貝卡的情況比杰克要復雜得多。缺乏兒童期ADHD癥狀史的她，很可能使得一些醫生可能會立刻排除ADHD的可能性。然而，麗貝卡報告了中等程度的人際關系與職業不穩定，以及源于人生決策的經濟困境，并伴隨長期的自責與自我懷疑。這些負面經歷或許與她生活中一種持續的“坐立不安”模式（可視為精神性多動）有關。但在ADHD癥狀清單中，她僅符合注意力不足類的3項癥狀和多動/沖動性類的2項癥狀，并不足以滿足正式的診斷標準。在這種情境下，臨床醫生很可能會陷入猶豫：要不要做出這個“邊緣型”ADHD診斷？然而，通過與其男友進行審慎的訪談評估后，麗貝卡的醫生獲得了更多信心。男友描述了她的健忘、家務執行拖延、話多以及易分心等表現，這些都被他視為“她個性的一部分”。

最終，醫生回歸核心判斷，即這些癥狀是否干擾了她的功能運作，并決定給出ADHD診斷。但換作另一位醫生，可能會將麗貝卡的“輕度ADHD”視為亞臨床狀態（癥狀不足以診斷），理由是這些表現對日常生活影響有限，且缺乏確鑿的兒童期病史。

像麗貝卡這樣處在ADHD特質鐘形曲線“灰色地帶”的成年人并不少見。

在完全否定麗貝卡的ADHD之前，我們不妨考慮一個支持治療“輕度”或所謂“亞臨床”ADHD成年人的合理論點。首先，不少人會在生命的其他階段發展為完全符合診斷標準的ADHD——此時對麗貝卡進行干預（例如基于循證的認知行為療法，或低劑量藥物）可被視為一種預防措施。

研究顯示，亞臨床ADHD并不總是伴隨ADHD的核心認知差異（如執行功能障礙），也較少與家族病史相關。這類人群往往沒有明顯的功能損害或合并癥，更有可能從自身的ADHD特質中獲得積極收益（如創造力），而這些收益在中度至重度ADHD患者中不常見。然而，與普通人群相比，他們的ADHD癥狀仍會讓其面臨更高的繼發性風險，例如物質使用障礙。同時，他們對治療的反應與完全符合ADHD診斷的人群相似。因此，如果麗貝卡的醫生認為治療對她有益，也可能會給出診斷，從而使她獲得正式的醫療支持。

促使像麗貝卡這樣癥狀未達閾值或輕度ADHD患者走進診室的因素之一，是近年興起的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運動。在獲得ADHD診斷后，麗貝卡第一次覺得自己的人生被看清，在治療中獲得了顯著的心理慰藉。這種轉折性的體驗，在許多晚確診的“輕度ADHD”成年人身上都有出現，并逐漸動搖了ADHD既有的硬性診斷標準。支持者認為，像麗貝卡這樣雖未完全符合ADHD傳統的功能損害與兒童期發病標準，但其診斷結果與自我認同及生活經歷高度契合的人，不應被剝奪持有這一診斷的機會。這種立場正是神經多樣性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該運動的理念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在ADHD社群中迅速傳播。神經多樣性框架主張更包容的成人ADHD定義，將其視為一種本質上具有致殘潛質的神經類型，無論外在功能損害程度如何。

遵循這一理念的臨床醫生，在做出診斷結論時，可能會特別考慮掩飾（masking）與補償（compensating）的概念——前者指個體為順應社會規范而主動掩蓋ADHD癥狀，后者指通過策略性方法減輕癥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可以精準識別出這些掩飾或補償因素，醫生可能會弱化甚至繞過對“客觀功能損害”或“兒童期癥狀”的嚴格要求。神經多樣性運動還提出質疑：長期抑制ADHD特質所帶來的精神消耗，能否替代功能損害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許多常見精神障礙都采用“痛苦和/或損害”作為臨床嚴重度的判斷標準，而ADHD僅設定了“損害”一項。

麗貝卡的醫生或許會將她的智力與廣受認可的才華視為掩蓋其兒童期癥狀的優勢，并使她在成年后能夠有效補償ADHD帶來的影響。若她在學業上不夠出色，或缺乏吸引人的個性魅力，ADHD特質可能早已在童年顯現；若她不具備多項可變現的技能，或沒有提供免費住房的伴侶，她那突出的“精神性坐立不安”可能早已威脅到其經濟生存。同樣，即便是杰克，也在父母的支持下部分抵消了ADHD的影響——試想如果父母沒有推動他完成學業、提供穩定的居所和可靠的交通，他今天的生活會是什么樣？然而，如果一個人是其各方面特質的綜合體，那么從整體角度看ADHD同樣是合理的——或許麗貝卡的“凈功能損害水平”并不顯著，而這一點也可以構成不予診斷的辯護理由。

這一趨勢的背后，部分與疫情相關的因素可能推動了ADHD診斷邊界的拉鋸戰。隨著美國人活躍在線上的時間增加，越來越多人開始在互聯網上分享自己與ADHD相關的多元生活經歷。社交媒體上關于ADHD的軼事呈爆炸式增長，這些內容未必都符合經過科學驗證的知識體系，但無疑拓寬了公眾對ADHD外在表現形式的想象空間。由于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新穎”信息比“權威”信息更能吸引點擊，一份由網民共同整理的“ADHD隱藏癥狀/被忽視癥狀”清單迅速擴散。清單越長，越多人覺得ADHD診斷與自身經歷產生共鳴。

話題的興起還創造了商業機會。許多以個人經驗為賣點的ADHD帖文直接附帶可購買的產品或服務鏈接，例如膳食補充劑、教練輔導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美國放寬興奮劑類藥物（ADHD主流治療藥物）處方限制的背景下，一些大型數字初創企業抓住機會，借助規模化商業模式提供快速、便捷的線上診斷，并向潛在消費者（包括吸引到麗貝卡的那條廣告）投放了海量數字廣告。這些廣告不僅為平臺自身帶來了客戶，也可能提高了公眾自我轉診以尋求ADHD診斷的比例——無論是通過數字平臺，還是其他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專注于ADHD處方業務的公司（如 Cerebral 與 Done）后來因涉嫌掠奪性商業行為而遭到聯邦調查，最終終止了相關業務。至此，互聯網已經形成了擴大ADHD受益人群定義的利益驅動機制。

與此同時，ADHD社群內部興起的女性運動，也可能在增加女性自我轉診診斷的比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及其他來源數據顯示，大多數首次尋求ADHD診斷和治療的成年人，是年齡在20至40歲之間的女性。2020年代，越來越多女性通過網絡分享生活經驗，從而首次在ADHD診斷中看見自己，這種集體認同感在女性群體中快速蔓延。

這一女性診斷比例的激增是情有可原的。研究早已指出，歷史上女孩的ADHD診斷率顯著低于男孩。由于ADHD研究在歷史上對女性樣本的忽視，我們至今仍不清楚這種趨勢究竟反映了結構性的不平等，是女孩/女性ADHD的發病時間確實更晚（或許與激素因素相關），抑或是由于生物學女性在ADHD遺傳風險表達上具有一定保護作用，使得她們在ADHD特質分布極端端點的比例更低。

在草根倡導的推動下，ADHD 女性運動正在圍繞這樣一種觀點展開行動：由于現行診斷標準長期偏向男性和男孩，導致大量女性在童年時期被漏診。該運動的一個重點訴求，是推動修訂《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的相關條款，使其更好地涵蓋女性ADHD的臨床表現。女性運動在ADHD診斷上的影響十分復雜，但不可否認的是，女性群體正在拓展公眾對ADHD可能表現形式的認知。這些以女性為中心的ADHD新畫像，以及對結構性不平等的呼聲，已經引起了一批持同情態度的臨床醫生的關注。然而，如何在女孩和女性中有效識別ADHD，目前研究尚未給出成熟的操作指南。

不過，ADHD近期的增長趨勢可能并非完全源自社會對其定義和認知方式的變化。最新研究表明，ADHD癥狀會在時間軸上呈現波動。因此，自疫情以來，可能有更多美國人正經歷著具有臨床意義的ADHD相關困擾。近年來的前沿研究表明，ADHD癥狀在個體生命周期內可能呈現高度不穩定性。許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數）ADHD患者在特定年份符合該障礙的正式診斷標準，但在其他年份則未必達標。已有研究證實，環境需求的波動可能驅動個體ADHD癥狀的起伏變化。更重要的是，即便未患ADHD的人群，其相關癥狀也可能出現周期性波動。

這一觀點與ADHD的基因和環境的交互模型相契合。換言之，一個人的ADHD遺傳風險是否在現實中表現出來，很大程度取決于其所處的環境。如果社會環境中的某些因素加劇了ADHD癥狀，那些本已處于診斷邊緣的人，可能會在短時間內感受到癥狀顯著加重，并傾向于尋求多種形式的支持，包括藥物、心理治療、教練輔導，甚至膳食補充劑等。

這一推測與一項大型綜述研究的結果一致：全球范圍內，ADHD癥狀在疫情期間普遍上升。這與我在巴爾的摩和美國疾控中心同事分析的人口普查數據相吻合。若疫情加劇了ADHD癥狀，并且，那么處于癥狀臨界狀態的人群開始懷疑自身是否患病便不足為奇。但官方診斷率激增的實際驅動因素何在？關鍵原因之一或是遠程診療服務的普及——尤其在線心理健康企業提供的便捷服務。據美國疾控中心 2024年報告顯示，約五分之一的ADHD成年患者通過在線渠道獲得診斷，且近半數患者在過去幾年中曾使用遠程診療服務。

作為一名臨床醫生該怎么做？當亞臨床個體的ADHD癥狀在特殊時期突入臨床區間時，從業者是否應給予診斷？這樣做或許并不算是“過度診斷”，因為此人很可能完全符合ADHD的全部診斷標準（DSM-5要求的是自童年起存在若干癥狀，而非完整綜合征）。隨著研究深入，未來學界很可能會更廣泛地承認ADHD在生命周期中的波動性特質及其觸發因素。當癥狀波動科學轉化為臨床實踐，這一診斷范疇勢必會更為寬泛。對于存在間歇性發作特征的ADHD患者，臨床醫生拒絕診斷的傾向或將減弱。

隨著越來越多成年人在那份不斷擴展、由大眾共同整理的“高度共鳴”ADHD癥狀清單中看見自己的影子，他們可能開始自我診斷，或懷疑自己存在ADHD。部分人甚至可能離開網絡，將這一可能性提給自己長期就診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如今，當患者以“高度專注”“情緒反應強烈”“拒絕敏感性障礙”等這些流行且由大眾傳播、卻不在DSM列明的癥狀來描述自己的ADHD時，醫療人員面臨的診斷困境愈發棘手。

目前尚不清楚，“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框架在臨床醫生中的接受程度，是否能與其在社交媒體上的普及程度相提并論。然而，臨床群體內部確實存在著傳統與替代性ADHD診斷思路之間日益增長的張力。認為臨床醫生必須穿越重重假設，才能找出一位功能基本正常個體的“真正ADHD神經類型”，對許多人而言是一個艱巨任務。盡管個體ADHD特質水平與其該障礙的遺傳負荷高度相關，但目前尚無ADHD的明確生物特征。有些具有較高ADHD遺傳風險的人并未表現出該障礙；反之，也有確診的ADHD患者并不具備顯著的遺傳負荷。ADHD特質的形成，受生物、心理與環境等多重復雜因素的交織影響。

相當棘手問題的是，ADHD最適合被理解為一系列認知子特質（如工作記憶、對獎勵的反應、抑制行為的能力等）的組合，由這些子特質共同構成整體的ADHD行為特質。在總體ADHD行為量表上得分較高的人，可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認知子特質組合。因此，通往ADHD的神經生物學路徑顯然不止一種，而這些路徑的“音量”會因多種穩定或暫時的因素而被調高或調低。由于ADHD在神經認知上高度多樣化，目前沒有任何客觀的認知測試能夠可靠確認診斷。臨床醫生只能依靠記錄一種穩定且造成功能受損的、符合ADHD特征的可觀察行為模式，并需由多方證實。

當下，既有高聲疾呼支持“神經多樣性”視角的，也有堅決反對的；還有一些思想開放的臨床醫生，認為這一框架很有道理，但依舊謹慎，不愿放棄嚴格的功能受損和兒童期起病標準。他們擔心ADHD的界限會因此變得過于主觀，削弱診斷的公信力；他們高度維護這一對符合嚴格標準的患者來說具有重大影響的診斷。

ADHD長期受到公眾及更廣泛醫學界懷疑者的污名化。出于多種原因，類似的審視并未同樣落在自閉癥譜系障礙、學習障礙，或高血壓、糖尿病等基于譜系的醫學診斷上。由于ADHD特質呈連續分布，且可出現在普通人群中，“功能受損”和“兒童期起病”這兩個標準一直是重要的平衡機制；一旦將其移除，診斷界限必然會變得更加模糊。

ADHD本就容易被誤診，因此在ADHD群體之外，給它貼上“過度診斷”的標簽一直頗具誘惑力。在成人ADHD的標準診斷流程中，臨床醫生必須經過復雜的鑒別診斷過程，以排除所謂的“ADHD擬態”。畢竟，在DSM-5所列的所有障礙中，“注意力難以集中”是第二常見的癥狀。許多與ADHD無關的因素也會改變與ADHD相關的大腦結構的神經化學環境，從而造成ADHD擬態（例如焦慮、抑郁等精神障礙，與ADHD無關藥物的副作用、對壓力或睡眠不佳的正常反應，以及甲狀腺功能減退、更年期前后等內分泌疾病或過渡期）。在一次規范的成人ADHD診斷評估中，鑒別診斷往往是最耗時的部分，有時需要多次、長時間的會診才能有把握地完成。然而，現代醫療體系并不總能容納這種盡職調查的程度，這也為誤診留下了漏洞。

但在ADHD被誤診的諸多案例之外，也同樣存在大量漏診的情況。許多在成年后才被識別出的ADHD患者，最初是因焦慮、物質使用障礙或抑郁等伴隨診斷而進入精神健康體系的。往往，未被發現的ADHD才是這些“次要癥狀”的根源，卻因臨床識別不足遭忽視。因此，每例成人ADHD過度診斷背后，很可能對應著同等比例的漏診。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加劇了精神健康問題，并引發了大量人群尋求ADHD及其他方面的幫助（例如，美國因ADHD治療需求增長而出現的興奮劑藥物Adderall短缺）。這種前所未有的需求促使醫療隊伍擴容，大量新晉從業者開始承擔成人ADHD初診工作。除前文提及的即時診斷數字平臺外，眾多基層全科醫生與執業護士也投身于此。這些首次學習成人ADHD診斷的新醫生承認，他們的部分信息參考了大眾傳播信息。盡管相比資深專科醫生，他們更可能混淆ADHD與相似病癥，卻也展現出對成人ADHD本質更具包容性的認知視角。

那么，是否到該將ADHD的診斷拆分為若干獨立的障礙類型的時候了？

科學界早已將ADHD理解為一系列影響自我調節的相關障礙，這也使它容易淪為所有注意力相關問題的“兜底”分類。這種診斷上的“歸并”可能正擴大ADHD的包容范圍，并導致讓公眾感到不安的診斷比例上升。與其質疑ADHD，不如考慮對其進行“拆分”。例如，過去75年來，DSM已將原本單一的抑郁癥診斷細分為重度抑郁障礙、持續性抑郁障礙、破壞性情緒失調障礙和經前焦慮障礙等多個類別。或許，現在也是對ADHD做同樣處理的時候了。

將ADHD細分為涵蓋更廣范圍的多種障礙，必須依賴嚴謹的研究，以全面評估診斷變化的影響。未來調整所用的術語同樣重要。借鑒抑郁癥診斷的經驗，對于涉及注意力與自我調節的更大類障礙，可以考慮按嚴重程度（是否存在一種主要影響心理因素的“輕型ADHD”？）、病程（是否有女性特有、在青春期或更年期前后發作的ADHD？）、持續性與穩定性（是否存在會隨環境因素波動的ADHD？）、特征（是否存在主要表現為情緒調節障礙的ADHD？）等維度進行重組。

關鍵在于，每個人在與ADHD相似的困難中的體驗，以及這些困難對其人生路徑的影響，都是有意義的。我們的診斷體系需要更精準地捕捉ADHD的多樣性面貌，讓患者與臨床醫生能夠在診斷結論上達成共識。在不同類型的注意力與自我調節障礙被妥善區分之前，ADHD的范圍還會不斷擴大，因為更多自我調節問題的表現被識別出來，并被推入唯一可用的診斷框架中。雖然我們有充分理由指出這種診斷歸并的問題，但像杰克和麗貝卡這樣的人依然需要幫助，而我們必須確保他們能夠獲得這種幫助。

作者：Margaret Sibley

譯者：琴心

審校：momo

編輯：EY

原文：https://aeon.co/essays/adult-adhd-is-becoming-more-inclusive-but-not-overdiagn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