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方向盤

第一章 · 阿勇上車

我叫老許，今年四十七，在深圳跑出租二十多年。夜里跑活，最大的本事不是認路，而是認人。

凌晨三點的羅湖口岸，人少，燈冷。風里拖著海腥味和尾氣，潮乎乎的粘，吹得眼皮直打架。

我正琢磨要不要收車，遠遠瞥見人行道那頭，一個年輕男人踉踉蹌蹌，背包歪著，像剛從哪堆爛攤子里爬出來。

我一腳把方向盤打死，車頭斜切過去，硬生生把另一輛準備靠邊的車擠開。對方司機探頭破口大罵，我叼著煙，連頭都懶得回。夜班的規矩很簡單：罵人是免費的，客人才是飯碗。

那男人愣了兩秒，還是拉開后門坐進來。他屁股剛落下，我就注意到他右手殘疾，好像少了手指，夜里看不清，我也不好多問。

“去哪？”我問。

“厚街。”他聲音不高，像怕驚到誰。

羅湖到東莞厚街，夜里跑這一趟，行情兩百八到三百五。我先探價：“三百八，含路費。”

他抬眼：“太貴了。”

我笑得不急：“兄弟，這錢也就夠油和過路，還得空車回來呢。”

他盯著我，一字一頓：“兩百。”

兩百？這幾乎等于白跑。我心里起火，臉上還掛笑：“兩百你找地鐵，可你看看，現在幾點了？”

僵持三秒。我吐出一口煙，松口：“兩百八——交個朋友。”

他指尖抖了一下，點頭：“好。”

這時我才看清他的臉——既累又慌，蒼白得像沒血色。他把相片塞回口袋，眼神避我。直覺攥住我后脖頸：這單不光是錢，可能還有禍。

我握緊方向盤，掌心全是汗。有時候，司機抓住的不是方向盤，是一根把自己勒住的鏈子。——我攥著它，它也攥著我。

“兄弟，怎么稱呼？”

“阿勇。”

“湖南？”

“永州。”

“跑著跑著你再說。”我把煙摁滅，腳下輕點油門，車子像一條謹慎的魚，潛進夜色。

車窗外，羅湖的霓虹燈像翻舊賬，嚴肅的像一個個欠條。

第二章 · 喪事插曲

車到西麗，他忽然勒我：“師傅，先停一下……我去個廁所。”

城中村的夜是濕的。墻皮鼓包，像潮氣把磚縫撐開；“辦證/借款/小時工”的小廣告壓一層貼一層，像把債貼在臉上。我們拐進第三條巷子，撞上一場喪禮。

白布橫門，花圈排得密密麻麻；哭腔忽高忽低，像一口喘不過氣的肺。鐵盆里紙錢噼里啪啦，灰燼貼著夜風撲到我擋風玻璃上，像一只只落不下去的手。

阿勇呆了一下，眼睛給堂屋那桌熱氣勾住了。那眼神我懂——餓到極處時，人的眼神會像狗。我喉結下滑，胃在里面敲鼓。

“進去蹭口吧，就說我朋友家。”我壓低嗓子。

他點頭，不吭聲。

堂屋里油煙翻騰，哭聲和酒氣攪在一起。幾盤肉菜在白布下冒著氣，香得進人心口。我們剛摸到筷子，操辦的年輕人圍上來，冷冷：“隨分子才能落席，最少一千。”

我臉當場僵住。口袋里連五十都掏不出，空得能灌風。阿勇手在褲縫里攥緊又松開，眼里一層慌。我干笑：“錢在車上，我去拿。”

才轉身兩步，背后有人罵：“兩條窮狗，敢白吃？”

棍子貼脊背落下來，砸得我眼冒金星；阿勇被一腳踹翻，臉貼泥地。我們撒腿狂奔，哭聲、紙灰、咒罵一股腦追著。

巷子窄又濕，馬燈一晃，墻角霉苔被鞋底搓得直滑。有人提椅子砸過來，差點劈我肩頭；阿勇拽我一把，我們狼狽鉆進另一條小巷，像兩只被獵狗追的野狗。

跑到垃圾堆旁才停下，肺像被人從后面抓住掐。背后仍有人遠遠罵：“下次讓你們連命都別想保！”

我和阿勇靠墻大口喘，紙灰落在額頭上涼涼的。那會兒我才打了個寒戰：死的是這片的地頭蛇。

我們踩了線，闖到不該來的桌子。這里的酒肉是給權勢擺臉的，不是給窮人續命的。

阿勇捂肩，眼神空得像灰：“師傅，做人太苦。來生，別做人。” 我喉嚨哽住。夜像一口鐵鍋，我們在鍋底。火再怎么跳，點不起光。

第三章 · 夜車里的對話

我一腳油門，車像受驚的老狗，從黑里竄出。后視鏡里還晃幾道影子，罵聲被風扯碎。

車廂安靜得只剩呼吸，像胸腔里卡了硬物，我先開口：“兄弟，咱都活得有點窩囊，是吧？”

阿勇側過臉，沒說。

我苦笑：“我老家駐馬店，六個兄弟姐妹，我老大。十七歲南下，口袋三十塊。白天搬磚，晚上撿垃圾，攢了錢，學開車。

賺的錢，一塊一塊往家里打，先供三個弟弟上學、娶媳婦，再讓兩個妹子念完。到頭來我自己成了眷外人，婚事耽擱到四十。”

我抹了把眼角：“后來在老鄉撮合下娶了老家的，一開始還行。可她眼里只有錢、只有她娘家。

有幾次我收車回去，鍋里連口熱飯都沒留。她說：‘你要會掙錢才叫男人。’我心里明白，可人到這年紀，離了又去哪？”

我說著說著嗓子發顫：“弟妹們心疼我，可各家都有各家的難。跑了一輩子，回家像個外人。”

阿勇伸手拍我肩：“許哥，你不窩囊。你一個人，撐了六個人的家。”

我把牙咬住：“撐天的人，常在地上爬。”

車里沉了一分鐘。阿勇抬起那只缺兩指的手，指節在儀表燈下突兀得像釘子。

許哥：“我跟你說吧。我在廠里做保安，夜班。那晚有人來偷銅線，我擋了……被砍掉兩個手指。

后來才知道，帶頭的是老板小舅子，賭輸了錢，自導自演。報警也白搭，人家一句‘一家人鬧著玩’。

工廠老板怕鬧大，賠了十五萬——打到保安外包公司。我們就像豬仔一樣，被賣來賣去。

黑心的保安公司老板，把錢吞了，只給我兩萬，還揍我，說‘再咬就弄斷你剩的手指’。”

他說到這兒，眼淚快流出來了，繼續硬咽說下去：“我不得已回老家養傷，老婆關節炎，翻不了身，兩個孩子讀大學要交學費，處處都要錢，沒有辦法我才來深圳，要回那十三萬。”

“許哥，”他輕輕說，“人活得不如狗。狗好歹有人喂。”

我沒出聲。夜風從窗縫里鉆進來，吹干了眼，卻吹不走心里的酸。

我們倆——一個跑了一輩子車，一個斷了兩根手指——被命運塞到同一輛車里，排隊挨疼。

第四章 · 夜半堵門

風從南山海邊拐過來，夾著潮腥和舊樓里曬不干的霉味。阿勇指一處老小區：“許哥就這兒，黑心保安老板晚上常住在他小情人的屋。”

我把車停在監控下，確認行車記錄儀在錄。把充電寶塞給他：“免提開著，出事我就報。”

“許哥，你在車里等。真要動手，你別上來。”
“快去快回。”
“嗯。”

他踩上臺階，感應燈一亮一滅，樓道像一根反復咳嗽的氣管。四樓飄下“嘩啦——啪”的麻將聲，男人笑罵油膩空心，像往熱油里丟硬幣。

忽然砰地一聲，凳子翻倒，女人尖叫。阿勇的嗓子透樓板劈下來：“把錢給我！十五萬！憑證在我手里！”

門內拖長腔：“哪來的瘸雞？——六萬！”

門鏈“喀嚓”斷，四個馬仔沖出。領頭叼著牙簽：“小逼仔子？拿命換線，值不值？”話音還在，一肘撞進阿勇胸口。阿勇貼墻，抬起殘缺的手：“把黑下的十三萬還我。”

“賞你娘！”第二個一腳頂在他小腹。屋里有人隔空嚷：“快點，清一色來了！”

我沖進樓道，嗓子發虛，也得扯出來：“已經報警！樓道監控都拍著！”
他們一怔，又合圍過去。阿勇側身往下蹚，膝蓋磕在踏步邊，文件袋散開——工傷認定、對公轉賬截圖、賠付清單攤了一地。

“阿勇——跑！”

他借勢下沖。單元門被我一把推開，四人追出，黑 T 抄起鎖鏈欲抽。我本能一腳油門，車尾撞上隔離樁“哐——”，火花蹦出兩點白。紅燈攔住我們，馬仔撲到門把手。

遠處忽地響起警笛，警燈紅藍交錯，像在夜里扯開一條口子。

“別動！抱頭！蹲下！”電筒直射，手銬咔噠。有人狡辯：“警官，朋友鬧著玩……”還沒說完就被按在引擎蓋上。

“車上那位也下來！”電筒掃到我和阿勇。阿勇點頭：“走吧。”嘴唇因失血微白。

局里的一夜很長。燈黃得像舊照片，鐵椅冰，問話室桌面更冰。民警問一句記一句，鍵盤噠噠像雨落鐵皮屋。監控調出來，畫面一幀幀過，空腔里的氣也一格格落地。

阿勇把證據一件件遞上，幸虧還有備份材料，指尖仍在抖：合同復印件、工傷證明、體檢報告、賠付到外包公司的對公流水、個人僅兩萬元的入賬憑條。紙張邊角被血汗粘得發硬。

凌晨三點，領頭馬仔嘴軟。四點，筆錄里敲進“尋釁滋事”“惡勢力糾纏”。

五點，承辦民警把對面人叫來：保安公司老板，油頭眼袋。

民警把材料一拍：“廠里對公到你們對公十五萬，實際到人兩萬。剩下十三萬去向寫‘渠道服務費’。問：你們是哪條渠道？”

老板嘴角抽了一下：“這……這是行業——”

“慣例是法律嗎？”民警把聲線壓下去，“還想不想開公司？”

空氣凝成一塊冰。老板背脊塌下去：“我……我補，立刻補。十三萬，一分不少。”

我看見阿勇喉結動了兩下——那是一口憋太久的氣，終于從胸腔里出來。他把那只殘缺的手縮回袖口里，像把疼輕輕放好。

辦完手續，已是凌晨五點。派出所外，風吹到臉上像紙。阿勇把銀行卡和收條裝進紙袋，站在臺階上，像被夜色抽空，卻撐著沒倒。民警交代：“天沒亮別走，七點再走。”

又對我：“回去休息，別守所外。”

我上車，饑困像兩只手，從后頸往下擰。我把自己折在后座，像一枚小小的訂書針。窗外天色一層層褪黑，像有人用橡皮擦天空。

夢里沒人，只有路燈一點點后退。

“嘀——嘀——”

喇叭從身后頂來，像把力氣不大的錘子敲后腦。我彈起，已是早上八點。剛起步，后視鏡里阿勇拎著東西追，我靠邊急剎，他拉門坐進副駕，雙手捧著熱的小籠包和豆漿：“許哥，先吃！燙！”

熱氣撲臉，嗓子里堵著硬的東西上不來下不去。他又從兜里摸出一疊皺巴巴紙幣，抽出五百塞過來。

我搖頭：“你家里更緊。先給老婆看病，孩子交學費。”

他把錢按我胸口，眼眶紅得像被火烤：“昨晚要不是你報警，我可能把另一只手也搭上了。警察把事理清，當場讓他們把錢打我卡上……許哥，命便宜，也是命。”

豆漿燙到鼻尖，我含混地點頭。

“他們讓我七點再走，我就等到七點。路上想，找不見你就去車站蹲你。你跑夜，我總能等到你——你看，我找到了。”

我把錢收起，又抽三張塞回他：“先給家里打學費。剩下手續，我們一步一步補，你不是一個人。”

他這回沒推，攥緊錢，像握住了一個小小的把手。我打著轉向并入車流，導航跳出兩條線。

阿勇問：“走哪條？” “遠一點那條。我送你到車站，今天不差這點油。”

他笑，不亮，但穩，像清晨第一盞準時亮的路燈。我們不再說話，中控臺上的豆漿冒一縷白，像替奔波的人點的香。

此時FM103.7播放著粵語《友誼之光》好像為我與阿勇的經歷畫個句話。

第五章 · 生日的孤獨

最讓我崩潰的不是喪禮，是生日。

那天我把賬算了一天又一天：一個月夜班，擠出點余錢，帶老婆孩子去福田一家口碑好的早茶店。

我換了件干凈襯衫，領口磨白了，可我挺直了腰。體面這東西，窮的時候更想。

門口收費牌豎著：20 元/小時。我抬眼看那數字，心里掂量：能加三升油，能多跑半夜。于是我把車停到兩公里外的免費巷子，快步往回跑。

進門時，她們正起身。
女兒說：“爸，你怎么才來？”
妻子在旁邊淡淡：“我們等你很久了。”

我看他們手里空空，桌面擦得干干凈凈——沒給我留一口點心。
我張嘴，想說停車費太貴，剛擠出“我……”字，聲音就像被誰掐了。
妻子把包背上：“走了，等會兒遲到。”
女兒沒惡意，還是笑，笑里不懂我這口氣從哪里堵起。
我跟在后頭下樓梯，鞋底啪啪啪響，像自己抽自己臉。

那天晚上我繼續跑車，路燈像佛前的長明燈，一個個冷冷立著。我忽然明白：我所謂“為家人好”，在別人眼里，常常只是寒酸的自我安慰。尊重比錢貴，比蝦餃還難咽下。

深夜回到家，門虛掩著。她在刷短視頻，亮屏把她臉照得白白。

她抬眼：“你今天還回來？我以為你又跑通宵。”
我把鑰匙放下：“我餓了，就像吃一碗面條。”
“你怎么不早說？你總是這樣，突然。”
我笑笑：“我以為……不用說的。”
她沒接，手指在屏上滑。

我去廚房找了一圈，只翻出半袋饅頭和一碗冷稀飯。
我坐下，掰饅頭，熱水沖下去，冒一點點虛的氣。
她的聲音從客廳漂進來：“下個月房貸、你爸媽藥……你跑得再晚也就那點錢。”
我“嗯”，咽下一口燙到嗓子的水：驚喜是貴族的權利，我們這些人要的是平安落地。
我把空碗扣在桌上，白瓷面反光，像一只看不見底的眼睛。

第六章 | 老許的眾生相

夜是最會逼人說真話的時辰。白天人都戴著面具，西裝、口紅、笑臉、應酬；可夜里，一關上車門，他們就松開了，露出真實的臉。

有人笑得癲狂，有人哭得無聲，有人什么也不說，只剩一聲嘆息。我開了二十多年車，見過太多夜里的臉。那一張張臉，比燈火更刺眼。

昨晚機場接到一個“老板”。西裝皺巴巴的，鞋幫開線，手里攥著個公文包，一坐下就開始罵人。

“明天誰敢請假，就給我滾！項目爛成這樣，你們還有臉睡覺？！”

他罵到嗓子冒煙，掛了電話，腦袋垂下來，聲音發抖：“兄弟，你說，我是不是不該創業？”

我瞟了一眼他那只抖個不停的手，皮鞋底子磨穿了。我心里明白：這不是老板，是撐不下去的小人物。他問我，我笑：“該不該都干了，能撐一天算一天吧。”

他點點頭：“嗯，我也只能這樣了。”

凌晨兩點，一個包工頭上車，一瘸一拐，腰直不起來。

“醫院開了止疼藥，說得手術。我沒時間，工地還得澆筑，甲方是找各種理由扣錢。”

我說：“哥，命要緊。”

他冷笑：“命不值錢，工期才值錢。”

這時電話響了，妻子哭著喊：“孩子燒到39度了，醫院說要住院，你回來不回來？！”

他沉默了五秒，紅著眼說：“我一會兒就回去。”

掛斷電話，他攥著褲縫，嘴唇抖，像要咬碎自己。

雨夜，一個外賣小哥摔破了腿，褲子上血一股股流。他捂著膝蓋打電話：“哥，對不起，會遲十分鐘，你要退單我不攔。”

掛完電話，他看著我：“師傅，早買保險就好了。”

我遞紙給他：“現在買也不遲。”

他慘笑：“遲的不是保險，是命。”

雨水一滴滴從他頭發流下，混著血，像眼淚。

白天也不輕松。一個小公務員下班，西裝領口皺了，手里還拎著厚厚的材料。

他一屁股坐下，嘆了口氣：“天天寫材料，領導一句不滿意，就全推翻。大學學歷史的，現在天天寫‘領導講話稿’。我他媽跟個文字農民工一樣。”

我問：“不打算換個環境？”

他苦笑：“體制不是鐵飯碗，是鐵籠子。想走走不掉，想留留不下。”

說完，他眼睛濕了：“女朋友讓我調去她那邊，不去就分手。可我真不敢走。”

夜里三點，一對情侶上車。女的哭得一塌糊涂：“你為什么不回我消息！”

男的冷冷地說：“我他媽在加班！你知不知道我一天幾點睡？”

他們吵了一路，最后女的突然安靜了：“那分手吧。”

男的愣住，眼睛紅了，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她下車前問我：“師傅，他是個好人嗎？”

我點點頭：“他是個累人。”

她苦笑：“那就夠了。”

還有個穿著艷麗的女人，一上車就喊：“師傅，快點，去海景酒店。”

她掏出電話，聲音溫柔：“老公，我加班，不用等我。”電話那頭傳來孩子的哭聲，她眼眶一紅，掛斷。她忽然問我：“師傅，你結婚了嗎？”

我點頭。她笑了笑，眼淚卻掉下來：“我也是。可惜啊，他只在乎孩子和貸款。你說，我是不是很壞？”

我沒回答。她下車時，鞋跟一崴，差點摔倒，香水味在雨里散開，刺得我心發酸。

我也拉過IT男。三十六歲，從大廠被裁。一上車，他就盯著手機，反復刷新招聘軟件。屏幕上寫著：“35歲以下優先”。

他喃喃：“我今年36，簡歷投出去就像丟井里。”

我安慰：“也許能行。”

他搖頭：“他們要的不是人，是年齡。”

我甚至拉過想跳河的男人。他坐在后座，低聲說：“師傅，我下車就跳河。”

我嚇一跳：“你別跳啊！”

他說：“我欠了五百萬，房子跌成這個鬼樣子，工作也沒了，老婆孩子都走了，我活著還有啥意義？”

我把車停在路邊，陪他聊了一會兒，給他買了瓶水。他最后輕聲說：“謝謝你，我再去看看明天還有沒有面試。”

這些人，一個個掠過我的副駕駛，就像一陣陣風。我見過老板的狼狽，工人的傷，公務員的疲憊，外賣小哥的血，情侶的崩潰，女人的眼淚。

每個人都有一張說明書，上面寫著： “小心使用，不要期望太多，謹防過熱，切勿劇烈轉彎。”

他們上車，下車，走進自己的圍城。有人困在錢，有人困在情，有人困在病，有人困在年齡。可他們都一樣，撐著，咬牙，硬說“沒事”。

我叫老許。干這行二十年，我發現出租車不是車，是城市的下水道。什么渾水都得吞下去。可車窗一關，所有人都能在里面放下偽裝。

你們都在演主角，可只有我，看見了你們卸下來的真相。你們哭，你們笑，你們絕望，我都看見。

可要是你們哪天在后視鏡里看我一眼，你會發現—— 我，也是你。

尾聲：

我叫老許，四十七歲，跑了二十多年出租車。

深圳這地方啊，白天認路，晚上認命。

你問我現在還想不想換工作？

不想了。

不是不愿意，是不敢了。

你到這個歲數，所有換字打頭的詞——換車、換城、換行當、換婚姻——全都像刀子。它不是讓你變得更好，而是直接告訴你：代價是你再也爬不起來。

所以我就握著這方向盤，一圈又一圈地轉，一圈又一圈地回原地。有人說方向盤能掌握命運，其實更多時候，它是條鎖鏈。你抓住它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自己只能在這張座椅上坐一輩子。

有時候我在紅燈前閉眼，三秒鐘，就夠我做一個清醒的夢。

夢里我沒有車、沒有賬單、沒有拼命省下來的電費和油錢。只有一家人在桌前吃飯，女兒把她沒吃完的蝦餃夾給我，說：“爸，你最辛苦，給你兩個。”

現實里呢？她寫作文《我的爸爸》，總是寫“很忙，很晚，很辛苦”。我從來沒看她寫過“厲害”、“溫柔”、“我喜歡我爸爸這樣”。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還小，不知道一個人開一輛車，能開到什么樣的絕望。

我也不怨她。更不怨老婆。人活得夠久就明白：抱怨沒用，該花的錢你還得花，不該來的話你還得聽。

我怕的不是苦，是被替換。

哪天我病倒了，這方向盤換個人抓住，車子還是照樣開，城市照樣轉，我只是被抹掉的那一個。

你說這日子值嗎？

我不知道。值不值這種問題，窮人沒資格問。我們只能問一句：還走不走得動？

只要能走動，哪怕腿瘸，手抖，心冷，都要開下去。

人到了某個時候，就會明白：“驚喜”是給有錢人設計的權利。我們要的，不是彩蛋，是活口。

所以我每天出車，像是出殯。送自己，送過去的自己。

有時候我羨慕那些不肯低頭的人。可是我知道啊，不低頭，脖子斷得更快。

我想被好好看一眼。哪怕只有一眼。不是同情，不是打賞，是那種真正的、沉默的、眼神里有“你辛苦了”的那種。

但這個城市太忙，忙到連看一眼都嫌浪費時間。

所以我只能開車，開在這城市的血管里，像一粒沒被認出來的血細胞，一邊奔跑，一邊祈禱別被清除掉。

到了晚上，儀表盤亮著，像一張欠債單。我一邊開一邊算：不開空調省四十，多跑一小時賺一百，合起來能換孩子的數學練習冊和老人的降壓藥。

我不吃不要緊。他們能吃就行。

每次車停穩，我都會習慣性看后視鏡。以前是看后座有沒有客人落下東西，現在是看看那個叫“我自己”的人，還在不在后頭追著我跑。

我也不是沒想過停下來。可我怕，一停，腳就再也踩不下油門。

怕我再啟動的時候，副駕再也沒有人給我遞來一杯熱豆漿，說：“許哥，燙，小心。”

怕夜再深，也沒有一個人等我回家。

怕那盞“有點閃”的燈，從此徹底熄了。

我怕我太太有一天跟我說：“老許，咱別過了吧，我累了。”她早就累了，只是一直沒說。

我怕女兒哪天大聲對我喊：“你除了出車你還會干嘛？！”

我怕的，不是世界拋棄我，是連我自己都不想再回這個家。

這些年我一直在修自己：把憤怒拆下來，用沉默頂；把失望拆下來，用面包替代；把自尊摘下來，掛在倒車鏡上，等沒人看見的時候再戴上。

修不好的地方，就接著用。男人的說明書上，只有一句話：壞了也要接著干。

有人說生活像電影，我覺得電影反倒仁慈。電影里至少會喊一聲“咔”，生活連咔都不說，只會在你快喘不過氣的時候——“再來一遍”。

我不知道我的方向盤還能握多久，也許一年，也許三年。到時候，這輛車可能報廢，我也差不多。

但在那之前，我還有力氣，還有心跳，還有一個被你看不見但我一直在抓住的愿望。

我想過一段不用總算賬的日子。

哪怕只是一段。

哪怕只有一次，有人對我說：“老許，你已經很厲害了。”

不是夸我，是相信我。

不是可憐，是尊重。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用再開這輛車了，我想坐一次副駕，不說話，看著窗外一盞一盞路燈亮起。

就像現在，我把窗慢慢搖上，只留一個縫。

風吹進來，帶著鹽和鐵。

方向盤被夜色擦亮了。

不是因為它更干凈，是因為我終于承認：

它不是命，是工具。

工具會老，人也會老。

最要緊的事，是在它還能轉的時候，我敢不敢承認自己的怕，敢不敢在怕里繼續往前。

我不偉大，也不重要。但只要我還能開下去，哪怕是鍋底那點火星，我也知道：

只要有熱，就能把明天點著。

——完。

關于作者：

在當下極度不確定的大時代里，我們焦慮、迷茫、沒有安全感，我們不缺產品，不缺包裝。真正稀缺的，是感情，是人與人之間那份久違的信任與溫度。

我是趙鴻彬，深圳民革黨員，作家。我的主業是做全球標桿企業研學，我走過無數企業，看過無數階層。我看見了太多人的命運：有人跌倒，有人掙扎，有人咬牙扛過苦難。

我們每個人都渴望被看見，被理解，被鼓勵。我的文字，我的原創小說，不是講述別人，而是折射我們共同的處境。或許你會在字里行間，看到自己的影子。

寫作于我，不只是表達，更是一種使命：為無聲的人發聲，為卑微的命運留痕。

如果這篇文章打動了你，請幫我把它傳出去。讓更多人看見人間的疾苦，也感受到人間的溫暖。在這個冷漠的世界里，真正能彼此扶持的，唯有人心。

——鴻彬

2025年9月7日于深圳辦公室